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新时期文坛上曾轰动一时的问题小说写作家，谌容在创作上坚持“不雷同自己，更不雷同于别人”的原则，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谌容式写作道路”。
关键词：谌容，新时期，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谌容在《并非有趣的自述》中曾写道，她曾有意向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原型写一组散文，并已将《童年的记忆》、《卖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等几篇写出，但因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上影厂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发现同她的这组以人物素描为主的散文“在手法上有几分相似”[1]而果断放弃了自己原定的写作计划。在谌容看来，坚持写下去只能是违背了她一贯遵循的创作原则——努力不雷同自己，更不雷同于别人。而在其新时期“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中，她也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一准则，成为新时期女作家中的佼佼者。
一、“不雷同自己”
在“不雷同自己”的原则指引下，谌容新时期的“社会问题小说”创作在作品的题材、结构、表现方法、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不断地锐意创新，呈现出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写作模式。
首先，题材的丰富性。谌容新时期的“社会问题小说”创作虽以中短篇为主，但相对于专注于某一特定题材的“专家”，谌容更像一位“杂家”。她的作品题材种类多样，涉及到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婚姻、环保等多种问题。她的农村题材创作，在多次到农村体验生活的基础上，既有歌颂农村干部坚持生产实际的文章（《太子村的秘密》），也有批评基层领导脱离农村现实的“左”倾工作作风（《关于仔猪过冬问题》）；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则是对自身阶层的深刻剖析和审视，既有对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不公正待遇的不平（《人到中年》），也有对知识分子胆小懦弱性格的逼真再现与严峻批判（《真真假假》）；她的婚姻爱情题材作品，则是对现实婚姻地冷静审视（《懒得离婚》），虽不免色调灰暗，却也引导人们重新思考和审视现实的婚姻生活。
其次，结构的多样性。为避免了单一结构带来的审美疲劳，谌容在创作中不断地尝试了多种框架。在她新时期的“社会问题小说”中，有迷雾重重、悬疑不断的推理小说结构（《太子村的秘密》，有以往来信件推动故事情节进展的书信体结构（《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有对回忆与现实结合叙述的重合结构（《散淡的人》），也有两条线索同时进行的主副线交叉结构（《人到中年》）等。
再次，表现手法的融合性。谌容新时期的“社会问题小说”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写作基调，在娴熟了运用传统的白描、对比、衬托等多种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同时，又融入了一些先进的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她的作品中，有表现幻觉梦境的意识流手法（《人到中年》），有寓庄于谐的反讽手法（《大公鸡悲喜剧》），也有构思巧妙的荒诞写法（《走投无路》）…..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功能，从而实现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完美融合。
最后，艺术风格的分期性。谌容在新时期虽然创作时间较短，主要集中在八九十年代，但在这十余年间笔耕不辍，而且也艺术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变化。纵观谌容新时期的“社会问题小说”创作，以八十年代中期为界限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表了《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白雪》、《赞歌》等作品，这一阶段主要以写实手法为主，叙述风格上也略带感伤，以悲剧色彩引导读者对二十多年来极“左”路线带来的失误进行反思；第二阶段，以《减去十岁》、《懒得离婚》、《献上一束夜来香》等带有强烈喜剧气氛的作品为代表，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西方现代意识与哲理内涵，较多地采用夸张、变形、荒诞等手法在轻松、幽默的嘲讽中揭示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在戏谑中进行深刻的哲理思考，显示出“多方的艺术探求”[2]。
二、“不雷同别人”
在作品题材、结构、表现手法等各方面都“不雷同自己”的同时，谌容还坚持“不雷同于别人”的原则，她新时期的“社会问题小说”创作，在与同时期的作家群体和一般的问题小说作家的比较中，都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
（一）在新时期作家群体中的独特性
相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中青年作家来说，谌容不属于“独创”型作家。她不像莫言、高晓声等人划定自己写作范围的“系列小说”，也放弃了“书写风土人情、表现地域风貌”的地域作家身份，即使在选词造句、句式构成上，谌容也没有特别鲜明的文字风格。然而，文学却往往呈现出出人意料的结果：当大多数作家不约而同地去寻求“另辟蹊径”，坚守现实主义阵地的谌容反倒显出了了自己“独特”——以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弥补了“创新力”的不足，以敏锐的透视力关注人生百态，以一个男作家都罕见的遒劲笔力书写社会现实[3]。因而虽然她新时期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创作时间也不是很长、篇幅上也以中短篇居多而很少创作长篇，但却以其独特的艺术选择和追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作“谌容现象”[4]。
同时，不同于传统作为书写问题小说主体的男性作家，谌容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她是以女性作家的身份进行问题小说的创作的。女性作家的身份，使她始终保持着女性特有的敏锐的洞察和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同时敏感地进行人文情感的感知；然而另一方面，她又不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女性作家，有论者也曾把谌容跟张洁等女作家做过比较，评论界一致认为，谌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未将问题小说的创作重心拘囿于女性的自身世界，而是有着更广泛的社会现实准则，在处理立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时，隐匿了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在更深层的社会矛盾上进行着整个人类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这就使得谌容的“社会问题小说”有了一种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社会普适性价值，从而使得谌容在八十年代众多的问题小说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红极一时的当代女作家。
（二）与一般问题小说作家的不同之处
作为问题小说作家，谌容把创作的重心放在对社会生活各方面问题的真实反映与深刻剖析上，然而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不同的是，谌容对于自己小说中所揭露和透视的各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并非只是停留在“提出问题”的层面上，而是用更细腻深刻的笔法加以阐述，并且力争解决问题或者引起社会注意进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5]，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使她的“社会问题小说”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识指引作用”与“社会行为指导意义”，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帮助人们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并寻找适当的方法最终解决问题。
同时，与一般的问题小说作家只注重反映问题、过度追求文学的社会效应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的艺术审美功能的偏激倾向不同的是，谌容的艺术手法是不断地走向成熟的。她在始终积极、热情地密切注视各种社会问题的同时，在创作主体上也日渐完成了思想观念上的重大突破和转变，她善于从看似平常的现实中解释问题，选择一种共同的社会心态，进而展开形象地展露与深入地挖掘，并在写实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兼顾现实主义的深刻概括力和艺术想象力，从而走向了一条逐渐成熟的“谌容式写作道路”。
参考文献：
[1] 何火任.谌容研究专集[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
[2] 张钟等.中国当代文学概观（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
[3] 刘纳.谌容小说面面观[J].文学自由谈.1987年12月
[4] 胡德培.“谌容现象”研究[J].当代文坛.1989年4月
[5] 刘莹.“人间悲喜剧”中的问题与无奈——从<人到中年>等作品浅析谌容的社会问题小说[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9月
作者简介：杨梅（1989.-），女，汉族，山东省招远市，东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