摘要：本文梳理了现代学者对南朝陵墓石刻研究的艺术史观和基本研究方法。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不同时代的中外研究者，用不同的艺术史观和考证资料诠释了他们对南朝陵墓石刻包含的各种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体现出艺术史观和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的决定性作用。今后，中国学者会出现在南朝陵墓石刻源流的传播线索的实地上，用新的史料和史观，开拓出新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南朝陵墓石刻；艺术史观；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J120.9文献标识码：A
现代学者对于南朝陵墓雕刻的研究，真正体现了每一部美术史都只是一个美术史家或一种方法的历史的这种观点。从瑞典学者喜龙仁用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方法开启现代研究的大门，到学贯中西的朱希祖父子和滕固开始进行的六朝陵墓专门研究，再到林树中和罗宗真将考古学新发现和传统文献紧密结合的南朝陵墓石刻系统研究，一直到最近通过国外研究资料对有翼兽作出系统研究的李零和对有翼兽格里芬传流问题作出深入研究的日本学者林俊雄等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资料背景下，从不同的观念出发，对这一千五百年的遗存，作着不同的价值判断。“阐释历史者，亦被学术史阐释。”[注:参见任东波《范例与超越：全球史观的实践和全球化时代的批判——评<全球通史>》一文，《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2期。]我们将以这些主要的现代研究者为线索，梳理八十年来的南朝陵墓石刻研究史观和方法变迁的脉络。在这一疏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南朝陵墓雕刻研究中，南朝陵墓石刻源流问题始终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南朝陵墓石刻源流问题逐渐从论证是否有外来因素影响过渡到借助有翼兽研究等方法确定外来影响步步可考的途径究竟如何了。
不同时代的研究者，用不同的艺术史观和考证资料诠释了他们对南朝陵墓石刻源流问题的不同的观点，通过对研究者史观与研究方法的研究，我们会了解到研究视角往往决定了研究结论。
一、南朝陵墓雕刻研究的开拓者喜龙仁的艺术风格学观念和考古学方法
1978年，百废待兴之际，林洙开始整理300多万字的《梁思成文集》。她遇到困难最大的是对《中国雕塑史》一稿的整理，原稿在引用图片时标注最多的字样是“siren××图”，这当然是指“某本书的某张图”了，但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林洙到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去查问，没有结果。后来她又向北大图书馆的一位专家求教，终于在图书馆的西文书目中查到了Osvald Siren（喜龙仁）的一本专门讲中国雕塑的书，那位专家肯定地说，梁思成先生原稿中所指的“siren××图”，一定就是Siren的这部《中国雕刻》中的插图。当这本书送到林洙面前时，她真是喜出望外，书中“××图”的内容，与梁先生文中描述的完全一样。[注:参见林洙《怀念先生的最好方式》一文，光明网，https:// .cn/qkimages//ysbj/ysbj200803/ysbj20080312-1-l.jpg" hspace="15" vspace="5" align="">
《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英文版
在该书出版之前，对中国雕塑的研究如同梁思成言：
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故殷周铜器，其市价每以字之多寡而定；其有字者，价每数十倍于无字者，其形式之美丑，购者多忽略之。此金钱之价格，虽不足以作艺术评判之标准，然而一般人对于金石之看法，固已可见矣。乾隆为清代收藏最富之帝皇，然其所致亦多书画及铜器，未尝有真正之雕塑物也。至于普通玩碑帖者，多注意碑文字体，鲜有注意及碑之其他部分者；虽碑板收藏极博之人，若询以碑之其他部分，鲜能以对。盖历来社会一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注:参见梁思成著《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喜龙仁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研究状况。1921年到1936年期间喜龙仁多次来中国访问考察，他是以现代学者的眼光，将包括雕塑在内的中国艺术系统地介绍给西方的第一人。陈传席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特点及状态》一文中说：“（在亚洲美术史学）开始以日本人较深入，日本人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中国，基本上是文字资料的综合和深入及条理化，同时也吸收一些西方人的研究方法，即把美术史放在整个文化史和社会史中去研究。西方人喜龙仁最早把中国古代绘画集中起来，分时代分册出版，从绘画作品中即可见出绘画发展的历史，同时他又把中国绘画的史料分时代分画家等分册出版。这样，研究绘画史就以绘画作品为主，再以史料互证，就显得先进得多。在西方产生重大的影响，更给西方人研究中国画史带来方便得线索，其后，李铸雷、方闻、艾瑞慈、高居翰、岛田修二郎等继承这一方法，并使之更深入、更细微并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注:参见陈传席《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研讨会论文提要》一文，北京，2000年9月，https:///articles/articles.asp?file=/articles/s01020010207.htm&type=200.]不仅对绘画艺术的研究如此，喜龙仁对中国雕塑的研究也同样进行了时代划分。喜龙仁在《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一书中，将中国雕塑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古拙时期：南北朝、北魏、东魏、西魏；二过渡时期；北齐、北周、隋代；三成熟时期：唐代；四衰微以及复兴时期：晚唐、宋、辽。在喜龙仁这里，南朝陵墓石刻就成为以艺术风格学为基础理论的中国雕塑史整体的一部分，为这一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１９２８年他又在《东方艺术》（Eastern Art）杂志上发表《早期中国艺术中的有翼兽卡美辣》（Winged Chimseras in Early Chinese Art）一文，首次通过有翼兽的系统研究提出南朝石刻石兽风格受到波斯、亚述影响的观点。[注:参见朱偰《齐梁两代石刻和雕塑评价》一文，《东南文化》，1986年第2期，第134-136页。]
作为现代眼光作南朝陵墓石刻研究的开拓者，无论喜龙仁的艺术史地位还是其艺术史观都有特殊意义。
首先，喜龙仁的实地研究是西方考古大发现过程中重要的环节。
他实际上身处西方考古大发现时代最后的时段中，就在他来中国前不久，斯坦因（Aurel M. Stein，1862-1943）和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人刚刚在敦煌等地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南朝陵墓石刻是佛教兴盛时期最大的非佛教石刻艺术遗迹，考察自然也离不开佛教雕刻的背景。而从研究中国佛教雕塑的角度说，他是众多从考古学入手研究中国佛教艺术的西方大师中的一个。在佛教艺术研究的学术史上，他经常是和斯坦因和伯希和这样的享誉全球的名字排在一起的。[注:李玉在《中国佛教美术研究之回顾与省思》一文中说：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对我国的文化与艺术影响深远，而直到20世纪初，学者们才开始中国佛教美术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工作。代表人物有英国的Aurel M Stein，德国的Albert Grynwedel、Albert von Le Coq，法国的Paul Pelliot、Victor Segalen、Emmanuel E Chavanness，瑞典的Osvald Sirun（喜龙仁），美国的Langdon Warner、 Hellen B Chapin、Alexander C Soper等。而樊锦诗在《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中也说：“这一阶段国外一些学者依据伯希和、斯坦因公布的照片和资料，对洞窟进行了研究。在分期研究方面，日本人小野玄妙于1924年即已开始，此后有1931年巴切豪夫（L Bachhofer）， 1933年喜龙仁（Osvald Siren）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