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少数民族题材

时间:2023-06-08 13:24:0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作为一位有着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老舍对中国现代文学①的少数民族题材有着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他不仅倾注大量心血,奉献了一批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而且成功地参与了少数民族题材写作新范式的开启,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老舍;少数民族题材;《国家至上》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1-0011-01

一、现代化追求与老舍的文学创作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题材一直是受到关注的热点之一,可谓佳作如林,而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却不是那么丰富。在这种背景下,老舍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名的少数民族作家并不太多,而且就是這一部分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也不全是以少数民族的生活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甚至可以说少数民族题材在他们的作品中占有的份额不大。吴重阳的《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是以文体和题材来划分章节的,从其章节安排中可以大致了解少数民族题材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所占的比例。该书除第一章“绪论”外,共十五章,其中直接冠以“民族地区”字样、主要属于少数民族题材的仅有三章,分别为第二章“民族地区的独特生活和人物命运的写照——现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第三章“民族地区的独特生活和人物命运的写照——现代少数民族小说(二)”、第十四章“民族地区风土人情的真实写照——现代少数民族散文”,而其他章节则以“农民的苦难与反抗”“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苦难与挣扎”“城市市民生活的生动画卷”等命名,在题材方面的民族特征并不明显。从该书的章节安排看来,现代文学史上在少数民族题材方面着力较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主要有苗族的沈从文②、白族的马子华、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朝鲜族的金昌杰和纳西族的李寒谷、赵银棠,而端木蕻良、萧乾、关沫南、李辉英、马加、舒群、陆地、苗延秀、李纳等众多少数民族作家并不以此见长。

二、重要意义

虽然老舍的这几篇作品在艺术方面说不上十分的精湛,在他本人的创作历程上也并没有占据怎样显赫的地位,但却成功地参与了民族国家叙事这一少数民族题材写作新范式的开启,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抗战之前,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多,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呈现异质性的“他者”审视范式,另一种是强调对立冲突的阶级叙事范式。相对于主体民族汉族而言,少数民族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有着自己特殊的血统、历史、环境、语言、心理、性格、风俗等。这种异质性正是“看”点所在,很容易成为少数民族题材作品表现的重点,作者和读者往往有意无意地从“他者”的视角来审视,来“看”,而作品中少数民族的人物及其生活,则成为“被看”的对象。如蔡希陶的短篇小说《普姬》(1933年)主要就是通过一个叫做普姬的花苗姑娘在“花山”择偶的过程来表现苗民的体格面貌、饮食起居、心理性格、风俗习惯,除此之外别无深意。小说开头即写道:“这故事发生在中国的西南边隅,在那里没有男人是穿长衫的,也没有女人是习惯在下体套着叫作‘裤’的这种物件的,她们只穿像古代欧洲人常服的那种长大而多摺叠纵纹的裙子。”“他们不过是一些比游牧民族稍为文明高一点的人种。他们喜牧牛羊,但他们日常吃的荤腥大半都是从山上或水中去渔猎来的;他们晓得耕耘,但他们把一片森林烧毁,种了一二年的乔麦或玉蜀黍以后,就又吆喝着牲畜,抱着幼儿,迁移到旁的山谷茂林中去居住了。”这种对苗民不同于汉人的异质性的介绍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任何一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分野。也许是受第二个“十年”红色主潮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早期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较多地采用阶级叙事的范式,强调民族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的对立冲突。如曾被茅盾誉为“描写边远地方人生的一部佳作”④的马子华的中篇小说《他的子民们》(1935年),表现的就是土司对“子民”的剥削和压迫。土地属于土司,山林属于土司,金沙江属于土司,连人也属于土司。“子民”无论是在原野里种田、在山林里狩猎,还是在金沙江中淘金,都逃不脱土司的手掌心,都吃不饱肚子。土司就是皇帝,他手中那条金柄的牛筋鞭子就是法律,“子民”必须绝对服从。土司看上了“子民”的女眷可以随意带走,厌倦了又可以随意处死。这一切在年老的“子民”看来天经地义,然而年轻的“子民”却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题材写作出现了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范式。老舍就是自觉尝试这种新范式的先行者之一。在他的《国家至上》等作品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对少数民族奇风异俗的夸张式展示,也看不到对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对立冲突的有意强调,他牵肠挂肚的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表达的是各民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老舍曾对《国家至上》的构思和题旨作过详细说明:“我们都晓得回教人的一般的美德。他们勇敢,洁净,有信仰,有组织。其所以往往与教外人发生冲突者,实在不是因为谁好谁坏,而是因为彼此的生活习惯有好些不同的地方;不一致会产生误会,久而久之,这误会渐变成了必然之理,彼此理当互相轻视隔离。于是,在我们北方的城市和村落中,就时常看到回汉冲突的事实。

三、结束语

老舍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受到了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特别是《国家至上》的上演,在回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女演员张瑞芳曾扮演《国家至上》的女主角张孝英,回族观众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芳”了。1941年秋老舍到云南参观、讲学时,大理一位八十多岁的回族老人,一定要见见《国家至上》的作者,并且请求老舍为他题字留念。这些也许可以算作民族国家叙事在少数民族题材创作中取得成功的旁证吧。现如今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在我国十分繁荣,但偶然也会出现“探索”失度的情况。就此而言,研究老舍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32.

[2]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223.

[3]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45.

[4]鲁迅.摩罗诗力说[A].鲁迅杂文全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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