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提醒：大学应从结构和政策层面促进转变，以利于创业和企业的产生，作为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社会资本高度聚集的创新型大学，是大学衍生企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依托，因此，探讨大学推进衍生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能力，以及大学如何提升这些能力，对于我国大学的深度变革和促进创新创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必要揭示大学衍生能力的内涵及其理论架构。
一些国外学者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讨论衍生企业发展与母体大学的关系，检视影响因素，Powers和McDougall利用120所大学1991—2000年间的实证数据，分析了一系列资源集：财政资源（研发资金的存量和增量）、人力资源（教员和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和组织资源（技术转移办公室成熟度）对大学技术转移和衍生企业的正向影响，Landry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的研发经费与衍生企业存在着正相关关系，Blumenthal等还发现大学科研基金的性质也是影响大学衍生活动的重要因素，那些获得产业资金资助的项目比获得政府基金支持的项目具有更高的商业转化率，Gras等发现拥有杰出科研人员的大学可以提高其衍生企业的数量以及衍生企业的绩效，Hague和Oakley，Meseri和Maital集中讨论了大学技术转移机构（TTo）对衍生企业的影响，认为TTO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成果商业化运作、基础设施和融资支持等方面对衍生企业均有积极的影响，此外，Niosi研究发现，大学的学科分布对衍生企业具有显著影响，理工科性质的大学，尤其是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等学科占优的大学具有更多的衍生企业的机会，Breznitz认为，大学的创业导向型文化既鼓励了师生创造性地思考和实践，也促成了大学与产业合作研究的开放环境，从而产生了大量成功的衍生企业。
在国内学界，从母体大学的角度分析影响衍生企业发展因素的文献相对较少，杨德林等通过对111所大学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大学的科技实力、专业布局特点、科研经费总量、大学的地理位置以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都对大学衍生企业行为具有支持性影响，乔俊杰和闫科认为企业衍生过程中大学提供的资源支持主要有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基础设施支持、信用支持和社会资本支持，而大学科技园和专业的孵化器公司是最重要的两个组织依托，易高峰等从母体大学的科技经费投入、人力资源投入和科技产出3方面探讨了影响大学衍生企业的因素。
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能够说明特定的环境与资源状况对衍生企业的促进作用，但假设这些环境因素是给定的，不解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无法揭示环境因素与衍生企业创生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Rasmussen和Borch认为，在资源基础理论范式下，利用过于静态的概念框架进行分析，容易导致均衡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理论的发展，因为它不能完全解释大学是如何处理特有的和动态的衍生过程，而且，这些给定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容易造成误解，即只要具备了相关资源和条件，就能促进企业的衍生，Kenney和Goe认为，大学衍生企业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对资源的利用和机会的把握，这种衍生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路径依赖的，是大学的衍生历史、有利的地区环境及其他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研究大学衍生企业应在上述静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打开衍生过程黑箱，探寻其内在机理，大学能否成功衍生企业，与大学知识创造、技术研发、产业化等各方面的能力密切相关，加之衍生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有必要引入“动态能力观”的过程视角，讨论大学在衍生企业过程中将知识、技术、资源等加以整合的能力及其进化，进而探究大学如何通过能力建设来促进企业的衍生。
2、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架构
大学衍生企业（university spin—off enterprise）是创生于大学环境，以大学研究开发活动产生的技术成果为基础，由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等参与创建的科技型企业，大学母体在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被资源基础理论的各种主张反复论证，在Makadok看来，能力也是一种资源，是嵌入在组织中、不可转移的特殊资源，属于隐性知识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大学衍生企业的能力看作是资源基础理论的扩展，衍生能力不仅仅是资源，因为仅仅拥有资源并不必然衍生企业，还要拥有利用资源的“资源”，即衍生企业的能力，才能够衍生企业，为此，我们将大学的衍生能力界定为：为实现新知识和技术成果的商业化，辨识和利用机会，整合内外部资源，协调相关利益主体，促进创新型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能力，在相同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下，衍生能力强的大学更容易创建新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