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而且其中某些思想观点、思维方法，又被儒道学派所吸收，并逐渐融合成为中国特有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些现象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包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
关键词：传统文化；佛教中国化；和合；包容性
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是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中断，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厚德载物思想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理解是，天地最大，它能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四时行。从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的道理：人生要像天那样刚毅而自强，像地那样厚重而包容万物。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文化是儒学。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里对中华民族在思想方式、行为规范、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儒学主张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种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向来不排斥。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由于其吸纳百川的结果。
中華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和合”二字，“和同之辨” 肇始于西周末年的史伯， 他说，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谓“和”就是不同事物均统一、和谐或掺和， 是以诸因素的差异性为前提的动态联系。所谓“同” 指相同东西的简单相加或同一。“和”对于我们民族心理的形成具不很大的影响。“和” 的心理传统能休现出民族的特色。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闻都可融汇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长。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其结果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却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特有的本色。一切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强烈的宽容气氛，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
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而且其中某些思想观点、思维方法，又被儒道学派所吸收，并逐渐融合成为北宋时期的哲学思想体系。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为了自身的生存，就已经采取了中国化、通俗化的手段，主要是以黄老释佛。如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释“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为明，是清净无为也。”东晋道安则以《老子》解《般若经》。安史之乱后，儒释道三教在思想观念上互相融汇。儒家在坚守孔孟伦理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同时，广泛吸收道家和佛教的心性之学，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士大夫往往在思想上具有二重性，即在政治上推崇儒学，在生活则出入佛老。正是这种对佛性的吸取，使儒学开始向新的理学方向转化。儒学接纳佛教义理，佛学也不断吸收儒学和老学的成分，使得佛教在唐代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本土特色的宗派，如天台宗、禅宗。它们一采纳道家的自然主义为开端，又淡化出世色彩向世俗靠拢，尽量减少同儒家伦理的冲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僧徒以“人皆可以为舜尧”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崇尚伦理道德的， 而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道德规范归根到底是人的经验，人的社会需要的产物，而非外在于人的异已力量。因此尚德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即可以说是尚人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伦道德的特点在对“孝”这一道德规范的倡导中得到了体现。原始佛教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孝”道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自古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说法，而佛教正是主张无君无父、绝嗣为木；中国的传统是视家庭为享受天伦之乐的基本单元，而原始佛教则主张辞亲出家，视家庭为牢笼。于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外来佛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其结果是，佛教逐渐附会儒家对孝道认可，直至对原始佛教背悖，与世俗凡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张扬孝道。在老学和儒学的影响下，佛教的外来色彩逐渐淡化。
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儒学吸取了佛教宗教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尤其是在本体论上有所建树；佛教的中国化，使其多数宗派具有了世俗色彩，吸收儒学中的伦理因素；道教则把伦理上的探讨与外在修炼方法相分离，从佛教和儒学中吸取营养，开始创立新的道教理论。这些都为五代宋元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
对于宗教来说，人的生存只不过是为了永生的准备而已，而目的只在于虚无缥渺的彼岸世界的到达，目的只在于“出世”，现实人生是微不足道的。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肯定现实人生为前提的。一般来说，佛教宗教精神都重视人的主体意识，即“心”的作用，而且关于主体意识的分析比较细致，把“心”看做是脱离物质存在的绝对。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思想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宋明时期形成的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其思维方式直接受到禅宗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所谓的“主体意识”论之外，还有“本体”观念。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佛教不但中国化了，而且也成为形成中国文化中新的思想体系的一种有影响的思想资料。
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则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们要自觉地、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佛教在中国传入、发展的过程， 就是由神道到人道，对儒家文化认同、并为儒家文化吸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的现世的人格主题非但没有被浸没而且通过宋明时期心性问题的阐发，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种吸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积极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的内容与“和”的形式相统一为特征的，两者之间，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适应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通过“和”的机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从而丰富了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人”的文化。正因为有以“人”为主题的丰富文化，才使得中国屡经劫乱而文化不绝。
[参考文献]
[1]张晓华.佛教文化传播论.[M].人民出版社出版.
[2]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3]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M].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