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对知识组织论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理论研究方面，马费成、刘洪波、王知津、蒋永福等人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近几年的研究主要限于技术方法方面。应该继续深化和拓宽知识组织论研究。未来的知识组织论研究，应该在以下三方面取得进展：技术方法研究、认知观研究和“知识——权力”问题研究。
关键词 知识组织 研究进展 未来展望
通俗地说，知识组织是指对知识客体所进行的诸如整理、加工、揭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知识组织论就是关于知识组织的理论与方法。从渊源上说，知识组织论是从以文献分类、标引、编排等为内容的文献组织理论升华和深化而来，1993年久负盛名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更名为《知识组织》，就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知识组织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多种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对知识组织问题的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不过，近几年的知识组织论研究主要限于具体技术方法问题，而缺乏深度理论研究，在理论拓宽与创新方面似乎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冷却”迹象。鉴于此，笔者认为，认真梳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审慎探讨和规划未来发展路向是必要的。
1、我国知识组织论研究的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使用“知识组织”一词的是著名学者袁翰青教授。他在其1964年发表的《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一文中指出：“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更明确一点可以说，文献工作是将分散记录起来的知识，特别是文献中新发现的知识单元，经过学术分析与抽出之后，用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对使用者提供最大的便利，能随时被检索到并参考利用。通常所谓文献工作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知识组织工作的一方面和情报检索工作的一方面”。从现代知识组织论研究范围看，“情报检索的工作”实际上属于知识组织工作的一部分，看来袁翰青教授尽管最早使用“知识组织”一词，但他似乎尚未注意文献组织和知识组织的区别。
第一个将知识组织与文献组织加以区分的是马费成教授。他在1983年就指出：“用文献为基本单元来评价、表示和组织知识所得到的，仅仅是知识组织和利用的‘物理解’，而非‘情报解’”。在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时，马教授认为：“这种状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文献具有特殊的偏好，而是人类还没有找到知识的有效表达方式；一旦着手研究知识时，不得不退却到文献这一层次，用文献间接地表示知识”。后来，马教授又明确指出：“知识信息的表达与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应该说，马教授的判断具有前瞻性，符合图书馆知识组织的未来发展目标。后来，马教授于2006年发表《概念地图在知识表示和知识评价中的应用》系列文章，较深入地探讨了用概念地图方法表示知识和评价知识的理论模型，这是布鲁克斯“知识地图”设想的进一步理论深化，具有较高的原创价值。
在我国，知识组织理论研究能够兴起并取得较系统进展，应首先归功于刘洪波先生。1991年，刘洪波有感于知识交流论不能解释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而发表了以“知识组织论”为题名的力作——《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文中指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是知识组织。……图书馆知识组织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结构的模拟和对大脑知识记忆结构的近似模拟”。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图书馆知识组织模拟了公共知识结构。……图书馆知识组织状态必须从公共知识结构进一步向个体的知识结构模式回溯”。刘洪波的意思是说，现有的图书馆知识组织方法如分类法，是对公共知识结构的模拟，而这种对公共知识结构的模拟是否有效，就要看其模拟结果与用户的个体知识结构的吻合程度。这一判断，已经很接近贝尔金的“知识非常态状态”、德尔文的“意义建构论”等“认知学派”观点。1990年代初，刘洪波的知识组织论研究是在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处于低谷时期出现的亮丽风景线。非常遗憾的是，刘洪波于1993年离开了图书馆界，至此，理论层面的知识组织论研究告一段落。
令人欣慰的是，从1998年起，王知津教授开始涉足知识组织论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王知津教授的知识组织论观点及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①从知识组织角度分析了知识的结构，并分析指出了一、二、三次文献形成的知识组织机理。认为知识由知识因子和知识关联两种因素构成，表现为网状结构；知识关联在产生新知识、形成新文献中起着重要作用，是知识有序化的必要条件；由于知识组织针对的微观对象(知识因子、知识关联)不同，所以文献有一、二、三次之别。②分析了情报组织的局限性，指出了情报组织向知识组织转移的必要性。认为情报组织局限在情报存贮与检索系统领域，不能适应信息社会乃至知识社会的发展，而知识组织比情报组织内涵更为深刻、丰富和明确，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情报科学的实质、目标和任务”“。③创造性地深入分析和描述了“知识空间”概念，并指出“知识空间”是知识组织的概念基础。④首次阐述了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和发展策略。⑤首次明确提出了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指出知识组织的目标是“对知识存储进行整序和提供知识”，知识组织的任务包括提供文献、评价科学文献和系统表述三方面。⑥建立了知识组织的概念模型，这一模型中的概念包括共同范围、网罗性、专指性、查全率、查准率、一致性、相关性。从以上可以看出，王知津教授的知识组织论研究，其内容始终集中于知识本体的表示即“对知识存储进行整序”方面。
继王知津教授之后，蒋永福也开始涉足知识组织论研究，在刘洪波、王知津二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拓宽和挖掘知识组织的相关理论问题。蒋永福所做的主要工作是：①首次定义“知识组织”概念，认为知识组织是指对知识客体进行的诸如整、加工、表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②在刘洪波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图书馆知识组织的机理，指出“图书馆是组织知识的社会组织”，“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方法论基础”。③认为图书情报工作(包括图书馆工作、情报工作、目录工作等)的实质是知识组织，分类法和主题法是图书情报部门知识组织的两大工具，知识组织论可以成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④首次专门论述了知识组织的历史、类型、实质和意义，认为走向知识地图和走向智能化是知识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⑤对知识组织的一种方法——知识聚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专门研究。⑥较深入地阐述了知识组织的语言学基础(包括语法学基础、语义学基础和语用学基础)，试图开辟知识组织的语言学研究路径。⑦归纳论述了知识组织的7种方法——知识表示、知识重组、知识聚类、知识存检、知识布局、知识编辑和知识监控。蒋永福的后期研究，没有局限在客观知识的组织，而是初步涉及到了
主观知识的组织以及知识组织的认知观问题。但是，自2002年后，蒋永福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其他领域，未能对知识组织论展开更加系统的研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蒋永福在论述知识布局、知识编辑、知识监控等知识组织方法时，朦胧地意识到了知识组织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问题，但蒋永福当年似乎尚未注意到福柯、布尔迪厄、华勒斯坦、劳斯等西方学者有关“知识——权力”学说，故而失去了利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资源来为知识组织论研究开辟新视角的一次机会。
除了上述马费成、刘洪波、王知津、蒋永福等人的较系统研究外，武汉大学情报学专业的一些研究生也曾涉足知识组织研究领域，似乎显示出新生力量在接续和推动。如严娜等提出了“知识自组织”概念，认为“知识组织是对显性知识的组织，而知识自组织则是针对隐性知识而言的。……知识自组织研究主要侧重于人的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知识自组织的目标是使知识在交流过程中产生会聚、增倍与意义的自创生”。李宏轩和马海群从图书馆学、信息科学和管理学3种视角分析了知识组织的发展方向，这3种视角依次是从文献组织到知识组织、从信息组织到知识组织和从信息资源管理到知识管理。邹曼莉、李宏轩认为“知识组织必须以知识共享为目的，以知识创新为目标”。然而，从基本发展趋向看，自2002年以后，我国的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研究，出现了几乎全面转向“方法”层面的发展态势，而“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
2、我国知识组织论研究的未来方向展望
目前我国的知识组织论研究之所以出现方法“热”、理论“冷”的局面，与人们对知识组织论研究的理论意义的认识不足或偏颇有关。
2.1知识组织论研究的理论意义
知识组织论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知识组织论比较好地解释了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机理。知识组织论是一种综合性理论，它涵盖了分类、编目、检索等几乎所有的图书馆内部业务活动，是图书馆内部活动机理的抽象概括，对图书馆内部活动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二，知识组织论很好地克服了以往经验描述式研究的局限。在研究对象上，知识组织论主要面向图书馆的内部活动，但在研究方法上它并非为“内向性研究”。知识组织论研究引入知识工程学(或称人工智能)、符号学、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心理学)等多种学科资源，对图书馆内部活动机理进行多学科开放式综合与概括，因而它是一种理论抽象，而不是经验描述。
第三，知识组织论是图书馆学的自主创新理论，能够说明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表现为多方面，但对知识信息进行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组织，无疑是可以“傲视”其他社会部门的核心竞争力表现之一。如果图书馆学忽视甚或放弃对知识组织的研究，无疑等于漠视或放弃自己的“看家本领”或核心价值。
总之，知识组织论研究最能体现图书馆学的学科特性，最能体现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人类对知识组织的理想要求永无止境，知识组织的理念创新和方法创新也必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而知识组织论研究也具有不可言尽的开放性和永久性。图书馆学没有理由忽视知识组织论研究，而只有继续深化和拓宽其研究的必要。，
2.2关于深化和拓宽知识组织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未来的知识组织论研究，有必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深化或拓宽。
(1)深化技术方法的改进研究
毋庸置疑，知识组织研究，首先是一个技术方法问题。如何组织客观知识问题，永远是知识组织论研究的基础内容。传统的分类法、主题法、书目法、文摘法、索引法等仍然有继续改进其方法和效率的研究余地。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数字环境下组织知识和提供知识，将是知识组织研究的新课题。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这就是目前方法“热”的原因所在。如有的人研究把传统的叙词表、分类表改造成知识本体、主题图等语义工具的问题，有的人研究用“开放本体导航工具”来组织知识的问题，有的人研究利用“思维导图可视化词典”来改进知识组织方法的可行性问题，有的人研究跨库浏览和检索的互操作及其实现问题，有的人研究语义化知识组织问题，等等。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知识组织的语义化、智能化、本体化、可视化、个性化，是技术方法创新的主要发展趋向。总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改进知识组织方法及其效率问题，仍然是未来知识组织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2)深化认知观研究
上面说过，知识组织研究，首先是一个技术方法问题，但是，知识组织研究又不仅仅是技术方法问题。以往的知识组织论研究长期以来只关注客观知识本身的组织方法问题，而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所组织的检索系统如何与用户需求对接?也就是说，以往的知识组织论研究有一个预设，那就是：用户能够自主准确地表示自己的情报需求，能够与检索系统无障碍地对接，进而实现需求的满足。然而，这种预设是错误的——用户往往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情报需求。一旦用户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情报需求，就会致使我们所组织的检索系统无用武之地。这就说明，我们的知识组织产品——检索系统，必须与用户的需求表达对接，才能发挥其效用。用户对自身需求的表达实际上是对自身当下知识结构欠缺状态的表达，这种表达首先是一个认知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所以，以后的知识组织论研究，就必须研究检索系统与用户之间在认知层面上的交互问题。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问题必须明确：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产品——检索系统的设计，不应该只以“科学”、“规范”为依据，而应该以对应用户的需求表达为根本依据。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注重知识组织的技术方法问题，更应该重视如何识别用户需求的认知问题。这种以系统与用户之间在认知层面上的交互为核心问题的研究，称为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中的“认知观”，其研究群体称为“认知学派”。认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梅、布鲁克斯、贝尔金、德尔文、英格沃森、维克利、萨瑞塞维克等。在我国，较早、较系统地引介和评论认知学派的学者有王崇德(1983年起介评布鲁克斯的研究成果)、赖鼎铭、邹永利、汪冰、师睿宏等。此外，一些高校研究生选择“认知观”课题完成了学位论文。总体而言，国内目前对认知观的研究，仍处于引介和评论阶段，尚未取得自主性研究成果。显然，认知观研究应该成为未来知识组织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3)用“知识——权力”观拓宽研究视野
提起“知识——权力”观，自然首先想起此论说的集大成者福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性史》等著作中，深入细微地考察过“知识——真理——权力”关系链的运作机理。他认为，知识为权力生产和提供真理话语，权力依凭真理话语实施它的统治，即：真理不是什么客观存在，而是被“御用”身份的知识分子制造出来
的，统治者通过控制和利用知识分子生产出真理，以此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真理都为权力充当了手段。用福柯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在福柯看来，知识问题不只是属于人的纯粹认识活动，也不仅仅是为了达到认识客观对象的真理，而是为各个历史时代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所控制，并为统治者的权力运作服务，即知识充当了“权力的眼睛”。正是由于权力得到了知识的支持，权力实现了它对全社会的监控体系建设，使得全社会变成了全景式的“圆形监狱”。在这一“圆形监狱”中，权力渗入社会的毛细血管，无孔不入，使得任何主体的活动都处于“制度性注视”的对象，主体成为“顺从的身体”，这就意味着：成为一个主体，就是被支配。
按照福柯的观点，任何有关知识的运作，都离不开权力的干预、监控。那么，作为知识运作活动的图书馆知识组织活动，是否也同样跳不出“权力的掌心”呢?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
A、图书馆是不是在权力监控下从事知识组织活动?
B、如果A是肯定的，那么，图书馆的知识组织活动是如何受到权力的监控的?
C、如果A是否定的，那么，图书馆的知识组织活动又何以抵御权力的监控呢?
无论A问题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从ALA等许多国家图书馆协会发表的有关知识自由的宣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IFLA的有关知识自由宣言看(当然还有一些国家所发生的公共权力粗暴干涉图书馆知识自由原则的活生生的事实)，图书馆的知识组织活动与权力监控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性存在。
在我国图书馆学界，较早关注图书馆与权力关系的人是黄纯元先生。黄纯元曾有过如下一段话：
“在福柯的眼中，文献是一种‘话语’(dis-course)体系，图书馆通过检索、目录、词语控制、检索系统等复杂的方法，保存了‘话语’体系，进行必要的‘话语’控制，维持知识的权力支配。因此，在他的权力一知识的构图中，图书馆实际上是一个控制知识和真理的管理机构。而哈里斯的观点则认为，作者不仅是‘书’的执笔者，而且也是‘关于书’的作者。也就是说，作者在受到环境制约——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的同时，也在制约着环境——读者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所以他认为，文献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知识权力的支配。文献的实质是经过‘文化选择’(如作者对内容的性质，编辑出版的审查过滤，图书馆的选书等)而逐渐形成的、反映‘高级文化’的正典。而图书馆则是为了这种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或再生产的目的，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特定的功能一传递和再生产这种高级文化的社会制度。”
无论黄纯元的判断正确与否，图书馆知识组织活动与“知识——权力”话语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内在关联，这也再次证明了图书馆知识组织活动决不是单纯的技术方法问题的论断。那么，这种内在关联具体是什么样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以后知识组织论研究(包括知识交流论研究)的重要的新内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