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但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们在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了本民族独具特色和风格的文化，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丰富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20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出现了不少文学大家，还出现了沈从文、老舍、萧乾三位名满中外的文学大师。涌现出了满族的舒乙、叶广苓、赵玫，回族的张承志、霍达，壮族的陆地，仫佬族的鬼子，藏族的阿来、扎西达娃，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等等，他们在诗歌、小说、散文等领域均创作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把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以及作家们个人的文学造诣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少数民族文学也从沉寂逐步走向繁荣。作为这一领域的国家级最高奖项，自1981年开始举办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0届，体现了中华各民族文学交流互补、共同繁荣的盛世景象。
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都会推出一些优秀的新人，这些作家通过骏马奖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例如，来自四川的藏族作家阿来，他曾在第四届骏马奖上凭借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获奖，自此走入人们的视线。随后他又在第六届骏马奖中，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通过改编自这部小说的同名电视剧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自北京的回族女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得第三届骏马奖，其长篇小说《补天裂》又获得了第六届骏马奖，且这部小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全国十部优秀长篇小说奖、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图书和优秀电视剧两个奖项。类似的作家还有很多，有些人的作品兼获了其他奖项，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这些都客观地反映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整体上已趋于成熟。作家在驾驭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精神、拓展题材、开掘主题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表现出较强的实力，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整体水平。
二
每个民族都在艰难而漫长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思想典籍、民俗民风，无不显示出传统的厚重与文化的博大。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还有待于在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独立价值。
泰戈尔说过：“每一民族的职责是，保持自己心灵的永不熄灭的明灯，以作为世界光明的一个部分。熄灭任何一盏民族的灯，就意味着剥夺它在世界庆典里的应有位置。”当今世界，文化的挑战已被视为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挪用、吸收，能够让双方受益。一味地强调全球，或者单纯地强调本土，都不能使一种文化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在当今多元文化撞击的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如果仍然故步自封，拘泥于自身的传统民族文化而没有拓展视阈，必然会阻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强化其边缘性的地位。少数民族作家应在与多种文化展开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中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作家自身不能再恪守固有的传统，而是应该重新审视所面临的文化模式，将自身的民族文化、外来的西方文化以及本土的共有文化重新加以清理、过滤之后，选择一个共同的基点进行整合，在顺应全球化语境的同时，又保有自身民族文化的因子，自觉而有意识地使民族文化与世界潮流同步发展。
开放的民族性在建设新文化中是开放的、流动的，向世界各民族开放，不断地吸收世界一切民族优秀的文化因素，在对话中交流，熔铸出具有现代性的新质的文化来。这种开放应该是真实的，对于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形态，我们都要敞开大门。
马尔克斯的国家哥伦比亚应该说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是，他以《百年孤独》这样的世界名著，隐喻了整个拉美国家在西方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民族内部的状况。《百年孤独》写的是一个小镇家族的生存和灭亡，但小说背后巨大的“隐形”世界——西方政治和文化对拉美国家的入侵——使小说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思维变得更加突出、醒目。这常常作为重构自己民族文学、提升民族文学信心的模本和范式。
三
任何文学均具有民族性，任何文学作品首先都是由民族语言所写就的，但“并非所有的民族文学均能成为世界文学。只有囊括了人性普遍特性的民族文学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那些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体现出的是特性与共性、变异与汇通的统一。
民族的文学，必须深深地扎根于本民族生活的土壤中，同时必须放开视野，善于学习和借鉴外国外族那些有益的东西，以丰富和强化自己。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无穷尽的，是个世远年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文坛因各种民族文学的存在和发展，而呈现绚丽多彩的局面：各民族的文学又在多彩多姿的局面中，不断汲取他民族有益的艺术养料而得到不断的发展。莫言认为，“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诺贝尔文学奖在于，是那些文学作品背后的深刻思想与意义，在文学方面表现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并有最优秀作品的人或者是对人类的某一种贡献。
少数民族文学唯有置于主体性、世界性的文学交流之中，才可能得以发展与繁荣，民族文学的特性才可能得以保存与发扬，才可能以自身的不断发展、丰富和不断成熟而赢得世界意义和世界地位。
别林斯基有段话说得很精辟，也很深邃。他说：“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民族性是审美想象和艺术创新的介质和依恃，世界性则是民族文学的动力和追寻。
在追求文学的世界性时不是为了丧失民族性，在加强民族性时也不是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抹杀文学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不要沉味于狭小的地方圈子里，要站到更广阔的层次上创造文学。而捕捉到文学实质的创作，必然是既保持了民族的独创性，又获得了文学的世界意义。所以文学的全球化和民族性并不对立。
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文学的世界性和普遍性是存在于文学民族性的特殊之中的。正是在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学之中，体现了共同追求人性发展的人文主义的共性，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总体特征。文学世界性的普遍性体现在文学的民族性之中，这是一种相融的关系。
从一些民族文学作家的创作脉络来看，越到后来，其对民族文学的创作、思考越显示出多层语境交融的文化背景。如乌热尔图的创作从《森林的骄子——鄂温克族的故事》、《琥珀色的篝火》《七叉犄角的公鹿》、《声音的替代》《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发现者还是殖民者》等可以清晰地发现作家的思考方向和思考力度都在向广度和深度扩展，表现出从一种单一的民族文化语境到高语境、全球化语境的多层占有。全球化语境、高语境、民族文化语境这三者是日益融合的趋势，如吉狄马加的不少诗作被翻译成了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等，引起国际诗坛的关注。而吉狄马加在追求民族情怀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作为一位诗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文情怀。叶梅的小说《五月飞蛾》就是在一种全球化语境中展示了土家女孩“二妹”对生活的思索与执着追求，也充分体现了语言的精练性、诗意性的高语境特点。所以，民族文学创作趋势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语境，依靠传统的高语境，面向全球化语境的深度写作。
中外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就是能处理好民族性与人类性、现代性的关系。马尔克斯就一再表明，他的创作一方面是得益于加勒比地区的地理与文化背景、土族民间文学和悠远的非洲血统，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欧美现代主义。
藏族作家阿来就曾说过：“我并不认为我写的《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的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并不是哪个民族的专利，每个民族在观念上有所区别，但绝非冰炭不容，而是有相当的共同性，这便是我们地球上生活的主体——人类。”
在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共性已经成为作家所要表达的共同母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