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吕澂是当代著名佛学家，致力于佛学研究几十年。他在参与佛典的编校工作中，积累了关于佛教典籍的丰富知识，在佛教目录学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独特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藏经目录的还原、对大乘经的分类以及对疑伪经的简别三个方面。
[关键词]吕澂；佛教；目录学
关于佛教目录的著述虽然起源很早，但是对佛教目录的研究则肇始于近代。首先是1926年梁启超作《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揭示出佛教目录的价值，也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开一新领域。之后关于藏经目录的研究持续不断，冯承钧、姚明达、苏晋仁、陈垣等人在不同层面作出了成果。吕澂先后在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参与佛典的编校工作，积累了关于佛教典籍的丰富知识，关于佛教目录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刻本大藏经以及藏经目录的编次，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他的11篇论文和专著《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及其序言之中。
一、对藏经目录的还原
自《开宝藏》起，中土藏经雕版达20余种，但到今天，早期刻本或大部分亡佚，或部分亡佚，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碛砂藏、赵城金藏、初刻南藏、元官版藏经等多种古本藏经陆续被发现，于是便引起了学者对刻本藏经研究的热潮，恢复古本藏经的本来面目也便成为佛教研究者关注的问题。首先是1934年蒋唯心对赵城金藏的考察，《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奠定了赵城金藏的研究基础。1949年以后，吕澂写作了一系列叙录式的研究论文，有《宋刻蜀版藏经》《契丹大藏经略考》《金刻藏经》《福州版藏经》《思溪版藏经》《碛砂版藏经》《元刻普宁寺版藏经》《明初刻南藏》《明再刻南藏》《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以及《清刻藏经》，[1]对每一部大藏经的刊刻时间、刊刻缘起、主要内容、版本、历史价值以及各版之间的承接关系都做出了尽可能详细地说明，“对这些早期藏经之目录进行了大致的、原则上的还原。”[2]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因为它是在北宋时刻版于蜀，又称《宋刻蜀版藏经》。开宝四年刻成后将经版运送到京师，此后一直到宋徽宗时对这部藏经一再校改，并增入宋代新译经和入藏著述附带流通，形成了3个主要的校订本，即咸平本（蜀版初校本）、天禧本（蜀版再校本）和熙宁本（蜀版校定本）。此后内容仍不断有增加，其最后的内容如何，吕澂比照《金藏》，列出了8个部分，并详细列出每一部分的卷数及帙数。到北宋末年，《开宝藏》已积累到6620余卷，653帙。不久，汴京陷落，经版毁于战火，此部大藏经基本亡佚，幸存至今的只有少数残卷。它是“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各版开雕的年代有先后，所据的蜀版印本不同，因而内容略有出入，但它们中间的一些联系还是可以了解的。”[3]金藏、高丽藏初刻据蜀版初印本；契丹藏据蜀版再校本，《贞元录》续入藏补刻年代较晚，故契丹藏未收，但因刻于北方又收入了一些北方流行写经；福州藏、思溪藏据蜀版校定本。
金藏刻版所记年代最早的是皇统九年（1149年），最迟的是大定十三年（1173年），实际刻版的起讫年代应与此相去不远，约1148年到1177年。金藏虽是蜀版的翻刻，但也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如它所收的宋代新译经最完全，“一无遗漏”，入藏著述除蜀版已有各种外，还收入当时北方流行的书，有些还是手稿，均为珍本。此外又保存了几种仅见于著录的宋代经录。
《碛砂藏》续刻时配用妙严寺本，补充管主八募刻的秘密经版。明《南藏》原指永乐年间刻本，直到1934年四川崇庆上古寺发现洪武年间初刻本，南藏曾两次刻版的事实才为人所知。[4]《径山方册藏》又称《嘉兴藏》，以明《北藏》为底本，但又网罗了许多藏外典籍。清代《龙藏》编纂时对著述部分的随意取舍以及极端轻视音义的价值，使其减色不少。
关于各版之间的关系，思溪藏据蜀版刊刻，但宋代新译经和《贞元录》续入藏经未全收，以致以后刻版都成残缺。思溪藏以福州藏为底本，后来直接发展为碛砂版、普宁寺版等。元末兵乱，南方各版都毁损，只有碛砂寺版较完全，明初刻南藏就纯粹用它为底本增订重刻。明再刻南藏覆刻初刻南藏，径山方册藏和清龙藏都以明北藏为底本。
吕澂之所以如此重视藏经目录，是因为“汉文大藏原以译本为主，从它们的编次上面可以反映出印度佛学体系是怎样组成，各种学说是怎样发展，乃至中国有翻译以来是怎样传播的。”[5]
二、对大乘经的分类
中国传统的藏经编次，以《开元释教录》为定型。它对译本部分区别为大乘的经、律、论与小乘的经、律、论。大乘经中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及五大部外的译本分类。大乘论又以释经、集义分类。余部编次各书虽以性质相近的汇列一处，但不分门类。明末智旭《阅藏知津》对大藏进行了全盘的整理。在大乘内依着天台五时判教的说法，改分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在方等之内统收了显教宝积等部之书以及密教所有的经轨。又在论藏内释经、宗经而外增加诸论释一类。他还将中国撰述的章疏论著，择要分别列在各门译本之后。虽然1923-1928年日本学者编印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对汉文大藏经的编次作了革新式的改定，将经律论三藏译本总分为16个部类：1.阿含，2.本缘，3.般若，4.法华，5.华严，6.宝积，7.涅槃，8.大集，9.经集，10.密教，11.律部，12.释经论，13.毗昙，14.中观，15.瑜伽，16.论集，而各部的经籍也都比较整齐地重行排列过，但是这些仍然不够。吕澂认为，在分门别类，“特别是在大乘经的门类方面，是带着以大部经作为标准的意味，所谓华严、大集等等都是以容量庞大而予以独立地位，而合拢了这些部门，仍难看出大乘学说的全盘的体系如何。至于各部门内经典有译失译的核订，好像从来就没有为改编大藏者所注意，更不用说于中会简别出什么疑伪书籍来另作安排了。”所以，重新编订大藏经目录，“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大乘经更加合理的区分部类问题，其次则为个别经籍有译失译的核实，然后再及其他。”[6]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以下简称《澂目》）即吕澂彻底重编汉文大藏经的实践。《澂目》分为经藏、律藏、论藏、密藏和撰述五大类，前四类收译本，后一类收中国撰述。按照晚期大乘佛学的体系作安排，经部大乘经类分为宝积、般若、华严、涅槃四部，先列宝积部，为大乘通论之经，次列三部为大乘详阐“道”“果”之经。四部中又各以根本经典居先，支分经典次后。宝积、般若、华严、涅槃四部的名称虽与以前分类所用的相同，但不是单纯的指大部经典，而是借来分别表示大乘佛学各个方面的特质。比如宝积部内，《大集经》实际即是另一类的《宝积》丛编，其中既有与《大宝积经》相交叉的经典，又带了些地方色彩。还有菩萨乘说一切法门以及此类以人为主的“问经”（如《思益梵天问经》等）“说经”（如《维摩诘所说经》等），从《大宝积经》末分《胜鬘经》思想发展而来的一类如来藏经典（如《入楞伽经》等），都要收在此部之内。又如，般若、华严、涅槃三部包括了所有详说大乘“道”“果”的各经，这是从《摄大乘论》所说得到启发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以上面四个部门来统摄一切大乘经典，虽不能说每种都安排恰当，但大体上也说得过，可以不用再立其他部门了。
对大乘经典的分类，是吕澂重编大藏经录最所着意的一个方面，也是深受周叔迦等先生关注并存在颇多商榷的地方。但是《澂目》在经论的启发下，借能够代表大乘佛学各个方面特质的4个大部经典的之名来统括一部类，分类简明，实是一种创见。
三、对疑伪经的简别
除了大乘经的合理分类，重编汉文大藏经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经籍的有译失译的核实。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博而不精，多以臆断，出现许多错题译者的经书，但因其内容广博，时代也较早，历代以来常为学人引用，通过《开元释教录》载入今编大藏经之中。以安世高为例，最初僧祐《出三藏记集》依道安旧录所举译藉不过35部41卷，其中还有缺本6部，怀疑是出自撰述的4部。而到了《历代三宝记》就随便增加到176部，197卷。吕澂经过考证，认为还是道安旧录的记载最为可信，列举见过的安世高译本共有35部，41卷，其后历经散失，现存22部，26卷。[7]
疑伪经的确定。原来失译且未详作者的《发菩提心论》一书，误题为世亲所作，又误认为是鸠摩罗什所译，将世亲的年代较实际提早了近百年。随着译本的核订，有些以撰述托名翻译的书自然也就清查出来。学术求真也可以实现了。
除以上介绍，《澂目》还有很多独特贡献。如，有些佛典内容相同而书名不同，或部分相同，所以在编写目录或刻印藏经时，就需要做勘同的工作。《澂目》把前人的勘同成果都吸收进来，并且一一复核，发现其中有不准确的，都做了校订，在相应的经论后面注明“今勘同”，自己阅读佛典中发现内容相同勘出的经籍，也注明“今勘同”，有119本，两项合计177本。当代著名佛教学者方立天评价说：“此目录（《澂目》）分类简明，全部编号，核订译名、异译、译人，注明根据。这是科学地编纂大藏经新目录的一个重要进展。”[8]
参考文献：
[1]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M].山东：齐鲁书社，1991
[2]冯国栋.佛教目录研究八十年（1926-2006）述评——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J]，文献.2008，（1）
[3]吕澂.宋刻蜀版藏经[A].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M].山东：齐鲁书社，1991
[4]据学者现今考证，明洪武本南藏实际是建文年间刻本，应称为建文南藏。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375
[5]吕澂.谈新编汉文大藏经译本部分的编次[A].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M].山东：齐鲁书社，1980：1
[6]吕澂.谈新编汉文大藏经译本部分的编次[A].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M].山东：齐鲁书社，1980：3
[7]吕澂.安世高[A].中国佛学源流略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285
[8]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M].吉林：长春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