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本期“西部中国小说联展”很巧合，可以说是新老“三棵树”的组合。陈继明是“老三棵树”的代表，而漠月则是“新三棵树”之一。宁夏的荒凉和干燥，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喜欢和渴望绿色，因而对树有着一种近于图腾的崇拜。宁夏文学的这种充满生命力和命运感的命名已被中国文坛广泛认可并传为佳话。两位如何看待这种命名和界定？
陈继明：“三棵树”是李敬泽先生的命名，当时我和石舒清都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小说，是李敬泽从自然来稿中发现的，不久，他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推介文章，名叫《两棵树，在远方》，发表在《文艺报》，让我们两个有了最早的荣誉。后来又有了金瓯，如果没记错，金瓯的小说是我推荐给李敬泽的。三人成众，于是就有了《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朔方》等刊物共同推出的“宁夏三棵树作品研讨会”。这个命名，提升了我们三人和宁夏文学的声誉，但是，我们也不知不觉“被描述”了。外界对我们的认识和期待，有“一厢情愿”的成分。人们一说起“宁夏三棵树”，就有一种固定的视域。比如，贫困、乡村、地域、诗性、温暖、苦难、坚守，等等。后来我离开宁夏，去了广东珠海，也许是一种逃离。我更愿意让自己的创作成为单纯的个人创作。个人性，是小说写作的精神源头，但愿这个说法潜在地回答了你的问题。
漠月：我的拙作和陈继明的大作在《西部》同期发表，也许是某种机缘吧。或许应该这样说，是作为作者的我们与《西部》的缘分。同时，我也有些忐忑，因为陈继明的中、短篇小说都很厉害，这是大家公认的。《布和收音机》写出来后，我放了很长时间，也很认真地修改了几次，但是拿不定主意投给哪家文学期刊，因为这部中篇小说是我迄今为止感觉写得最不像小说的小说。恰恰是《西部》的“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吸引了我，眼前一亮，很亲切，很感动。我立刻给沈苇老师发了一条短信，简短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其实，我和沈苇老师并没有见过面，他的《新疆词典》我却认真地读了，受益匪浅。《布和收音机》被青睐，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一定要向《西部》的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以树的意象命名作家，尤其是西部作家，的确充满了命运感，甚至有一种宿命的东西在里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干旱、困顿、孤独、寂静、挣扎这样的词汇。细心咂摸，这样的命名倒也无可挑剔。说实话，我是不认可将自己列入宁夏“新三棵树”的，主要是自己名不副实，缺乏成就感，有心理压力。这不是谦虚，更不是伪饰。陈继明曾经说过，宁夏的作家中，漠月的谦虚是真正的谦虚。这句话他可能已经忘记了，我却记住了，并以此警示自己。单就作品的数量而言，我远远落后于“新三棵树”中的季栋梁和张学东。在写作方面，我是慢手中的慢手。因为忙于刊物的具体业务，前几年甚至停笔了，重新拾起笔是近几年的事情，就感到手生了。编辑当习惯了，脑子里装的全都是别人的东西。好在短篇小说《暖》发表后，不期然地获得《十月》文学奖，让我多少有了点信心，觉得还能够继续写下去。近期的《十月》、《山花》和《清明》分别发表了我的中短篇小说《老狐》、《西部驼娃》、《风过无痕》和《小说二题》，也算是对自己、对还在关心我的读者和评论家有一个交代。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写作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还是简要地说说宁夏的文学景况吧。1990年代，是宁夏文学的勃兴时期，由寂静而芬芳，并于新世纪之初形成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被誉为中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文艺报》因此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多次给予深度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作为宁夏“三棵树”之代表的陈继明和石舒清，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对这样一个文学群体起到了引领和激励作用。往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至今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新作、佳作不断。尤其陈继明，在创作数量上更胜一筹;石舒清则偏于内敛，将大量时间用于读书和思考，多有心得。这是其一。其二，不能不说《朔方》。作为宁夏唯一的省级文学期刊，创刊于1959年的《朔方》之于宁夏文学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包括张贤亮先生在内，宁夏的老中青几代作家都有在《朔方》上习练文学翅膀，逐渐引起重视，然后走向全国的不凡经历。陈继明在《朔方》当过多年的编辑，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文学编辑，眼光犀利，游刃有余，经他发现和扶持起来的宁夏青年作家真是不少。人各有志，陈继明往南而去，定居珠海，是他自己的选择。我倒是有点担心他一副西北人的肠胃能不能适应南方的生猛海鲜。看来是我多虑了，他在海边生活得有滋有味，精神头儿十足，小说写得风生水起。前些天我还向他约稿，他很痛快地回馈了《电影即书写》，很跨界的，新颖独到。
《西部》：树是扎根在土地里的，写作同样需要一种“扎根意识”。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就是说，地域性对人的个性的形成和塑造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何理解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又怎么认识自己写作中的西部特性？
陈继明：我对地域性一直持回避态度，要么是没想清楚，要么是，我近乎本能地认为，地域性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不需要特别强调，就像我们无法选择皮肤和方言。我一直无法说服自己，在小说里特别使用“花儿”、“秦腔”、“陇西道情”这些民间资源。我也从来没有在意过写作中的“西部特性”。
漠月：在最近的阅读中，看到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文学是最充分、最翔实地考虑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的人类活动。”而按照略萨的观点，文学既是现实的，也是虚构的，文学存在的价值就是将现实变成非现实——我以为，这其实就是对黑格尔“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是必须改变的”这个哲学命题的文学诠释，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在我们当前所处的多元文化背景和不同语境下的文学表达，应该具备这样的特性，即对经验的明睿处理、对生活细部的有效捕捉，以及对时代特点的准确把握，所有这些，对作家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量。其中，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也很重要，就像树和土地的关系一样，什么样的土地生长什么样的树。把我们大西北的沙枣树移植到海南岛，我估计它活不了。或者说，站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非常同意石舒清的观点：写作就是写自己，写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写自己的性情和主张。那么，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最初从哪里来？必定与自己生活的地域密切相关，也就是所谓的“家园意识”。我发表的一百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全部是以大西北牧区生活为题材的。具体地说，就是贺兰山以西的内蒙古阿拉善大高原，二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二十万，盛产民间歌手和酒鬼。这里有草原、大漠、戈壁、牛羊、骆驼，有牧羊或者牧驼的男人女人，包括老人和孩子。我的文学创作为什么总是绕不开它们呢？我把这种现象归结为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的、日久沉淀而形成的“无意识积累”，这种积累被深深地打上了地域的烙印而如影随形，一旦被激活了，就成为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我是地地道道的汉族，故乡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就因为打小和蒙古族牧人杂居生活，耳濡目染，结果连长相都改变了。凡是与我初遇的人，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高度契合，一致认定我是蒙古族。因为这个善意的误会，我得多费口舌解释一阵子。后来，我见到作家红柯时，也如出一辙地认为他是新疆人，不是维吾尔就是哈萨克。其实，红柯也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从陕西到新疆生活了十年，就将自己的相貌彻底改变了。想想啊，地域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其实，我在写作中对小说的西部特性没有刻意思考过，要说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比较而言，恐怕也是题材方面的异同，也许还有气质的原因。评论家将我的小说归于乡土小说，对此我是认可的。从本质上讲，牧区和农村没有区别。牧人也好，农民也罢，除去物质的具象的（自然也包括地域的）差别，精神的抽象的异同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牧人对草原的神往，如同一个农民对土地的刻骨铭心，这种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朴素情感，使得他们生活的意义显得单纯了。他们崇尚自然，敬畏生命，心地善良。相形之下，城市的表情是多么的复杂和冷漠，心理是多么的势利和狭隘，这是乡村永远无法读懂的，能够融入其中就更难了。成吉思汗曾经训示他的子孙不可居于城市，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下，我们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包括牧区也在大量地搬迁移民，将他们集中安置在城镇的楼盘里。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过去的牧人是“站在草原望北京”，至少也可以“抬头望见北斗星”什么的，现在搬迁进城的牧人，站在楼上望什么？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城镇，早已经被所谓的工商业文明折腾得乌烟瘴气了。将这个话题继续引申，必定会出现不可回避的精神层面的问题，那就不容小觑了。我的小说中，“静”的成分大概多了些，人物之间、人与物之间少有激烈的冲突、角逐和对峙，但是我也想既触及尖锐的现实问题，又不乏诚恳的内心追问——传统的乡村（牧区）生活秩序和道德伦理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它怎样才能够承担起无尽的乡愁？通俗地说，我们从扎根的地方出发，我们将自己的根留在了一个个村庄（牧区），我们却再也回不去了，这使得我们注定流离，终生怀有乡愁。那么，城乡二元结构的最终被打破，难道势必就是这样一种结局？从这个层面上讲，小说不仅只是拥有文学意义，同时还应该具备很重要的社会学、民俗学价值。由此可见，眼界决定视界，视界决定境界，文学创作亦是这样。
《西部》：陈继明的《蓄胡礼》是只有四千五百字的精致短篇，却张力巨大，读来有锥心之感;漠月的《布和收音机》是三万字的中篇，气息绵延，藏不住一个时代的忧悒和隐痛。两位多年来致力于小说题材、手法的开拓，成绩突出，令人瞩目，在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写作上都倾注了很大心力。这一写作经历，给你们带来了哪些收获？它是长篇小说写作的必要准备吗？如何看待当下中国中短篇小说写作的现状？
陈继明：我认为长篇小说的创作，只能用长篇本身的创作来准备。短篇和中篇也一样，只能单独进行训练和学习。因为，长度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改变了它们各自的性质。正如打乒乓球，专业选手和业余选手是大不一样的，专业和业余的区别，通常表现在触球的一瞬间，对旋转、角度、力量的细微感觉和微妙处理上，正是细微和微妙的程度分出了选手的高下。乒乓球由小球改为大球后，要重新进行训练。一局由二十一分制改为十一分制之后，比赛的进程和结果也被大大改变。我觉得，训练比天才重要，训练可以催生天才，驯化天才，造就天才。一个作家，有没有充分的训练，是不是一个好学生，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一部作品改过十遍八遍，甚至二三十遍，修改本身就是训练。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改了四十九遍，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写了二十年。天才是假象，出手不凡也是假象。说到中国当下的短篇小说，我总体上持乐观态度，我们时不时能见到一些好作品。但是，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作家配得上“短篇大师”这个称号。中篇小说，好的一部分可以归入短篇小说，差的一部分，通常是看不到叙事素养的。中篇小说可能是最容易藏拙和遮丑的一种文体。
漠月：陈继明的短篇小说很精彩，耐读，虚与实融合得恰到好处。《朔方》就编发过他的多篇优秀小说，譬如《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在毛乌素沙漠南缘》、《蝴蝶》等，且被多次转载并获奖。给予我的启发是，越是内在、有深度的文学作品，它外在的表达形式越是简洁、朴素。正因为这样，它的艺术魅力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被认识的。至于拙作《布和收音机》，我真的不好多说什么，作者往往对自己的作品是困惑大于清醒，有一种无奈的宿命感。怀旧、追忆，更重要的是忧悒和隐痛，经过编辑这样一指点，我好像恍然大悟了。为什么呢？拙作名为小说，纪实性却很强，像是“非虚构”什么的。不过，之于我也应该是一种写作的尝试吧。但是，我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目前，我还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原因很简单，一是储备不够，二是能力有限。
那么，针对当下中短篇小说创作，请允许我以多年从事小说编辑的角度，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便是当下多元文化背景和不同语境下的文学表达，现实主义依然是宽广无边的，它无疑是一条更为健康、积极、向上、隽永的创作道路。我们非常有必要重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向它们致敬，向它们学习。甚至，我们的小说创作还有必要退回到常识中来，也就是退回到所谓的故事中来，用文学的方式讲好一个个西部故事、中国故事。
《西部》：漠月在《朔方》担任常务副主编，陈继明虽于多年前移居珠海，年轻时也曾在《朔方》担任过文学编辑。多年来，纯文学期刊生存非常艰难，尤其是省级文学期刊，一方面担负一个地区的文学繁荣之责，一方面又面临经费、稿源、网络文学的兴起等多重压力。作为熟悉文学期刊前世今生的作家和编辑家，你们如何看待纯文学期刊的存在与未来？
陈继明：纯文学的地位，曾经让我们迷惑。我们以为，一切都可以推向市场，医疗、教育都可以市场化，纯文学也可以市场化。好在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似乎明白过来了，有些东西是需要花钱的，是挣不了钱的。有些东西，事关理想和信仰。正如电影，叫座并不是评价电影的唯一标准。小成本电影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小成本电影，并不是降而求其次，并不是因为没钱而只能如此。伍迪·艾伦是不会拍“大片”的，阿巴斯也不可能拍“大片”。有几年，中国导演都去拍大片，是中国电影界集体幼稚的表现。中国的文学刊物曾经纷纷改刊，想办法去挣钱，毫无疑问，也是幼稚的表现。
漠月：关于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之状，千言万语，一个“难”字当头。面临经费、稿源、网络文学的兴起，包括新媒体对传统阅读习惯形成的巨大冲击等压力是一方面。尤其是在宁夏这样一个不沿边不靠海、人口少、经济发展滞后、文化事业不发达的内陆省区，纯文学期刊的生存和发展会有很多制约因素。在这样的状态中，纯文学期刊还要一手托起作者、一手托起读者，不动脑筋不下工夫真不行。最近我们正在考虑采取与当地教育、工会等部门联合发行的方式，将《朔方》基本覆盖到全区所有大中小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职工书屋，让其更有效地发挥文化公益性作用。要实现这一愿望，难度还是很大的。前提条件是财政拨款、政府买单，而不是走市场之路。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受了“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启发。纯文学期刊或许能够在全民阅读时代到来之际，获得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毕竟，纯文学期刊秉持的是“出人才、出作品”的宗旨，担负着文学薪火相传的责任和使命。丰富的作者和作品资源，文学作品的原创性和文学的审美传统，是纯文学期刊的优势所在，无可替代。这样思考，我们或许会对纯文学期刊的未来有欣慰之感。当然，要办好一份文学刊物，编辑的道德和良心、智慧和见识也非常重要，对作品既要入眼，更要入心;和作者真情交友，平起平坐。
《西部》：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中，小说无疑是“亮点”和“强项”，老中青三代都有代表性作家。形成这一良好局面，除了个人原因，是否与一个地区的文学氛围有关？譬如一种文学“传帮带”的影响。现在，更年轻的一代已开始成长了吗？
陈继明：一个作家的成就，可能代表了一伙朋友的水平。文学氛围一定是有价值的。我记忆中，宁夏的文学氛围是不错的。不过，现在我在珠海，差不多就是我一个人在写作，这种情况也不错。如果只有一个人，你的创作，就代表了你孤独的水平。
漠月：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代表性作家当然首推张贤亮先生，他的《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普贤寺》堪称新时期文学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接下来，就是宁夏“三棵树”、郭文斌、季栋梁、张学东、火会亮，以及回族青年作家李进祥、马金莲等。这样一个良好文学局面和氛围的形成，无疑与以张贤亮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的带动、引领和鼓励密切相关。张贤亮先生并没有手把手地教过宁夏的作者怎样写小说，可是他的文学气场非常强，产生的文学影响具有很大的弥漫性。那么，身在其中的宁夏作者，怎么可能不受到濡染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宁夏作者而言，这就是最大的文学机缘。
《西部》：是的，一说到宁夏，就不由地会让人想起去年去世的张贤亮先生。先生已逝，却始终是扎根在宁夏大地上的一棵常绿之树，活在人们的心中。请说说张贤亮先生吧，也作为本刊对先生的致敬和缅怀。
陈继明：张贤亮先生写《习惯死亡》的时候，走路缓慢，面无表情，我们在楼梯里碰着，也不见得打招呼。张贤亮曾经邀我去洗脚，我撒谎逃走，我不想和他成为朋友，只愿意做他的学生。我以为张贤亮对我不甚了解，前两天碰着张贤亮身边的一个人，那人说，张贤亮曾经向他详细介绍过我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我听了很感动，我后悔，他在世的时候，我太胆小。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
漠月：先生已逝，音容犹在;贤哉斯人，亮哉斯文。《朔方》编辑部原来在文联三楼，恰好与张贤亮先生的办公室相邻。先生还没有卸任宁夏文联主席的时候，我们时不时地能够看见先生迈着平稳的步履挺拔地上下楼梯，有时候，先生兴之所至，到编辑部走一走，和我们这些晚辈说说话，讲一两句笑话。凡是《朔方》举办的文学活动，先生每请必到，一番高蹈深邃的即席讲话，让听者有茅塞顿开之感。先生得获平反后，曾经在《宁夏文艺》（《朔方》的前身）当过一段时间编辑。当了文联主席后，提出将《宁夏文艺》改为《西部文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先生对“西部文学”这个概念是认可的，并且很早就提出来了。《朔方》创刊五十周年，编辑部请先生题词，先生笑容可掬，大笔一挥，似是信手拈来：“祝《朔方》越老越聪明。”无疑，这是大师的风趣、幽默和智慧，用看似调侃的语言，表达了对《朔方》的深情祝愿。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我反而觉得先生突然变年轻了，甚至像个可爱的老小孩子似的。这也使我触景生情地想起先生在他的散文《父子篇》里说过的一句话：“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重新体验到儿童的快乐。”而且，先生还说过：“我的中国梦，就是能够返璞归真。”只要了解先生过往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经历，就能理解这两句看似简单的话里饱含着怎样的人生沧桑。我的书柜里，摆放着先生签名送我的十本书，包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七本《张贤亮作品精粹》。他在每一本的扉页上都很认真地签了名，绝不敷衍了事。两年前，《朔方》编辑部搬到了六楼。经过装修后，走廊洁白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放大了的先生与宁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的合影照片，时间是2013年8月20日。照片上，先生气宇轩昂地坐在学员们中间，脸上是平和的微笑。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先生已经罹患癌症。一年之后，先生驾鹤西去。上下班经过走廊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要多看一看这幅照片，心情颇为复杂纠结。我总觉得先生走得太早了，像先生这样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的大师，应该多活十年、二十年才是。单就小说人物而言，先生就已经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光彩夺目的形象，如许灵均、李秀芝、章永、马缨花、魏天贵、海喜喜等。“雪夜孤灯读奇书”（贤亮先生语），至少也应该让先生写完自传，再给世人留下一笔可资借鉴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才好。先生倒是说过：“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至此足矣。”其实，先生的小说一如他的长诗《大风歌》，也是一曲慷慨苍凉的壮歌。他的作品就是为历史作证的。
为深切表达对先生的崇敬和缅怀之情，《朔方》2014年11期以追思、怀念、侧记、访谈、评论、重读、附录等几个板块，精选先生一生大量珍贵照片、生平和创作年表、经典作品和语录，以及文坛大家、亲朋好友情真意切的文章，隆重推出“张贤亮纪念专号”（珍藏本）。亦如莫言先生所说：“对这样一位悟透人生的作家，活着时不需要恭维，死后也不需要花圈。最好的悼念是重读一下他的作品。”
栏目责编：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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