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河，广东省第二大河，是连接福建和梅州地区的重要水道。韩江在唐代称恶溪，后为纪念韩愈而改称韩江。其北源汀江出自福建西南宁化县西南部的武夷山，南流至广东大埔县三河坝与南源梅江汇合后始称韩江，再向南流到潮州后，河道分叉进入韩江三角洲，在今澄海县境和汕头市区分别注入南海。潮州地处闽粤间，东南濒临南海，在隋唐时已发展为“岭南大郡”。宋代潮州凤岭港（在今澄海）有“粤东襟喉，潮州门户”之称，是广州港以外粤东的重要港口。便利的内河和海外交通，为笔架山窑瓷器的生产、运输、外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宋代初期，中央政权即对海外贸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宋开宝四年（971年），宋朝灭南汉取得广州的统治权，4个月后即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负责掌管海外商舶贸易。除了最早的广州市舶司外，宋朝先后在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泉州、温州、秀州（今嘉兴、上海、苏州的部分地区）和密州（今山东诸城）等沿海港口城市设置了共七处市舶司作为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其中以广州、泉州、明州三处最为重要，合称“三路市舶”。三路市舶之中又以广州至为重要，据宋人朱或《萍州可谈》记载，北宋崇宁（1102～1106年）初年，“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宋代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繁荣，海上丝绸之路繁盛。全国陶瓷业在此时迅速发展，各著名窑口的产品大量外销。在这种大环境下，潮州笔架山窑利用自身优势亦迅速发展起瓷业，内外销两旺。
笔架山窑的产品以青白瓷为主，釉色除青白釉外还有白、青、青黄、酱褐等多种；器型有碗、盏、盆、钵、盘、碟、杯、灯、炉、瓶、壶、罐、盂、粉盒、人像、动物玩具等，其胎质细腻坚致，胎色白、灰白、灰等。成型工艺有拉坯、模印、捏塑、贴塑等。装饰工艺有雕刻、刻花、划花、镂空、点彩、贴塑、褐彩彩绘等。其最有特色的器物有鱼形瓶和壶、莲瓣炉和灯、佛像等。凤首壶、弦纹瓶、花瓣形碗和杯、刻花碗和盘、瓜棱形执壶和罐、高足杯等器物，无论器形和釉色都与景德镇窑、繁昌窑等窑口的产品极为相似。小玩具主要是西洋狗，以及小马、小狮子等动物瓷塑。
在笔架山窑众多的产品中，与佛教有关的器物所占比例不少，主要有佛像、炉、灯、杯等。
佛像共出土四尊，形制相同，是1922年军阀混战中挖战壕时所出。出土地点是潮州西南羊皮冈一处地下小石室。佛像通体施青白釉，头、眼、眉、须部位以黑褐色釉彩描绘。这四尊佛像因刻有纪年铭文而弥足珍贵。其中一尊的铭文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女弟子陈十五娘同男刘育发心塑造释迦牟尼佛散施永充供养，奉为亡夫刘弟七郎早超生界，延愿合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宁二年（1069年）已酉岁正月十八日题。匠人周明。”其余三尊的铭文均为“弟子刘扶同妻陈氏十五娘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永充供养”，为阖家男女及父母乞保平安，纪年分别为“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熙宁元年五月”“熙宁元年六月”，工匠均为周明（图1）。这四尊佛像均为同一家人所订制、供奉，订制时间前后也就在数年间，第一尊的时间最晚，是在刘扶去世后，由其妻陈十五娘同其儿子刘育订制供奉，另外三尊皆为刘扶夫妇订制。
铭文中所说的水东中窑系指水东窑即笔架山窑的中部。笔架山南北绵延，当时民众应该是以北、中、南或上、中、下区分之。至今在笔架山南部临江的印山和蟹山还有一个“下窑村”。在笔架山中部的窑址里，还出土了与上述佛像相同的佛像残件若干，以及莲瓣炉的碎片，有的上面刻有“周明”“开元寺供口平安口口四月二十七”等字样。其中八号窑出土的佛像残件上面铭文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用同男刘扶、新妇陈氏十五娘共发心塑造释迦牟尼佛永充供养，乞保合家人口平安，扶荐亡妣李氏一娘乞超生界。治平三年丙午岁次九月曰题，匠人周明”（图2）。从胎、釉并结合铭文来看，毫无疑问，这些碎片和上述几尊佛像均是笔架山窑中部窑场所生产的，并且同为刘氏一家所订制。
笔架山窑生产的炉样式不算太多，有兽腿三足炉、钵式炉等。其中莲瓣炉是最有特色的产品，数量也在炉中占绝对多数。莲瓣炉的造型类似行炉状，口微外撇，腹部近底处饰以仰莲瓣纹，喇叭形圈足，胫部刻覆莲瓣纹。莲瓣的工艺有两种，有的是刻、印上去的，有的是模印好的一片片莲瓣，以泥浆粘贴上去，再施釉烧成的。炉腹与圈足连接处往往也有外凸的莲瓣纹装饰，立体感特别强（图3、4）。
笔架山窑生产的灯样式有高足、中高足、圈足等几种。高足灯与行炉造型相似。中高足的足沿微外卷。灯盏造型如碗或钵。在灯盏的中心有固定灯芯的附件，为竖起的圆筒形，其口沿有花口、平口、板沿平口、板沿花瓣口几种，有的在板沿开几个小圆孔。有些灯在胫部或颈部有镂空或刻划花装饰（图5～7）。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灯应该是炉，因为灯盏的腹部太深，不利于照明，因而中间的圆筒形附件不是用于固定灯芯，而应当是用于插香的香插。笔者认为，灯盏腹部深是为了防风，中间附件因在底部也有开口，是为了便于灯芯固定和吸取灯油。如果说灯盏腹部中间的附件是用于插香的话，则中空的空间过大，而且其底部也不必开口。因此笔者认为这些应当是佛前供奉所用的灯，而非香炉，亦非日用照明所用的灯。
杯有小高足杯、平底杯、饼形足杯等，均为小件，青白釉，有的刻有莲瓣纹。其中高足杯应该是用于佛前给灯添油所用（图8、9）。至今在一些寺庙里仍能见到这种使用方式。
从以上笔架山窑出土的佛教类文物可见，在北宋时期，潮州地区的民间信仰仍以佛教为主，同时亦反映出北宋社会佛、道、儒三家渐趋合一的态势。潮州最早的佛寺为开元寺，至今仍在潮州市区中心。其前身为荔峰寺。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敕建开元寺，元代改为“开元万寿禅寺”，明代称“开元镇国禅寺”，又称“镇国开元禅寺”，加额“万寿宫”，俗称开元寺一直沿用至今。向以地方宽敞、殿阁壮观、圣像庄严、文物众多、香火鼎盛而名闻遐迩，为粤东地区第一古刹，有“百万人家福地，三千世界丛林”之美誉。前文提到的刻有“开元寺供口平安口口四月二十七”等字样的佛像残件，即为供奉于此寺而烧造。
佛教自东汉传人我国，历经两晋南北朝的全面发展，至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佛像的造型已完全民族化、世俗化和本土化，佛像制作的场所主要以寺庙为主。经过三武一宗灭佛之后，到了宋代，加上统治者大力推崇道教，佛像制作大大少于前朝，但制作技法更加洗练圆熟。
而陶瓷制作的佛像，早在三国、两晋时期的青瓷中就有以贴塑的形式装饰于谷仓罐以及其他一些壶、罐的肩部。独立塑制的陶瓷佛教造像始于唐代，三彩陶、越窑青瓷等均有生产，宋代虽然佛教由盛转衰，佛教造像数量大减，但因佛教仍是民间信仰中的主流，因而陶瓷制作的小型佛像更为流行，用于寺庙或家中佛堂中供奉。因此，南北方各地窑口仍有不少佛教造像生产，如定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等。
综观笔架山窑的这些佛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均着袒胸长袍，结跏趺坐于方形宝座上，做各种手印；发盘高髻，长眉秀目，清秀端庄，留卷曲小胡子，头发、眉毛、胡子以褐彩彩绘和填涂；方形底座的四面阴刻铭文。从铭文来看，这几尊佛像正是用于开元寺或家中佛堂供奉。从佛像的造型来看，技法简洁明快，不同于传统佛像之相，有佛道合一的味道。同时也反映出笔架山窑的工匠对释迦牟尼像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距。笔架山窑目前除了见有释迦牟尼像外，也有少量观音、菩萨等其他佛教造像的残件（图11）。
潮州笔架山窑生产的青白瓷，既有与景德镇窑、繁昌窑等窑口相近或相似的产品，亦有独具自身特色的产品。既大量外销东南亚，亦在粤东地区广泛内销。在这样一个地域性的小窑口，不仅让我们窥见了当时我国瓷业生产与内外销售的盛况，同时也带给我们大量历史的、民俗的、宗教的等等历史文化方面的信息，促使我们不断深入地认识它、研究它，不断发掘它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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