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部文学”独具人文特色和美学价值。应从中华民族文学视域，讨论西部文学在文化秩序构建中的价值和责任。西部文学曾作为“边缘”崛起，有别于“五四”新文学传统，它展现整体性叙事想象，体现史诗性特点。今天，西部文学没有过时。在世界文学合流中，西部文学如何面对市场运作、消费性刺激、全球化挑战，寻找平衡点，挖掘内在个体性价值，展现本土性特色，显得很必要。
关键词： 民族文学视域 西部文学 文学价值
“西部”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是一个特殊的生命空间，具有独特的文化性格、宗教色彩。“西部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具有西部意识、西部精神的，独具人文特色、美学价值的文学作品。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都处于“全球一体化”的焦虑中。在这种背景下，“五四”文学运动抛弃传统，试图将传统文化推进博物馆。但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反思“五四”时，传统深层的文化心理状态和文学写作模式仍旧影响中国文人的文学创作，比如小说的散文化、诗化等特征就是本土的诗学传统、美学传统在小说文体中的变形。另外，继李怡、李继凯、马丽华分别对四川、陕西、西藏的文学进行关注后，学界提出的“西部文学”概念，因为特有的西部意识、西部精神，更是丰富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文化秩序。
“西部文学”在民族文化秩序重建中作为边缘崛起，展现民族想象和理想的叙事，在作为世界文学的回声中，传达“本土情怀”和“本土精神”，具有重要价值。在这里“民族文学”不仅是一种倾向于少数民族创作的具有地域性、区域性的文学，更是一种囊括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民族文学概念。“西部文学”在民族文学视域中展现出一种有别于新文学传统的史诗性特征、本土性特征，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体系。
一、西部文学的史诗性特征
（一）作为“边缘”的崛起
近代以前，华夏文明处于主导地位。华夏文明在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数千年的“对话”中，享有千年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力。“一种文化不可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他者’的总和构成该文化所认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是由一套知识型所形成并存在于这套知识型之中的”[1]。
正是这一种中西、古今、不同地域间相互的对话关系，使原有中原文化中心论被打破，给旧有的、地处于边缘的“四夷”文学新的机会。“四夷”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变化大，因此形成了丰富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以游牧文明为例，“‘开放性’和‘迁徙性’特点，培育了游牧民族“坚韧意志与不断开拓的力量”“催生了西部民族独有的礼俗、婚姻形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结构，以及与农耕文化的那种土地意识及守成眼光全然迥异的生存观与价值观”[2]。这种区域性的民族文学无论是自身的个性、文化包容力，还是生命力都是极其宽广与强大的，极具广袤的美学审美空间与文化自新力。
（二）民族想象：作为理想的叙事表达
1942年之后，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叙事想象支撑人的精神建构。抗战时期的文学需要大众化、民间化、民族化的语言和艺术形式，“通过一个即将广为人知的‘成长’故事召唤那些尚未成为‘主体’的读者，这种叙事想象把个体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绑束在一起”，具有“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和“大规模动员群众”的魔力[3]。因此，为了拯救民族危机，为了新中国建设，我们需要宏大的集体民族和国家的伦理价值建构整个国家的文化大厦。
走出“五四”启蒙主义的精英文学立场，以延安、重庆为中心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西部文学圈。尤其是以“延安”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为“西部文学”迎来了文学发展的新契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仅以汉族作家为例，任其昌、安维峻、邓隆、范长江、林鹏侠、谢彬等开始认知和关怀西部的生活、西部精神、西部苦难。他们将西部的民生疾苦，甚至国家的生死飘摇展现在世人面前，传达出西部“坚韧”等精神品质。
以西部生活为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遥远的地域、蛮荒的空间、各民族古老的故事、英雄传奇，具有久远而绵长的特质。后来，《保卫延安》《创业史》《红岩》等作品超越为民族祖先、豪杰英雄树碑的单纯愿望，主要记录共产党的牺牲、成长、变化与成功的经历与史诗。这类小说都存有西部叙事，中心结构突出，具有较大的空间跨度与时间跨度，在很大程度上展现西部的自然、人文，最重要的是具有极为厚重的史诗性效果。在文学形式上，很多作品吸收西部的、民间的文化形式，旧戏曲、民间歌谣摇身一变，成为独具现代性特色的文化形式。
二、西部文学的本土性特征
（一）作为世界文学的回声
新时期，此前较长时间的“文学一体化”等特征逐渐消失，文学进入一个更丰富的文化语境。同时，各地域文学、各种民族文学，“本土精神”“本土情怀”开始进入文人视野。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4]的提出，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美感特质、民族文化精神成为一种“走向世界”的某种文化推动力，成为“第一推动力”[5]。
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以空间观为立论基点的批评范型[6]。空间意义意味着以民族特征为本位，凸显现代性时间观，同时，还对百年现代化进程重新检视。一方面，中国在世界文学中的形象仍是变异的，面临着全球化被趋同化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作为理论核心，呈现出大一统的结构特征。但是对其多元化特征所有忽略……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特征是通过空间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形态散落在特定的地理区域，与各地的自然、人文环境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群落”[7]。不同地域文化应该具有独特性，我们应该坚持原本存在的民族文化的差异。
想要在世界文学之林保持自我的话语权，保持中华民族独特民族个性的书写，区域文学的价值发掘充满意义，因为“区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场域’，传统文化、现代文明、现代人的文化追求都寄予其中，由此获得充沛的文化再造能力。于是，不僅具备地理空间的意义，而是成为现代文化一个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人生存的具体环境”[8]。因此，在这种大民族文化视域背景中，探讨“西部文学”的特色与价值尤为重要。
（二）民族之声：作为本土特色的表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贴上了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等鲜明标签的时代。但是，此时“西部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开始得到广泛重视，西部诗歌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忧患意识，西部小说包含乡土、都市、历史、先锋等重要向度。比如，董立勃、雪漠的乡土小说书写西部农村经济秩序、人际关系、道德体系变化，在现代性焦虑中透出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表现出理想主义色彩。比如郭文斌、唐达天、叶舟、陈继明等人书写的都市小说，书写欲望化都市中年轻人生命的自由、爱与美;书写都市情境中的浪漫英雄人物;揭示都市人在现存环境中充填欲望与追寻意义相矛盾的两难心绪。比如，温亚军、姜安、红柯等人的历史小说表达对历史本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性的张扬。张存学、卢一萍“新历史小说”开始家族、村落和个人日常的“微型叙事”。另外，董立勃、红柯、金瓯等人的边地先锋小说，既具有反“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生命神性等传奇观念，更具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色彩。
后来西部作家或创作转向，或逝去，或创作道路越来越窄，西部文学创作优势已经削弱。网络时代，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走到了文学发展的交叉点，精英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如何在市场运作、消费性刺激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如何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理性的文化批判立场，值得深思。
有的学者提出西部文学已经过时。但是，在民族文化视域中考察西部文学，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如重视西部文学的个体性研究，避免消费主义、猎奇思想的侵略，重视西部意识、西部精神的独特性;重视区域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珍惜少而珍贵的特殊文化宝藏，丰富本土民族文学内涵和样式，发现西部文学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当然，西部文学作为本土特色的民族之声的表达，如何整合文化资源，建立个性，每一个选择都变得相当沉重。
参考文献：
[1]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J].文艺争鸣，1994（02）：10-20.
[2]孟绍勇.革命讲述、乡土叙事与地域书写[D].兰州：兰州大学，2006.
[3]樊国宾.“十七年”成長小说兴起的深度溯因[J].当代作家评论，2002（5）：114-120.
[4]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01）：292-293.
[5]李怡.“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J].当代作家评论，2004（05）：100.
[6][7]李怡，肖伟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M].成都：巴蜀书社，2006：7，11.
[8]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