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宋儒和佛教的关系，两者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矛盾的统一，即崇儒排佛和援佛入儒的统一。
关键字：攘斥融合
宋学初期的排佛斗争实质上是韩愈辟佛运动的延续。韩愈所谓的排佛是佛教而不是佛学。要弄清其始末，首先要从儒佛兴衰缘由看起。
六朝以后，佛教逐渐兴盛，而儒家终于衰败，佛教之盛，与佛学的长于“证心”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谓心法，即指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之学。刘禹锡认为，儒学作为传统文化，之所以败给外来的佛教和新起的禅宗，正是因为性命之学的缺乏。佛教提出的有关宇宙和社会的一些命题，在传统的儒学中未曾有过，这也正是佛教这个外来文化吸引人的地方。
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儒者无法全盘接受这个异端，导致了儒学以封建礼教或纲常攻击佛教。早在唐代，韩愈就在《原道》一文中攻斥佛教，其祸害有三：（1）“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这是从华荑之辩这一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上说的。（2）“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讲的。（3）“民焉而不事其事”则是指僧徒的不事生产，佛寺的蠹坏财政，排佛矛头直指佛教之“殊俗之弊”、“耗蠹国风”。
在唐朝辟佛运动的基础上，北宋儒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在他们看来，佛教和儒学是两个对立面，捍卫儒学，就必须消灭佛教，这样，排斥佛教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性，事实上他们是走入了一个极端。
以辟佛名扬于时而对后来宋学家有所启发的议右派代表人物李觏，从“仁”、“孝”、“礼”攻击佛教的虚伪和乱常，指出佛教之法不过是“绝而亲，去而君，剔发而胡衣’而已。
宋学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在《儒辱》一文中主要侧重佛教的灭弃仁义、礼乐等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
石介从“道德”、“礼乐”、“五常”等方面，指斥佛“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周、孔“圣人之道”，他还发动了清除佛道画像的活动
曾巩对王安石读佛书大不以为然，写了极有代表性的《说非导》，指斥浮屠“文诡辩，奋丑行”，“离君臣，叛父子……则浮屠之说，无益已可知矣。”
这种从各种角度对佛教进行抨击的史实，可以说俯拾皆是。然而这种观念、做法仅仅是从形式上对佛教的一种排斥与反对，并没有抓住其要害，事情一步步向深层次发展。
疑经派代表欧阳修认为石介等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简单做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从思想上去着手，才能战胜儒教。
欧阳修在《本论》中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相差太远，原不利于在老百姓中间传播，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有一套劝人为善的理论。这才是辟佛的核心所在。
有了这层认识，欧阳修提出了具体措施，通过传统文化的宣传，让老百姓懂得只有儒家礼义才是通向“为善”的正确途径。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一种可以吸引民众的理论，他把这种方法叫做“修其本以胜之”，然而，他所用的理论是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礼义、“王政”之说，自然无法治其本。
在这种猛烈攻击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北宋儒者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体系，他们用自己的理论来反对佛教。
宋代理学是以‘道体“为立论基础的，这便是针对佛教所谓世界为虚幻说的；又如理学体系创立人周敦颐编绘《太极图》，显示“天理”创造实在世界的过程，包含有反对佛教的世界虚幻之意；张载首次明确从理气观、格物穷理、伦理观来批判佛教，他指出“佛教以有为无，所以不取理”，使“人伦不察，庶物不明”；二程也不遗余力地攻击佛教，指出“毁人伦，去四大”“自己不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而谓他人不能”从这一层面上看，佛教似乎是有不道之嫌，排佛运动真可谓是如火如荼。
排佛虽步步深入进行，但宋代儒者对佛教的批驳还不够深刻和系统，这种仅仅是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而把佛书拒之门外的态度毕竟是不成熟的，更何况他们正处在一种创新和摸索的阶段，直到南宋中期，朱熹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才暂时抵制住了佛教，至此排佛斗争才达到一个顶峰。
然而，我们说矛盾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在排斥的同时也必受其影响。时代前进到宋学繁荣期，儒家在攻斥佛教的同时，又尽用其学。可见，佛、儒之间意识到在必须互相排斥或吃掉对方的同时，也便是互相融合和吸收的开始，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社会环境：南渡之后，士人普遍失去了信心与热情，产生了消极情绪，感到了空虚、压抑、幻灭感。精神无从寄托，志向无从实现，在这样国破家亡的时代转而寻求忧郁与愤懑化解的途径，追求细腻、敏感、脆弱、空灵、悠远的意境，这正是佛教所能满足的，使之成为佛教渗透士林的重要机缘。
二、帝王政策：帝王积极主张佛、儒并存，这种思想的統治推动了佛、儒融合的形成与发展，而实质上，在很大一方面这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正如太宗说的“朕夙夜孜孜，固不为己，每焚香愿民庶安辑，不近理之事断不为也”，就我来看，这在潜移默化中起了引导民众信佛的目的，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三、宋代士人与僧道密切交往：一方面是因为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不断的民族战事，使宋代士人在暂时无法找到出路的时候愿意也只能信佛修道，加强与佛道的联系；另一方面，宋代学者往往对传统儒学不满足而渴求扩大阅读范围，这就激起了他们从佛家典籍中开拓学问疆域的欲望。一些极力抨击佛教的人士也转而开始援佛。例如：李觏由“始吾闻之疑”到承认佛门心性义理之学“有可爱者”就是一大转变；司马光亦作《解禅偈》六篇指出儒道相同之处。这种前后两期观念不同，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是由于一个人处于人生不同阶段，遭遇不同境遇，结合当时不同的社会风情而产生的，其实人本身就是多面体，思想也就多元并存。
可见，佛儒融合是大势所趋，是两者共同生存发展的需要，更是宋代学术思想领域的主流导向，不可阻挡。
佛教充实儒学，儒学抗衡佛教，这两者之间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长期的交流、斗争、排斥、渗透、摄取的过程，才得以流传，从而促进了宋学的发展。所以我们说两者是矛盾的统一。在对待两者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不能就事物的一方面片面地加以认识、评判，其实，一种体系，一种学说能够存在下去，必是融合了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正如宋儒与佛教，在存有矛盾的同时又取得某些方面的统一。
(作者单位:河北省永年县实验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