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维持秩序，被试独立完成实验第二部分，秩序井然，没有怀疑所得到的任务反馈成绩是虚拟的。
三、结果与分析
使用spss10.0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一）不同情境下的上行、下行得分
表1 不同情境下反事实思维得分的方差分析
由表1可见，决策规模与不同年级的交互作用对上行和下行反事实思维的影响都很显著（P<0.001）。
（二）反事实思维与决策趋向的相关分析
在1人组情境下，对反事实思维类型与决策趋向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趋向团体决策得分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77（P＜0.01）。再将团体决策情境下反事实思维类型与决策趋向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团体决策情境下反事实思维与决策趋向的相关分析
注：**P＜0.01
由表2可知，和1人组情境相同的是，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趋向团体决策得分呈高度正相关。和1人组情境不同的是，在团体决策中，上行反事实思维的得分和趋向个人决策得分呈现出了高度正相关。
（三）全体趋向团体决策得分显著高于趋向个体决策
表3 不同水平上对趋向团体决策与趋向个人决策的配对七检验
由表3可见，不同情境下，即不同团体规模（2人组、4人组、6人组）的被试，不同年级（二、三、五年级）的被试，任务成绩接近性不同（接近性、接近性低）的被试，其趋向团体决策反事实思维的得分都显著高于趋向个人决策的反事实思维得分。即被试都表现出趋向团体决策的反事实思维。
（四）各年级趋向个体决策的得分的比较
不同年级对上行和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决策趋向有显著的影响。表5列出了各年级趋向个体决策的得分的比较结果。
表4 不同年级学生趋向个体决策反事实思维分析（P值）
结合表3、表4，可见五年级被试趋向个体决策的得分显著低于二、三年级被试。
四、讨论
（一）基于不同决策规模对不同年级的上行、下行反事实思维影响不同的讨论
Kray等人认为，在团队任务中，反事实思维通过增加对新异思想的鉴定与批评，能够提高团队决策的准确率并有助于团队的合作。
本研究发现对于二年级、五年级的被试而言，2人规模合作组更不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这可能是因为相对4人组和6人组而言，在5～10分钟的实验时间里，2人组成员之间的合作应该是最充分的，各成员的意见和观点相对能得到更充分的表达。因而在2人决策规模成员看来，其任务完成情况更能代表两人的真实水平，更能代表其共同努力和付出。他们较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各方面因素都比较完善了，即使改变其中的某些因素，结果也不会比现实结果好到哪里去。”因此2人组被试不容易产生假设结果比现实结果理想的上行反事实思维。
而在1人组中，任务完成完全是个人独立思考和决策的结果；在4人、6人组中，由于时间等因素，上交的任务很可能只是其中某个或某两个、三个人的意见。因此这种情境下的被试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某些因素改变的话，结果会比现实结果理想。”因此1人组、4人组和6人组较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归因偏差理论表明：在对一件事作归因时，人们都有自利偏差的倾向，即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为内在因素，将失败归因为外在因素；将别人的成功归因为外在因素，失败归因为内在因素。还有在团体决策时，存在责任分散的现象，和个人单独决策独立承担责任的情境不一样。这将指导我们可以在何种情况下更容易取得别人的合作和信任，在不同情况下该如何留住同伴，或让同伴重拾信心。
（二）反事实思维与决策趋向的相关关系的讨论
结果显示，个人决策和团体决策情境下，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趋向团体决策得分呈高度正相关。即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的被试，越希望与人一起合作。这可能是因为反事实思维具有准备功能和情绪功能。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的被试，对现实结果的满意程度往往比较高，因而其在下一次决策时，也容易想到借鉴以往的经验，并吸取他人意见，所以倾向于选择与人合作。结果还表明，在团体决策中，上行反事实思维的得分和趋向个人决策得分呈现出了高度正相关。这也与反事实思维的功能有关。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的个体，往往对现实结果较为不满，而此时个体容易将结果归因于他人，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而倾向于个人决策。
再者，反事实思维可以用心理理论模型来解释，即人们在进行反事实思考时所出现的一些偏差，可以借助他们所建构的事实情境的模型来理解，因而反事实思维影响决策。在产生了上行或下行的反事实思维类型时，无论是趋向个人决策还是趋向团体决策，人们都是借助了所建构的事实情境的模型来理解。
（三）基于总体反事实思维倾向团体决策的讨论
Higgins在1997年提出了目标调节理论。他认为个体在其生活中会追求两种不同的目标：进取性目标和保守性目标。前者是追求积极的结果，而后者是避免消极结果。个体由于目标类型不同，其反事实思维的方向也会受到影响。一般来说，进取性目标类型的被试更渴望成功，更渴望所发生的事情比现状更美好，因此他们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
在本研究中，面对失败，被试的反事实思维类型都倾向于上行团体假设。这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方面被试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希望结果比现实结果更理想。结合Higgins的目标调节理论，本研究认为这是由于本实验所选用被试为小学生，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渴望成功，追求进取，因此他们的反事实思维类型都倾向于上行假设。这可以给教育工作者一个启示：那些看似成绩差、似乎离成功极为遥远的学生，其实在面对失败时，他们和成绩较好的学生一样，依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希望教育者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待他们。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的学生至今受“团结就是力量”等教育理念的影响。
五、结论
1. 不同决策规模情境对不同年级学生上行、下行反事实思维的影响不同。2. 个人决策和团体决策情境下，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趋向团体决策得分呈高度正相关；在团体决策中，上行反事实思维的得分和趋向个人决策得分呈现出了高度正相关。3. 不同年级被试团体决策趋向不同，其中五年级学生更容易倾向团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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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东北江中学，韶关，512026)
编辑 / 于 洪 杨 怡 终校 / 何 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