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前言：阿尔泰， 蒙古族，1949年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1975年毕业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1986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文研班。历任锡林郭勒盟文化局干部，《花的原野》副主编，内蒙古作协主席，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六、七届主席团委员。文学创作一级。著有诗集《飞马》、《阿尔泰诗选》、《波涛集》、《心灵的报春花》、《阿尔泰新诗选》、《犊牛的牧场》等，评论集《诗话集》，译著《草叶集》等。作品曾三次获内蒙古“索龙嘎”奖一等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1999年《阿尔泰新诗选》获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1993年获“庄重文文学奖”。1995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2000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德艺双馨”文艺家。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曾有评论称，阿尔泰是新时期蒙古文诗歌的重要代表，他以卓越的创作实绩引领了蒙古文诗坛的一代诗风。其诗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蒙古文诗歌创作的发展轨迹、精神风貌、艺术探索和审美追求，视野开阔，体认深刻，气象雄浑。
阿霞：我们知道，您主要是以母语蒙古文进行创作的。您如何理解一个作家的母语写作，母语写作对于您的重要性或意义是什么？
阿尔泰：用母亲教给我的语言写作是幸福的。母语融入了我的心灵，融入了我的血液。我与外界交流的第一句话便是蒙古语。对我而言，我的母语是最伟大的，最丰富多彩的，而且历史也是悠久而辉煌的。我坚信我的母语能够准确无误地描述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和事物，哪怕是最尖端最前沿的科学领域。坚持用母语创作，不仅是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更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我认为，只有用母语创作，才能充分、彻底、完整地展现本民族独特的生活和独具的美。作品是情感的外化，语言是情感的流动，母语是情感的真实。
阿霞：您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您出生在锡林郭勒的贡宝拉格草原。据说您的家乡有巍峨的博尔赫山和明澈的乌兰淖尔湖。您后来的大量抒情诗是否与这种在大自然怀抱中的童年成长经历和天赐的草原滋养有关？是否也可以把这些视为您文学之梦最初的外在催化剂？
阿尔泰：我赞成“存在决定思维”这一论断。我始终认为大自然是最伟大的诗人。大自然创作的诗作，是运动的、动作化的、让人身临其境的、无比美妙的、博大而细腻的。我的家乡贡宝拉格草原有一座山，名叫博尔赫山。它虽然并不高峻，但在我心中却是一座直接霄汉的大山。风和日丽的秋天，乌兰淖尔湖宛如一轮明镜闪闪发光，但在我心中它却是一汪波涛汹涌的大海。人是从故乡的一草一木认知世界的，故乡的一草一木给了我很多诗。博尔赫山、乌兰淖尔湖、家乡的人民让我第一次领略了神奇，这神奇就是艺术，它引领我走到今天。
阿霞：1966年，您在《内蒙古日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打井人之歌》时，只有17岁。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阿尔泰：那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1965年冬，放寒假的我从正蓝旗上都河中学回到家。当时因家境贫寒，我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当时生产队社员按劳动量计工分），与大人们一起参加了挖井劳动。在大山里挖井是很艰苦的，而且还刮着白毛风。牧民们在冻土上铺上干羊粪焚烧解冻，然后再一点点往下刨，待井挖深后，就用粗绳系上竹筐往外运土，年幼的我就在这个行列中。中午只啃点冻馒头，一直要干到太阳落山，人们虽然又饥又乏，却没有一句抱怨的话。牧民们的勤劳善良以及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写出了这首诗。它是我的处女作，也是在我诗歌之原上打出的第一口井。
阿霞：故乡、草原、祖国、人民几乎是您一生的书写主题，可以说，您的诗歌贯穿了对草原的深情咏唱。您自己也曾说过“感谢我的母语，我歌唱我的草原，渴望真实而深刻地再现草原人民的内心世界，这也正是我坚持写作的理由”。其实，故乡在您的情感世界里已经不是一个狭隘的地理概念，她包含了您的文学抱负和情怀。不知您认同我的说法吗？
阿尔泰：你说得很对，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故乡已不单是一个狭隘的地理概念，故乡就是我的一切，我为它而歌，直到生命的终结。在我的诗中，在我的心中，故乡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地理范畴。和很多人一样，我深恋着我的故乡。不爱故乡的人，怎能够爱自己的祖国？我相信每一位有良知的诗人都无不热爱自己的故土，正因为他们那无私、真挚、热烈的爱，他们的故乡才会毫无保留地向他们展示自己的一切。故乡的山川、河溪、浮云、晚霞、一草一木都在述说着自己的秘密，诗人应该聆听并领悟这些秘密，因为诗人的灵魂是与它们息息相连的。诗人应当是人民和大地的代言人。
阿霞：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您参加了“文革”中内蒙古举办的第一次文学创作培训班，使得您有机会见到仰慕已久的大诗人巴·布林贝赫等人，之后创作出长诗《恋恋不舍的心》并发表在《内蒙古文艺》（即《花的原野》前身）上。您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吗？在文学道路上有哪些人对您的影响最大？
阿尔泰：是的，那次培训班的经历，对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见到并结识了仰慕已久的玛拉沁夫、布林贝赫等文学界前辈。中国现当代蒙古族文学奠基人纳·赛音朝克图老师我没见着，因文革迫害致残，他当时正在上海治病。我常说，我们内蒙古当代诗歌是在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这两位泰斗的呵护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没有他们的作用，就没有今天的内蒙古母语诗歌。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语言丰富、乐感优美，巴·布林贝赫的诗歌的浪漫情调以及独特联想，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我又从一些中外诗歌中汲取了营养，如达·纳楚克道尔基、巴·雅布胡朗、普希金、惠特曼、米沃什、帕斯、艾青、闻捷等大家的诗作，所有这些都对我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阿霞：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庄重文文学奖”、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德艺双馨”文艺家等等，在您一生所获的无数荣誉中，您最在乎的是什么？您怎么看待文学奖项与作家或作品的关系？
阿尔泰：奖项对一个诗人来说，不仅仅意味着荣耀，更应当是进一步的付出与努力。我想，文学奖项是对我创作劳动的一种认可吧！近半个世纪以来，我的作品多次获得了全国及自治区大大小小的奖项，对此我常怀感激之情，感谢政府和人民对我的认可和期望，我会把它作为自己创作的新起点。上世纪八十年代，《花的原野》杂志社举办了一次文学奖，由全国蒙古族读者投票产生获奖作品，在这次评奖中我的诗作《心灵的报春花》荣获头奖，我很在乎和珍惜这个奖。我认为，对文学奖项而言，最权威的评委是人民，最公平的考验是时间。
阿霞：《花的原野》是内蒙古最早出刊的一份蒙古语省级文学刊物，您曾在《花的原野》工作了近20年，并担任过副主编。能否回忆一下，那时候的《花的原野》是一种什么情况？
阿尔泰：1978年我调入《花的原野》杂志社任诗歌编辑，当时办公条件较差，没有电脑，编好的稿件就驮在自行车后座上送去印刷厂下稿，后来我跟工人师傅们学会了检字、打印技术，于是就和他们一起干，虽然有些累但心情却格外舒畅。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全国掀起一股文学热，文学创作迎来黄金时期，蒙文创作亦是如此，来稿特别多，仅诗歌作品编辑部每天就能收到五十篇左右，当时也产生过一批轰动全区的优秀作品，如《眼睛》等，杂志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万多册。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刊物经费紧缺，举办文学活动受阻，但杂志社同仁齐心协力紧密团结作者、读者，在努力提高刊物质量的同时，采取如创办各盟市文学专刊等办法，得到社会各界热情支持，渡过了难关。
阿霞：您不仅为当代蒙古族文学创造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也为引进世界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1986年，耗费您巨大心血的惠特曼的《草叶集》蒙译本的出版，被誉为一次壮举，填补了蒙古文学翻译史上的一项空白。能否谈谈当时翻译《草叶集》的情况和感触？
阿尔泰：创作之余，我喜欢翻译一些中外名著，惠特曼的《草叶集》便是其一。1985年初，我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之托开始翻译《草叶集》。惠特曼是我最崇拜的诗人之一，他是世界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伟大诗人。我当时在内大文研班学习，所以只能用课余时间来翻译。这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惠特曼诗歌的题材涉及面太广，天文、地理、历史、动植物甚至机器零部件、人的肢体器官……可谓应有尽有。加之意象重叠、结构复杂，让我遇到了很多难题，甚至一度想放弃。老师（尤其是布林贝赫老师）和同学们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让我坚持了下来。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诸如《种子植物词典》、《自然科学名词术语词典》等，并咨询了不少专家学者，最终用七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翻译，期间几乎没有节假日。译著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反响。通过翻译《草叶集》，让我深深感到，诗歌翻译绝不仅仅是字面的简单翻译，而是一种神韵和意境的解读，一种情态的传达，要翻译出诗的音韵和节奏感，是将一种语言所塑造的美用另一种语言重塑的创造性劳动。
阿霞：据说，您和蒙古国著名诗人巴·拉哈巴苏荣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友谊。巴·拉哈巴苏荣是一位国际蒙古语诗坛的伟大诗人，曾荣获世界文学与文化协会杰出诗人奖，他对同样用蒙古语创作的您十分青睐和器重，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您的作品，还曾为您写过一首长诗《你美丽的内蒙古——献给阿尔泰》。蒙古国的作家都很崇拜您，他们认为您是蒙古族当代的诗圣。而在内蒙古草原上，您的诗歌也可以说家喻户晓，我听说过有好多牧民都会背诵您的作品。因此，我给您的定位是优秀的“人民诗人”，您认同这种评价吗？
阿尔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的诗作被译成斯拉夫蒙文陆续发表在蒙古国《星火》、《文艺报》等报刊上。有一次蒙古国的一位作家来呼市，给我捎来了一本巴·拉哈巴苏荣给我的《星火》杂志，杂志上发表有我的诗作，杂志扉页上则是拉哈巴苏荣亲笔写的一句话：“阿尔泰，愿你在诗歌的旷野上肆意驰骋吧！”八十年代末，他来内蒙古访问时，我们便相识了，他写了你上面提到的那首诗赠予我，此诗后来译成旧蒙文发表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启明星》季刊上。在2009年我率内蒙古作家代表团出访蒙古国参加蒙古国作协成立八十周年大庆，以及去年九月份参加在蒙古国举办的“第三届乌兰巴托·中国内蒙古文化周活动”时都见到了他，与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文化交流。巴·拉哈巴苏荣是继达·纳楚克道尔基、巴·雅布胡朗之后，蒙古国又一座诗歌高峰。他的诗歌在我国蒙古族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他与我区不少诗人相当熟识。过去三十年来，我的部分诗作及一些诗歌讲演被译成斯拉夫蒙文发表在蒙古国报刊上，尤其是2007年我的斯拉夫蒙文诗集出版发行后，在蒙古国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人民诗人”这一称谓我愧不敢当，它神圣得让我遥不可及，人是应当有自知之明的，我只不过是一位执著的普通诗人。
阿霞：2011年，您的蒙古文诗集《阿尔泰蒙古风》荣获首届“朵日纳文学奖”，获奖理由是“诗集将蒙古语的张力发挥到极致”，评委们公认，诗歌在充满激情的抒怀和深沉的哲理思考中唱出了时代的声音、民族的心声。诗集《阿尔泰蒙古风》集中展示了诗人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作品，是我国当代蒙古族母语诗歌创作的标志性著作。对这样的评价您自己怎么看？
阿尔泰：《阿尔泰蒙古风》是从我出版的十几部诗集中精选而成的诗选集。它有不少瑕疵和遗憾，只能说这是一部集中展示我诗歌创作成就的著作，不可誉为蒙古族母语创作的标志性著作。
阿霞：去年早些时候，由中国作协举办的包括您在内的七位当代蒙古族诗人（其中两位已经过世）研讨会在京举行。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当代蒙古族杰出诗人的群体文学研究活动，国内许多知名作家和评论家集体发声，外界对此次研讨会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您看来，这次研讨会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吗？
阿尔泰：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研讨会，它体现出中国作协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极大关怀和支持。据我所知，建国以来，在京召开如此规模的蒙古族诗人创作研讨会还尚属首次吧。可以说这七位诗人是解放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我区蒙古族代表诗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我区蒙古族母语诗歌创作的总体水准。在京的我国部分一流评论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并发表了高水平专评。他们就蒙古族母语诗歌创作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诗人队伍的形成和壮大、未来发展形势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做了认真诚恳的探讨。我相信，这次研讨会必将起到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承前启后、繁荣我区蒙古族母语创作的重大作用。
阿霞：作为深受蒙古族喜爱的当代蒙语诗坛最有影响的诗人，评论界一致公认您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诗歌写作时代，一种新的草原诗风。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阿尔泰：蒙古族母语诗歌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时代、人民、生活所赋予的恩泽。蒙古族母语诗歌创作的全新时代是由我区广大蒙古族诗人共同开创的，在这宏大的艺术实践中也包含着我的个体劳动。至于个人成就，我认为在蒙古族母语诗歌创作进程中，将传统与现代手法融会方面或许起到过些许作用吧。
阿霞：从事诗歌写作近50年来，您的作品曾被多次译介到国外，并受到国外专家的赞誉；多年来入选高等院校当代文学教材的更是不计其数，如果让您对自己作一个评价或总结，您会说什么？
阿尔泰：自处女作在省级报刊上发表已47年了。在这47年中我一直坚持写作，我的作品在国内外翻译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的作品被选入中学及大学当代文学教材，至今依然。我的一些诗作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会在诗歌朗诵大赛、婚礼庆典、祝寿宴、聚会酒席上朗诵。有些社会团体将某段诗句印在哈达上作为赠礼，一些商家则把诗句印在手帕上出售，还有诸如书法作品、挂历等。这说明广大群众对我诗作的认可，每每看到这些情形，我感动不已，感谢人们对我的厚爱。现在回过头看自己走过的近半个世纪的创作道路，心中不免有些遗憾，那就是没有把所爱之物爱得更深，所恨之物恨得更彻。
阿霞：您如何评价今天的内蒙古或蒙古族文学创作？您认为今天的内蒙古或蒙古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层面上处于怎样的位置？
阿尔泰：我认为，今天的内蒙古文学创作正处在发展势头上。党和政府的关怀、人民的支持、广大作家的努力、各种条件的改善等给我们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我相信，在我们内蒙古文坛将会诞生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民群众喜爱的、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就我区目前蒙古族母语创作而言，可以说走在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前列，作家队伍的不断壮大、作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影响力的持续扩大都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阿霞：如果让您对年轻的一代写作者给出一些建议，您想说些什么？
阿尔泰：提三点希望：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诗歌。希望年轻的作者们不断学习掌握好语言的张力、色彩、重量、乐感、动作性、个性等特质。二：希望你们与时代、人民、大自然的一草一木融为一体。只要融为一体，就能艺术地再现。三：切莫浮躁，应静心创作，并持之以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