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文艺理论与批评都是运用的汉语体系，而非民族体系。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一统天下形成的汉族话语霸权，遮蔽了中华先民的历史贡献，也造成了他民族话语的失语。中原正统观长期扭曲了我们的思维，汉族对于少数民族他者文化的想象，也恰恰印证了汉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自我精神优越。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价值值得特别关注，确立文化现代化中的民族话语权，是保证民族文化完整性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何在现代化语境中达到民族文化认同和知识体系重建，是民族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视角；话语体系；汉语霸权；他者文化想象；民族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一、汉语造成民族话语的失语
今天话语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中国文艺理论讲了那么多年，发现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中国传统文艺现象永远是方枘圆凿。现在人们试图改变，想在传统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但是遇到很大的麻烦。麻烦在于，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如何对接。因为今天的学术和思维体系，包括学科设置都是20世纪初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已经使用了一个世纪了。
同理，今天文艺理论与批评都是运用的汉语体系，而非民族体系，连各民族语言文字多数都是使用汉语。我们有民族话语吗？今天的汉语已经走向世界，遍布全球各国的孔子学院还在对其扩张继续推波助澜。文化的“东朝西渐”之势正在酝酿和形成，西方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化的潮头正在逐步推高。现在世界上1/4的人使用汉语，汉语已经成为实际上最大的国际语（英语使用人口是1/5）。就像人民币一样，虽然还不是国际货币，但最初在周边越南、俄罗斯、韩国、日本使用，后来进入欧美中心国家，旅游点到处听得到“可以用人民币”的声音。
汉语使用的统一性，在中国历史上好处是极大的，这是秦始皇的功劳，是秦始皇令宰相李斯统一了小篆。否则当时从大篆继承来的七国小篆文字就不一样，发展下去各国之间就会都是外国字。“车同轨、书同文”，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力与向心力，这种力量保证了东方这个巨大国家两千多年来，多数时间是在稳定和安居乐业中度过。
我们可以与印度做一个比较：印度今天近200个民族使用1652种语言和方言、几十种文字，只好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印度今天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正好和我们相反。我们是中央集权催生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超常发展，催生了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政绩工程；印度是各自为战画地为牢，全部都是搬迁钉子户让高速公路无法通过，人口数量直逼中国，宁肯制造攀爬列车满载而归的乡村式景观。这使得不断觊觎和“问鼎中原”的印度，无法赶上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人均富裕程度，否则印度因为是英语国家的缘故，其软件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劳力输出，会抢尽中国的风头。
共同语言是最重要的向心力和亲和力。今天英语是第一世界语，全世界70%以上的邮件是用英文书写或用英文写地址的，全世界的广播节目60%用英语播出，世界上的科技资料大部分用英文发表，绝大部分的国际会议以英语为通用语言，英语是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之一。总之，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贸易、交通运输等领域，通常以英语为交流工具。所以，因为交流沟通的便捷，英语国家占尽世界发展先机，从欧洲到北美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今天众多当年属于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也都拥有交流快速通道，这都拜当年“日不落帝国”所赐。在国际交流中，我们总感到使用英语的国家与西方可以直接沟通，我们中间则隔着语言然后是观念的强大障碍。实际上，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连续冲突，也都直接和中国与西方话语系统不同有关。可以说，那时是西方话语权造成了汉语的失语。
回到我们现在的讨论上来。中央集权的好处在汉族两千年发展历史中充分显现，它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秩序，避免更多的动荡和杀戮，保证了人口和生产力的增长。因为中国历史上历次动乱，都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倒退。
史学家葛剑雄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人口有过统计：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人口有3000万，刘项争霸时只剩下1500万；西汉末增加到6000万，王莽乱政又下降到3500万；东汉后期重新突破6000万，黄巾起义到三国鼎立仅存2300万；隋统一恢复到6000万，隋末战乱降到2500万；唐朝安史之乱前增至9000万，战乱又减至4000万 。尤其是古代的民族冲突，许多是以种族灭绝为代价的，其惨状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原历史上三次大的民族冲突阶段，都引起残酷的杀戮：东晋时候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唐末五代十国时游牧民族的内迁、辽金元的入主。满清入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采取了承认、尊重、学习汉人文化的姿态，接受其儒教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方式包括科举方式，同化了语言，于是和汉朝政权一样实现了三百年的统治，人口从1.2亿增长到4.3亿，国家版图也恢复到历史最巨，如果不是后来列强的侵入，可能统治时间还会更长。
当然，长期集权形成的专制主义思维方式也成为今天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说中国古代政体是超稳定结构，桎梏了人性与社会的发展，这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我们要说的是，中央集权的汉语一统天下，造成了他民族话语的失语。
一个最大的例证，就是炎黄正统观念的形成，它遮蔽了中华先民的伟大成就，使得今天的人对中华先祖贡献的认知，远远小于历史事实。
二、汉族话语遮蔽了中华先民的历史贡献
汉人长期把黄河作为母亲河，因为汉族是在黄河流域孕育形成的，最初的炎族和黄帝族生活在黄河中游一带，孕育了“炎黄子孙”。“炎黄子孙”成为中国声音，黄河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种说法极其以偏概全，但却一直延续使用至今。有人修改成“华夏子孙”，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华为华山，夏为夏朝，仍然是黄河中游民族。
但是，长江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吗？越来越多上古时期的考古发现，远远超出了黄河流域的范围。最重要的发现，是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和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市金沙遗址，它们使世界对中华文明另眼相看。良渚、河姆渡是古越之地，三星堆、金沙是古蜀之地。这四处遗址，不但把中华文明的曙光远远提前到史前时期，而且充分显示了其不可思议的文明程度，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中原文明遥遥领先的传统认识。
三星堆、金沙有着工艺精美震惊世人的金器、玉器、青铜器和城市遗址，证明与三皇五帝和夏商周同时，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里有着同样灿烂甚至超越中原的文明存在。只是它封闭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里，又没有文字，不为中原所认识。李白《蜀道难》诗里即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迩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汉唐人对于古蜀国只是道听途说，不知真伪。
良渚有着惊人的陶器、玉器、丝织物、石犁和巨型建筑基址，河姆渡则因发现了7000年前的大面积木结构建筑、驯养家猪和稻谷遗迹知名。此前西方学界认为水稻源自印度，传入中国，因为印度先发现了三四千年前的稻谷，至此人类种植史被改写，全世界都认识了中华稻作文明的贡献。
河姆渡是古越民族（又称百越）所在地，水稻种植是古越民族的发明，这让我们对古越民族刮目相看。从云贵高原、长江流域中下游省份一直到广东、福建，都是古越民族的活动区域，这片区域早在上古时期就广为种植水稻，而水稻在近古中国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今天则成为世界一半人口的口粮。古羌族的一支哈尼族迁移到云南红河州的哀牢山地区，向古越民族学习了高山开垦梯田种植水稻的技术，留下美丽的人造奇迹哈尼梯田，2013年被命名为世界遗产，今天全世界的摄影家和游客蜂拥而至。我国南方的壮族、黎族、侗族、傣族、佬族、掸族、芒族、高山族、畲族等等，都是百越民族的后代，大多会开垦水稻梯田。梯田也成为东南亚、日本、南岛诸国和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诸国不丹、尼泊尔、印度的公共景观。
因而，早在史前时期，古越民族就创造了辉煌的稻作文明和梯田文明，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但历朝历代汉族编纂的正史、野史，对之从无正面记载，并且还无一例外抹杀、贬低甚至污蔑百越民族。在汉族语言系统里，南方百越永远只是一个边鄙落后的概念：瘴疠之地、断发纹身、穿鼻雕齿种种，与说北方游牧民族茹毛饮血一样。
在考古发现的支持下，今天的史学界开始尽量纠偏。例如承认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两个：以北方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和南方的长江文明。但毕竟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对长江文明的成就语焉不详，认可度仍然极其不够。当然，更完整的认识，还应该加上草原文明。这里面，还是有着中原正统观影响的痕迹。
问题的关键是，否定中原文明之外的文明，就把中华文明大大缩小了，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西方人一直说水稻源自印度，梯田菲律宾的更古老！于是我们知道，平等的民族话语该是何等的重要！
三、文字是话语霸权的基础
文字是一个文明能够傲视其他文明的最大支撑力，也是话语霸权的基础。谁有史前文字，谁就有了史前文明的记载和铁证。中华文明如果不是有甲骨文证实的历史，我们就无法与其他悠久文明对抗。长江文明缺乏文字记载，就只好看着黄河文明坐大。
人类历史最悠久的文字有三种：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距今六七千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距今五千年；中国的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甲骨文只能证明商代历史，前面的夏朝因为没有文字证实，其历史就陷于传说，一直被人怀疑其真实存在。更古老的三皇五帝时期，更是与神话传说裹卷在一起。20世纪初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掀起的疑古风，就质疑传说历史的真实性。所以鲁迅当时讽刺说“鲧是一条鱼，禹是一条虫”，指责这种学风误导了民族虚无主义。事实证明，传说口碑往往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内核，越来越多的神话传说被证实有其真实的历史根据。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今天知道喜马拉雅山脉是地球印度版块向亚洲版块冲撞挤压后隆起的巨大褶皱，直到今天还在上升，所以山顶发现许多海生物三叶虫、海葵、石菊化石。而藏族广泛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说，这里原来是一个大海，有一天突然来了五条毒龙，搅得天崩地裂，森林草地都被淹没，然后又来了五位仙女制服毒龙，让大海退去，自己化作喜马拉雅山的五座主峰，藏人喊它们神女峰。神奇吧？神话传说和今天的科学知识吻合了，都说的是喜马拉雅山从大海中升起。奇怪的是，藏人祖先怎么能够目睹这里的沧海桑田呢？
所以20世纪90年代后，历史和考古学家李学勤喊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提出凡是没有证据证明是虚假的传说，都不能轻率否定其历史意义，受到时代的重视和响应。
汉族有成熟的文字体系，因而可以傲视少数民族。掌握文字的民族，叙述史观自然是以我为中心，记载都会带着强烈的偏见和选择性，因而就带有霸权性。二十四史里，中央皇权及其附属机器都是中心叙述对象，少数民族则永远是被贬低嘲弄的对象，放在“蛮夷列传”里对之进行居高临下的描述。今天史学界常识是不能完全以正史为据，因为统治阶级编纂史书时按照他们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了大量篡改、歪曲、遮蔽和编造，所以野史、笔记、目击史、口述史、日常生活史浮出水面。
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由于中原正统观念的支配，二十四史河渠志里永远都是黄河占据绝大篇幅，有时占三卷，分上中下，但却自始至终没有记载过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有时记载了支流，如四川的岷江，但长江的名字一次也没出现过。这很奇怪，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已经把江南属地全部纳入，历朝历代派员管理，东晋以后江南还成为中国经济主要支撑，隋炀帝因而开凿大运河沟通长江黄河水系。
隋炀帝是和秦始皇一样有大功大过的争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以后的汉族皇权。因为中央皇权必须放在北方，才能有力抵御游牧民族内迁、保障大一统国家的完整。但宋元以后全国经济中心转移到了东南，战乱使得北方经济破产，经常人口稀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支撑不了皇城和皇权。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许多这方面的历史表征。例如明永乐间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就是由于元末战乱造成黄河流域人烟稀少，政府就把还算人口集中的山西民众迁移到北方各省。我看到谱系，覆盖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陕西，广及宁夏、甘肃、江苏、浙江、辽宁、内蒙等等。所以今天北方人多是大槐树移民的后代。北方经济虽然几度破产，但都又慢慢恢复过来，我们不能不感谢隋炀帝利用大运河漕运南方之米支撑北方的思路和创举，大运河成为中国南北经济大动脉，成为北方生活以及皇权一千几百年的经济支撑。
明清中国主要依靠江南稻米的支撑，粮食作物稻米占据了主要比重，长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文化就是这样作弄人的，它永远扮演了屈从强权的角色。长江尽管给予中华民族如此巨大的贡献，却被史书特意忽视掉了，文字的霸权在这里充分显现！
四、中原正统观长期扭曲了我们的思维
汉族傲视少数民族的理由，除了文字和文化外，还因为有着强大的王权和完备的国家制度，有着发展充分的城市和军队。这就如同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侵入非洲一样，他们完全可以傲视当地土著人，因为土人只有酋长和部落，而没有国家和领土概念，尤其没有专职军队。所以，侵占和掠夺就变成了文明人对野蛮人合情合理的征服和解救。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鲁滨逊漂流记》里鲁滨逊解救仆人星期五的故事。鲁滨逊在海滨看到土人用船押来一个俘虏准备食用，于是开枪吓跑了土人，俘虏就成了他恭顺的奴隶，他按照当天的文明日期为之取名星期五。星期五后来成为鲁滨逊守卫堡垒开枪拒敌的好帮手。
中原正统观长期支配了我们的思维，直至今天。如说中土、中原文化、炎黄子孙。何谓中原？顾名思义，中心的原野，天下之中。天下有东、西、南、北、中之分，“中”有中岳、中土、国中、中国，然后才有了华夏、殷商。古时居住在中原一带的人自称居住在“中国”，对周边居民自称“中国人”。而位处湖南、湖北的楚国人就不能这么说，所以楚王熊渠干脆反其道而行之，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于是不遵从中原礼法，不经过周王庭任命而把三个儿子自封为王。
汉族思维的正统观，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不时显现。例如少数民族的文化常常被当作汉文化的附属，处于低势位的、客体性的、女性化的被动位置。汉族对于少数民族他者文化的想象，也恰恰印证了汉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自我精神优越。
即使是“少数民族”这个词语本身，也是汉族中心立场造成的，而且用55个民族来对应汉族，也带有压迫感、歧视感和居高临下感，虽然从人口绝对数量来说，也有一定客观依据。但民族人口数量也是相对的，孙中山领导的排满革命以后，满族隐姓埋名许多人都说自己是汉族，所以满族逐渐消融在汉族中。但今天的功利原因，又使得人们沾边不沾边都要挤入少数民族，以取得提拔加分、高考加分、入学入托加分、生子优待等等。
事实上，汉族并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而是一个集丛概念，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概念，所以它的人口绝对数量也是无法计算的。最早黄帝、炎帝是黄河中部流域的两个酋长国，炎黄大战后融合为最初的华夏部族。黄帝又在河北涿鹿战败九黎部落蚩尤，把九黎的一部分融入炎黄部族，形成今天汉民族的最早主体，但九黎的另外一部分却跑到西南成为苗族等。又，古人习惯说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当然有着立足中原的歧视因素，但这些民族许多后来都融入了华夏部族。古人还有舜是东夷、周文王是西夷的说法。西部的羌族也与华夏不断融合，据说炎帝即羌族人，炎帝姓姜，古文字里姜、羌同一。殷商的缔造者成汤王也出自羌族。我们前面所说的南方百越之地，“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巴蜀之地，后来都被并入中央版图，百越族也大多消失在汉族之中。
今天所说的汉族名称来源于统一而强盛的汉朝，“汉”原指天河、银河，《诗经·小雅》云：“维天有汉，鉴亦有光。”但当时还未成为民族名称，唐代以后华人又被称为唐人，清代日本书籍上还称中国为“唐土”，清末以后华人在海外建的街道称“唐人街”而不称“汉人街”。汉人的称谓是蒙族入主中原，为了将原住民区别开来，用“汉”或“汉人”来专称原居民，才逐渐定型的。元蒙把人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的“汉人”指当时的中国北方人，“南人”指中国南方人，两者都应该是后来的汉族，可见那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汉族概念。
汉族又很难说是一个血统纯粹的民族。汉代以后中原迭经战乱，例如东晋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在华北地区先后建立起数十个国家，开启了历史上十六国时期，史籍的歧视语为“五胡乱华”，以后金（女真）、辽（契丹）、西夏（党项）、元（蒙）、清（满）的入主，都与汉人发生了融合。今天北方人个子大，呈现出人种上明显的杂交优势。
汉姓81个复姓里，一些是少数民族的遗迹，如长孙、贺兰、呼延、鲜于等。但更多的少数民族改了汉姓，例如北魏孝文帝拓跋焘大力提倡汉化，将很多原属鲜卑族的复姓改为汉姓，像“拓跋”改成“元”，“独孤”改成“刘”，“拔略”改为“苏”，“莫胡卢”改为“杨”，“贺兰、贺拔、贺狄、贺赖、贺敦”改成“贺”，“多罗、叱罗”改成“罗”，“吐伏卢、伏卢、卢浦、莫芦”改为“卢”等等。
而历史上众多少数民族被汉族吸纳消融本身，也是由于汉族正统观的强大吸入力和统摄力造成。
五、平面的世界与平等的民族话语权
世界过去的时代是金字塔思维结构，在东方的中国表现尤其突出，今天的时代则变成了平板结构。
中国的传统中心，高踞金字塔顶端。中国离开首都，就感觉离开了中心，就天高皇帝远，就是偏远边鄙，但今天世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例如美国，这样一个摆脱了欧洲传统王权控制的国家，把国家政体的金字塔结构变为板状的平铺结构，因而生活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众都不感到自己是偏远边鄙之民。加之现代化的传播通讯手段迅速普及，美国的每一个国民坐在家里，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现代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重组正在证明：这将成为世界趋势。坐在家里办公，可能成为主宰这个世界的未来图景。过去偏僻与闭塞会造成现时资讯不足，然而，现代传媒一夜之间把障碍消除了。网络为人们构筑了一个板状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人享有相同的权益。
各民族同样享有相同的权益。由于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今天，世界上各个民族形成交错杂居状态，使得原生形态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荡然无存。各个国家都要学会多民族的和谐共处，处理民族关系成为当今最普遍的世界性话题。平等的民族话语权，成为前提条件。
这里，我们形成三点结论，一是现代化会带来民族文化的危机，民族文化价值因而成为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大家已经意识到，如果放任商业文化市场泛滥，坐视文化的被统一消费，将削弱民族文化价值，阻碍族群精神的自然发展。一旦现代化模式消除了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民族文化将坐吃山空并迅速退化，成为现代商业文化复制的牺牲品。身处如此严重的挑战中，捍卫民族文化特性已然上升到发展战略的层面，有识之士需要重新强调民族文化的核心理念，在商业文化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
二是除了受到外界文化的挤压之外，弱势民族文化的根本危险在于失去了本土自觉之后的自我削弱，这种历史健忘症、文化软骨病会给本来正需要大力发展和倡扬的民族文化造成戕害，直接影响到竞争时代的本土精神实力。
从理论批评界的某些近况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的笼罩下，一些人只关切公共话语，忽略民族文化话题，避而不谈现代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术语移植、问题模仿，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其实不过是遵循主流文化的思想脉络重新走一遍他者的来时旧路，也许可以得到些许思维论、方法论方面的新见与启迪，可是遭到遮蔽的却是更为重要的处身性文化问题。
三是在话语理论中，话语权被用来指称言说者的权力，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言说是否可以继续，所说是否为真实，交往的对象是否处在平等的势位上。
推而广之，一个民族的话语权，也就是该民族在现代语境中具备怎样的知识地位，在话语的运动中是纯然被动呢，还是有所输出和贡献？确立文化现代化中的民族话语权，不是暂时的意气之争，而是保证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分享话语霸权，以代表普遍价值自居，而是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续发展的培养基，使理论的多元倡导物化成存在的多样形态。这样才会避免文化史的再次断裂，避免后现代的文化同化，并且可以提供激活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确保传统文化继续留存在当代视野中，参与建构社会价值系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由此保有文化特性，不仅是形式感上的装饰因素，更是精神底层的支撑与基础。
最后我要说：如果中华文化的形成仅仅是某种单一文化的推广与覆盖，恰恰是对其文化精神的背离，如何在现代化语境中达到民族文化认同和知识体系重建，正是民族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看到白族作家栗原小荻世纪初曾针对民族话语说过一番充满义愤的话，但其中却有一个精到的内核，即希望民族文学理论评论能够突破和超越汉文化语言思维，具有深度母语精神，重赋人类整体意识，提出和建立直至伸扬自己的审美诗学，启迪和引领作家走向人文思想前沿，为中华民族文学批评理论输入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
今天，是我们的理论评论家们恢复客观眼光的时候了。（责任编辑：楚小庆）
参考文献：
[1]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与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02）.
[2]栗原小荻.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权评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9）.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National Discourse
LIAO Ben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100013）
Abstract：Today， it is Chinese system but not national system that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use. In ancient China， centralization has formed discourse hegemony， and this hid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Chinese ancestors made， and caused aphasia of other national discourses. Central plain orthodox view has been distorting our thinking for a long time. Han"s imagination of minority"s culture also proves the spiritual superiority of Han culture. In modernization course， the value of national culture is worthy of noting.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speech right is a requirement for the integr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How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modernization context and how to rebuild the knowledge system is proper for the issue of national speech right.
Key Words：Speech System； Chinese Supremacy； Imagin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Other； National Speech 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