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灿夺目的古代青铜器，是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重要特征，是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南方青铜器又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的南方地区，本应包括长江上游地区的整个长江流域，但考虑到长江上游古属巴蜀文化区系，而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区古属越文化系统，在古代青铜文化面貌上虽不完全相同，但又表现出诸多共性，故此，本文所指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包括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也就是东周时期开始称谓的“百越”地区，即所谓“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语)
一
长期以来，广袤的南方地区，在旧史家的笔下多被描绘成所谓“荒蛮服地”。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南方各地重大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这就不能不向传统的观念提出严峻挑战。正如有的学者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的确，较长一个时期来，海内外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限于中原青铜器，而对于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的青铜器却甚少综合研究。以中国南方地区为例，过去的研究基本是空白，这主要是因为南方出土青铜器较少，且多是零星的分散出土，加之又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即或有的是南方地区出土的，也都认为是从中原带过去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南方各省区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商王朝中心以外的非中原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不仅商周文化遗址(含矿冶遗存)不断被发现，青铜器出土也日趋增多，如湖南商周青铜器群、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青铜器群就是其中突出的实例。这些重要发现，大大丰富了南方青铜文化内涵，自然也引起了海内外青铜器研究学者的密切关注和重视，1992年8月由已故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倡导和组织的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座谈会就是一个标志。出席会议的除国内一些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外，还有台湾、香港以及美、英、日等国的著名学者，大家就长江中下游吴越地区青铜器的时代、性质、特点及其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可说是有史以来首次召开的有关南方青铜器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这无疑对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年后，即1993年8月，江西省文化厅、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江西省文物局、江西省博物馆等单位又联合发起召开了“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美、日、英、瑞典以及香港、台湾和国内学者共115人，提交大会学术论文82篇。其与会代表之多、学者之广泛和会议规模之大以及学术讨论气氛之热烈都是空前的，充分表明海内外学术界对南方青铜器研究的极大热情和浓厚兴趣。
进入新世纪之初，2001年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在北京大学举办“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的5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带来了不少考古新材料，并从多视角、多领域、多学科出发，进一步深入探讨了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来龙去脉、文化特征、各区域间的文化异同及与中原青铜文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正如李伯谦先生在会议总结中所指出：这次会议是把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应具有里程碑意义。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立“中国商周时代南方青铜器艺术研究”课题组，并与日本等国的学者合作收集编就了“中国南方地区青铜文化研究文献目录”(稿本)。从这些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研讨会上所对问题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足以表明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也就在大量考古新发现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不少学者开始着手对长江流域出土青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除有的发表了宏观的综合性研究论文外，施劲松博士在张长寿先生指导下，于2004年出版了《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专著，这是迄今所知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第一部著作，不仅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而且已初步建立起有关南方青铜器的产生、发展框架和断代标尺，这就大大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开展对南方青铜器的研究。
二
从前述几次学术讨论会和已发表的论著来看，学术界对南方地区青铜器的认识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岐，诸如南方青铜器的特点、文化面貌、性质、年代乃至工艺技术等都有不同的认识，而其中最主要也最关键的是铜器的断代问题。因为对南方出土青铜器的年代认识不一，就必然导致对南方青铜文化产生绝然不同的理解，对南方地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历程等问题自然也产生不同的认识。正如马承源先生所指出：“吴越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其中首位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这些器物铸造的时代，时代解决了，才能放在其应有的历史环境中去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如对皖南屯溪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断代，一种意见认为其年代应为春秋早期或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这可以马承源、陈佩芬、李国梁等先生观点为代表’；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其年代为西周早、中期，这可以李学勤、李伯谦、张长寿等先生意见为代表”。再如对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的断代，则分歧更大，目前主要有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上层期、殷墟早期偏晚阶段(稍早于妇好墓)、商代后期早段即殷墟早中期(相当吴城二期)、殷墟晚期(s)、商末周初、西周中期后半段和春秋早期诸说。众说中，主张最早和最晚的年代竟相差近千年。由于对这批青铜器群的断代不一，自然对新干大墓(或遗存)的埋葬年代也各持其说，即主张商代墓葬说，或春秋遗存说等等，足见青铜器断代研究的重要性。
对南方出土青铜器的断代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这首先是和南方地区出上青铜器自身的复杂情况有关。它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中原青铜器几乎都出于商周时期的大小墓葬和相关遗址甚或都邑遗存中，不仅大都有明确的地层迭压关系，还多伴出有共存的陶器、原始瓷、玉器和漆器等遗物，甚至不少青铜器上还带有可供断代研究的铭文。而南方青铜器则恰恰相反。一般多是单个零星出土，既无地层迭压关系，又无陶瓷器或其他遗物伴出，此其一；其二，即或是出自窖藏或墓葬或祭祀坑，虽也伴出有陶器等共存物，但又由于其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造型、纹饰完全和中原一致的中原型青铜器，又有带浓郁地方特色的土著型青铜器，而且一个窖藏或一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往往时代不一，既有偏早的，又有较晚的，这在新干大墓的青铜器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该墓葬中不仅青铜器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