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文学在总体上以往并未受到太多关注，是被边缘化的存在，人们往往在评介其发展走向及其相关内涵时，多以边地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中国西部文学指称。这样一些名称，尤其是人们用得最多的西部文学，其实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因为中国西部不论就地理空间、行政区划还是文化与审美属性而言，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存在，而是在不同区域具有其各自不同的特性，有的即使在同一区域内又可以存在各种不一样的文化和人生。再者，西部文学中的“西部”总是给人一种单调、粗犷，尽管神奇但又落后的想象。在内地和沿海很多人的心中，即使到了资讯非常发达和迅捷的今天，西部给人的感觉和想象还是跟落后和野蛮联系在一起的。也许，在经济规划和建设上，人们把中国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有其客观而积极的价值，但是把“西部”这个说法套用在文学和文化上，笔者以为是很不确切的，因为它在中国文化的某些层面，未尝没有一种在价值上予以贬低的心理暗示和导引，是或多或少有着某种歧视意味在里边的。总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笔者是不赞同用一个西部文学来概括所有产生在中国西部的文学，尤其当我们面对新疆文学这一具有独特美学和文化内涵的文学历史和存在形态时，更是如此。
令人欣喜的是，新世纪以来，新疆本土的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对此有较为自觉和清醒的认知，新疆文学正在以一种不容置疑的积极面貌呈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这方面的突出成就，应该说是以夏冠洲等人撰述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出版为标志。该书于二○○六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分小说卷、诗歌卷、散文·报告文学卷、戏剧·影视文学卷、文学翻译卷、文学评论卷六大卷，规模宏大，并请王蒙等人作序，用心良苦，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该书把从建国初至二十世纪末这一“半个多世纪中新疆出现的重要作家、重要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复杂的文学现象，放在世界语境和新疆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论析和整合，并对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文学源流、基本成就、发展历程、创作经验、相互影响、发展规律、文学的共性和个性等问题第一次进行全面检阅和系统研究，集中反映出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丰富性和整体性”，因而它是“新疆当代文学研究中一部全景式的集大成之作”。郑亚捷：《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可以说，这部当代新疆文学史著作凝聚了新疆本土研究者的多年心血，学理性的严肃中含蕴了他们在审视新疆文学时所具有的自豪感和尊严感，也寄托了他们对于当下和未来新疆文学的深刻期许。其间所包含的一些研究和写作经验，不仅在区域文学史研究和写作领域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而且对于如何重新认识新疆文学的当代性生成及其跟当代中国文学的互动性关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照意义。此后，新疆文学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作品等，大都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坚实而富有创见的成果。当然，严格说来，这些成果中大部分还是不够丰厚的，值得研究者尤其是新疆本土的研究者付出持续而更大的努力。
不妨以几位具体作家比如闻捷、王蒙等人的创作为例，来谈谈我对新疆文学之一部分的重新理解。新疆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地图上，无疑属于一个区域文学的概念，是大的中华文学或中国文学总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探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一个全球化的进程中，其实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课题。在《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中，夏冠洲等学者认为当代与新疆有关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均可看作是新疆文学的一部分。根据作家作品对新疆的生存体验及其书写的不同程度来分：一类是长期居住和生活在新疆的本土作家，这里既有汉族作家，更有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创作的作品毫无疑问属于新疆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二类是曾经长期留驻新疆后来才移居到内地的作家，他们以新疆为背景创作的作品也属于新疆文学的一部分；第三类是对新疆做过短期访问的作家，他们以在新疆所见所闻所感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参阅夏冠洲等：《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第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应该说，这种看法还是较为合理的，它既考虑了作家，又顾及了新疆，还兼顾了作品所写的实情。在这样的阐释框架中，闻捷、碧野以及后来的张承志等人创作的新疆题材文学作品，无疑属于第三类；而为大家津津乐道的王蒙，无疑属于留驻新疆较长的作家了。
说实话，就笔者的个人阅读经历而言，最初吸引我对新疆颇感兴趣的，是那个不仅在新疆而且后来在内地广为流传并深受喜爱的阿凡提，他的聪慧、幽默和智慧，他的不畏强权，言行举止中所透露的人性之美，其实不仅仅是属于新疆的，而且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然后就是闻捷抒情诗集《天山牧歌》中的爱情诗吸引了我，其间所表达的那种健康向上的爱情观念，那种女性柔情的坚定和优美，那种牧歌般动听的语言和诗歌所营造的美的氛围，很长时间不仅引起了我对当代诗歌的阅读激情，而且引起了我对天山南北的遐想和神往。《葡萄成熟了》《苹果树下》《种瓜姑娘》《夜莺飞去了》等诗作，真是耳熟能详，这在当代诗歌史上应该说是比较少见的现象。闻捷的爱情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所以风靡一时，并且至今仍能受到读者的喜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诗人把一个时代的气质——比如对劳动的推崇——和新疆相对于内地而言的异域风情以及爱情等永恒的文学元素结合起来。闻捷当时所写的大都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年轻一代的感情生活，它们如花朵一样盛开在吐鲁番、和硕草原、开都河畔等地。种瓜姑娘对于追逐自己的青年，尽管她受到了对方火样激情歌唱的感染，但仍然坚守一个原则，这就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种瓜姑娘》）。对于新的爱情—劳动观念的抒写，在其诗作《金色的麦田》《送别》《信》等中也曾得到反复表达。可能有人据此以为闻捷的爱情诗是一种虚假的矫情，是一种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更何况他所叙写的是少数民族男女的爱情，诗人只是一个旁观者，但问题是，对于劳动的肯定和歌颂难道就不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吗？劳动对于人类来说难道真的就只是一种没有恒定意义的矫情吗？闻捷在对“他们”——新疆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优美而不乏幽默、机智的书写中，难道就真的没有自己对于爱情的想象和遐想蕴含其中吗？应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和社会還是非常清明，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所以，闻捷的书写应该说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真实。他在生活于新疆的各民族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身上，看到了这样一种新的气象，无疑跟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气氛是相当一致的。换言之，诗人在爱情诗的创构中，把自己的观察、思考与对国家大家庭和睦幸福远景的向往或想象巧妙融汇在一起，诗歌的情感和更为宽广的符号化功能得以艺术地延展。应该说，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值得肯定。闻捷的爱情诗其实也包含了他对远在内地的亲人的思念，是有着属于他自己的那份对于爱的神往和执著在里边的，是一种感性和理性非常丰沛的存在，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一个时代的局限而产生超越时空的美学魅力的。
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再说王蒙。王蒙跟新疆的关系非同寻常，他称新疆为第二故乡。这是因为，他以“右派作家”的身份于一九六三年底从北京被放逐到新疆，到后来离开，他在此度过了漫长的十六年，这段时间正是他人生二十九岁至四十五岁的黄金时期，可以说，他把自己生命当中最好的年华都献给新疆了。有研究者指出，“王蒙与新疆之间其实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新疆既有大恩于王蒙，王蒙也有力地馈赠回报了新疆”。②夏冠洲：《王蒙对于新疆文学的意义》，《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1期。这个观点是非常准确、实在的。王蒙正是感恩于新疆的人生，才会不断地回报新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其馈赠的最好礼品无疑就是他关乎新疆经历的书写了。他先后以新疆为背景和题材创作了大量作品，多达百余万字。其中既有小说，也有散文。而其叙述和抒情的基点，其实大多表现在他那为人称赞的八篇系列小说《在伊犁》。他的所思，所爱，他对新疆悠长绵远的诗情回味，在这些小说中都有了。在新疆题材的作品中，研究者认为，王蒙“表现了维吾尔、汉、哈萨克、回等各族人民追求幸福而同坏命运抗争的勇气、智慧和信心，并对他们逐步告别旧生活、迈进现代文明表示了深情的祝福”。又说，王蒙小说中“众多人物性格的特征和发展轨迹，甚至某个习惯的动作表情，无不体现了本民族地域文化的特点和民族精神，也无一例外地可以找到其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在依据，因此显得十分自然、妥帖、真实、生动。而小说中那数以百计的、精细的、出色的风情民俗事象的描绘，也极大地提高了这批小说地域文化的氛围和美学品味。十分显然，王蒙作为一位汉族作家，在表现新疆少数民族地域文化上的成功经验，在新疆汉语小说家中的经典价值或标本意义是不言而喻的。”②应该说，这个论断也是比较中肯的。王蒙的创作跟新疆尤其是伊犁是那样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曾有学者称他为伊犁河畔的诗人，我想，这是确切的。人们曾感到，王蒙在其重返北京之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无论多么忙碌，只要其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伊犁，他的灵魂就能得到安慰，归于平静，所以伊犁是他心灵栖息的港湾，是可以给他精神疗伤的原初之地，是他可以开始人生逍遥游的地方。王蒙的内心应该说是纯净的，有着一种基于老布尔什维克信仰的纯粹，他笔下的伊犁，风物人情，都是那样温馨，令人流连。可以说，他在对于沉重岁月踪迹的回味和书写中，发掘和礼赞了底层民众生活的丰富和意志的坚强。这也是其新疆题材作品最为感动人心的地方之一。但是，问题也于此浮现出来。
王蒙笔下的新疆，是重回北京鲜花重放之后缕缕思念和想象的结晶，新疆已经成了一种充满诗意的遥远存在，是诗与真的结合。他的地位、身份，仿佛一下子又高大起来，在回味和书写中，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姿态总是顽强地屹立在他内心深处，这既是一种信仰，一种阳光，但也可能是一种暗影，是一种意念的幻象。王蒙在很多时候，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忽然提拔、成长或自诩为一个具有反思意识但在骨子里却仍是那样高高在上的老干部张思远（《蝴蝶》）了。这就使得王蒙笔下的新疆有可能成为一个意念的幻象之幻象。新疆在那样一个水深火热的岁月里，不可能只有温馨和甜蜜，其忧伤和悲凉所凸显的生活的复杂性，文化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在王蒙的新疆图景中显然被过滤了。在这一意义上，王蒙新疆书写所表达的真实性值得质疑，至少在我看来，是不够真实的，是没有表达出一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是没有表现那个时代痛彻心扉的痛感的。王蒙的新疆书写有时读来，感到缺乏那样一种史诗般的大气，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正在此处。或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热爱王蒙的研究者有时总是采取一种仰视的视角看待王蒙及其作品，有时不由自主地就采取了一种神话王蒙的态度。比如，有研究者在探究王蒙对于新疆文学的经典意义时，就把王蒙曾经在新疆尤其是伊犁六年的农村生活上升到了是作家善于深入底层生活的“表率意义”夏冠洲：《王蒙对于新疆文学的意义》，《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1期。的高度来进行论述。我在前面引述了这位前辈学者的不少观点，以为是切中肯綮的，而惟独对此却难以苟同。何故？主要在于王蒙来到新疆本是其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试想，倘若他没有被划为“右派”，倘若政治清明、国家祥和、社会安定，他会挈妇将雏自我放逐到边地来吗？王蒙的离开北京，其实是一种被迫选择的投机，当然，事后看来此种投机的胜利也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政治和人生智慧。王蒙后来之所以感恩新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這让他有可能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躲过了一场生命的浩劫。在这一意义上，王蒙即使后来选择到伊犁农村劳动生活六年，在客观上让他深入了解并融入了底层维吾尔农民的生活与文化，但在笔者看来，也不能据此把这个举动作为一个深入生活的榜样来宣扬。重新理解王蒙这类作家对于新疆的书写，需要人们对之采取一种还原和反思并重的态度。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论对于王蒙还是闻捷等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被新疆人们记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他们发自内心地对于新疆这片神奇土地和文化的爱。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没有那种真挚而深沉的爱，作品是不会永远打动人的。但是，文学也是一种审美的艺术。王蒙、闻捷等人的作品之所以令人喜爱，在新疆题材的创作中不难看出他们对新疆各民族艺术和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借鉴和转化。倘若能够在这部分的新疆文学中找到那种汉族文学对于少数民族艺术资源的自觉化用，总结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新疆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价值就会得到进一步增强。比如闻捷《天山牧歌》中的一些诗作对于维吾尔族情歌的互文性运用，其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中的一部分对于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萨里哈与萨曼》在情节设置上的成功借鉴，以及在创作形式上对于哈萨克族阿肯对唱——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方式——的化用，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只要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把闻捷诗歌创作中的这些新疆民间文学和文化元素揭示出来，发掘其受到影响的路径、方式及其成为新的经典作品之后所产生的美学与文化效果，那么重新理解闻捷也就为重识新疆文学及其当代意义找到了一条很有意味的林中之道。对于王蒙新疆题材的小说创作也可作如是观。倘若真能如此去勘探其小说跟新疆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找到其受到影响的方式，洞察其受到影响的程度，并且理解其创造性转化运用之后所达到的新的美学和文化高度，那么，新疆文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更大价值不是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和诠释吗？！况且，倘若把那些富有别一创造特色的新疆本土尤其是维吾尔族等族群作家的创作充分考虑进来，并把他们用本民族语言写成的优秀作品大量译介成汉语发表，让他们的作品为更多人所更了解和熟悉，那么，其间所含有的种种跟汉语文学不一样的美学质素在总体上就更能给当代中国文学以启发和推进。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往往是在主流文学、文化跟异域或异族文学、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不断发生着自我质变和发展的。在这一意义上，新疆文学所内在具有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值得批评家和研究者予以更为深入的认识和发掘，而且值得当代中国的作家们对其给以深刻认知和汲取。作家们往往把吸取美学营养的眼光投向西方，投向欧美，这并没有错，但也要更加关注像新疆文学一样具有不同风情的文学，更何况，它们本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汉族作家或以汉语言写作为主的作家应该自觉打破一种执迷于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思，应该具有一种鲁迅所曾赞美和向往的汉唐气魄，让自己的创作显出一种别样的豁达和雄浑来。
季羡林曾经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②这是一个多么鼓舞人心的论说，也是一个多么不容争议的历史事实。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与现实，已经在新疆文学作品中得到过不同程度的表达，我想，随着新疆文学主体性的觉醒和确立，新疆各民族的作家必将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化汇合之处，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这片神奇大地的更多优秀作品。也许到了那一天，人们对新疆文学及其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的认识，又会重新开始。
【作者简介】袁盛勇，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桂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