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循证决策是十多年来国际公共政策领域的热门实践，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缺憾。主要内容包括：循证决策出现的背景及其在学术界和政府管理中的地位；循证决策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循证决策的理论渊源及其特征；最后，围绕定位、相关争议、研究关注点三个方面，讨论如何认识循证决策。
[关键词]循证决策；循证型政策；符号型政策；决策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2-0023-06
十多年来，“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循证决策）一直是国际公共政策领域的热门实践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还相当薄弱：循证原则和循证决策在医学、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应用成果相对丰硕，公共政策领域的系统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而且在内涵、特征、定位等方面存在一些待商榷之处。本文从出现背景及其地位、内涵与构成要素、理论渊源及其特征、如何认识循证决策等方面进行系统讨论，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一、循证决策出现的背景及其影响
循证决策的理念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布莱尔政府，虽然学界对此尚存争议。1999年，布莱尔政府公布了《政府现代化白皮书》，在明确政府的未来愿景和核心目标的基础上，白皮书提出了五项关键承诺或政府现代化的五个着力点，其中第一个着力点即突出公共政策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力戒决策碎片化或成为现实压力的被动应付。为此，白皮书提出了确保公共政策的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七条“核心原则”：（1）围绕共同目标和明确界定的结果设计制定政策，而非囿于组织结构和职能分工，从而保证决策中的跨部门协同；（2）充分考虑多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期望，保证公共政策的包容性；（3）注重成本/收益分析和影响评估，避免简单化管制给企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4）改变被动防御心态，构建相应的渠道和机制，推动政策制定中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通过协商改进政策；（5）借鉴风险评估、管理和交流方面的最佳实践，提高风险管理水平；（6）前瞻性和开放性思维，视线超越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向其它国家学习经验，将欧盟和国际标准融合到政策制定中；（7）从经验中学习，将政策制定视为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改进理论研究成果和证据的使用，强化改革创新试点的评估、反馈和应用。
如果说《政府现代化白皮书》中“改进证据的使用”体现了循证决策的思想，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同年发布的《21世纪的专业政策制定》，则明确使用了循证决策的概念。该文件指出，政府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驱动力是公共服务供给和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并将“使用证据”看作是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按照该文件，循证决策意味着：“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倡议）是建立在最佳的可利用的证据的基础上，这些证据来自一系列广泛资源；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在政策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参与进来并且经历整个政策过程；所有相关的证据，包括那些来自专家的，都会以一种重要的和通俗的格式提交给政策制定者”。[1] 2000年，英国绩效创新中心在其报告“合力致胜”（Adding It Up）中分析了数据分析与模型建构在决策者获取证据中的重要性。2001年，英国政府绩效与政策研究中心（CMPS）颁布了一份报告“更好的政策制定”（Better Policy Making），主要通过案例研究考查了政策决策者利用证据的方式，分析了部门所利用的证据的关键来源，包括“国内和国际的研究的数据、政策评估、经济模型和专家知识[2]”。至此，“循证决策”不仅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专门术语，而且形成了由特定内容要素构成的体系，并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
学界对循证决策的关注首先表现为专门研究机构和交流平台的大量涌现，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证据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vidence and Policy）；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提供130万英镑的资助，由证据与政策研究中心设立的“证据网络”（Evidence Network）；美国“坎贝尔协同研究中心”（Campbell Collaboration），它侧重社会和教育领域，系统审视最佳证据并分析相关政策和实践的实际效果和影响；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致力于“结果映射法”（Outcome Mapping Approach）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跨国性“循证政策开发网”，由20多个机构成员和数千名实际工作者组成，重点是研究循证决策的程序以及实用工具；“循证型政策联盟”（Coalition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等。
此外，学术界对循证决策的关注表现在学术活动的活跃和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英国学术界于1998-1999年间召开了三次重要的大会，重点探讨循证决策的相关问题；海外发展研究所为了完善和推广其“结果映射法”，迄今已在全球范围内举办了40多场工作或培训会议；坎贝尔协同研究中心则制作了50个循证决策的成功范例。上述关于研究机构、交流平台、研究成果等事实和数据，除特殊标明者外，均来自维基百科循证政策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Evidence-based_policy.至于学术研究成果，从时间看，1999年前，只有少量关于循证决策的研究，且主要集中于医疗卫生领域，有数据为证：将“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输入SAGE（1999年前），只有4篇相关文献，且都是循证医学领域的。1999年后，学界对于循证决策的关注度提升，相关研究文献大量涌现，文献量达到280篇（截止到2013年10月），其中属于公共政策领域的文献约占30%。
至于循证决策在实践中的地位，除首推者英国政府外，其他国家同样给予高度重视。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决策需要有效的方法、高质量数据、经得住检验的证据，而这些又需要时间、高素质和独立品格的决策者以及宽松的决策环境。他宣称：“循证决策居于创新型政府的核心”。[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