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见一个最近出版、被纳入南岳“磨镜台文库·南岳寺志丛书”且是新修的《大善寺志》介绍，其中说道：“大善寺是天台宗、乘云宗祖庭，位于南岳古镇北支街，为陈朝慧思尊者唱道之地，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历唐宋元明，代有兴废。清末默庵、淡云二长老重建中兴，从此成为南岳五大丛林之一。高僧寄禅、超有、常西、素禅、镇清、汇三、熹谷等先后驻锡，大阐宗风……《大善寺志》参照传统佛教寺志的体例，又结合新编地方志书的方法，按门类分为历史沿革、建筑文物、法务慈善、僧伽传略、传世著述、教育文化、纪事艺文、规约制度等八卷，如实记录了寺院的兴衰更替和宗派传承。”该书“资料来源广泛，考证翔实有据，正史、方志、专著、碑刻、回忆录、档案皆纳入其中，成为当代南岳佛教文化的重要成果，为后人研究大善寺乃至南岳佛教的发展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一个湖南人，又是佛教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对这所“为陈朝慧思尊者唱道之地，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的“天台宗、乘云宗祖庭”的历史当然非常感兴趣，便毫不犹豫地将这本“资料来源广泛，考证翔实有据，正史、方志、专著、碑刻、回忆录、档案皆纳入其中”，“成为当代南岳佛教文化的重要成果，为后人研究大善寺乃至南岳佛教的发展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的寺院志书网购回来，以供学习参考。
快递送来后，迫不及待地开卷捧读。谁知道，稍加翻阅，不免大失所望。对于这所“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的寺院，该书对其在六朝梁、陈时期的早期建置历史情况根本没有提供只字片语的可靠文献资料予以支撑，仅仅是根据晚清时期（光绪年间）主持重修这所寺院的默庵禅师在《募兴大善十方丛林记》中所说的“大善（寺）为（六朝）陈慧思禅师唱道之地”一语，全部的依据也就是这样一句话，没有更早的文献资料，也没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其实只稍微具备历史研究基本功的人都知道，只有同时代的文献资料才能够作为证实当时史事的证据;最少也应该是去古未远的文献资料，例如，用隋唐时期的文献记载作为六朝时期该寺院建置情况的证据。因此，如果没有六朝当时或者至少是隋唐之际的文献资料作为证据，《大善寺志》以默庵的说法来证明南岳慧思禅师与大善寺关系的大篇论述便有捕风捉影之嫌。至于大善寺随后的历史情况，《大善寺志》说：“自隋唐至宋明，其兴废不详，惟尚存宋代石缸、明代铜钟为古证，可见寺院在当时的兴盛和影响。”作为该寺院仅存文物的石缸和铜钟，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晚清李元度所撰《南岳志》：“宋大善寺石水缸，缸在古井边。款云：宋宝庆丁酉年建。”但是，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并没有“丁酉年”;而且，今存于该寺院的这个石缸上并没有年代款识。笔者孤陋寡闻，想象力也不强，实在想象不出仅仅凭借一个石缸和一个铜钟（今不存），就能够证实这所寺院在当时的兴盛和影响，须知，这个“当时”，指的是“自隋唐至宋明”时期。剩下的，就是晚清僧人默庵禅师重修这所寺院的零星文献了。这与该书介绍的“资料来源广泛，考证翔实有据”，“成为当代南岳佛教文化的重要成果，为后人研究大善寺乃至南岳佛教的发展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似乎还有着不少的距离。
实际上，该寺院确实是一所“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的寺院;而且，自六朝时期创建至晚清重修之际为止，历朝历代，关于该寺院建置历史的文献记载不绝如缕，诸多的大德高僧講法、传戒、修禅于此;众多的文人墨客，包括一些著名的文士来到这所寺院，或寓居，或参访，或游览，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记载，包括为这所寺院所撰写的诸多诗文，这才是值得发掘和留存的“宝贵的历史资料”，但在《大善寺志》中却没有见到片言只字提及。这既令人感到遗憾，又觉得迷惑不解。难道这所历史悠久的寺院，在自六朝时期创建后，到晚清重修为止，凭空消失，乃至“兴废不详”了不成？要知道，这所重要的寺院不是深藏于僻壤深山，而是位于历史上的胜迹名山兼佛教重镇的南岳衡山，不要说佛教的文献不会不予记载，文人墨客在游览、参访之际也不会不留下题咏的文字，更何况至今留存的文献中，还不乏直接记载历代一些大德高僧在该寺院弘法、传戒以及禅修活动的情况，还有一些著名文士对该寺院建置情况以及檀越居士护法情况的详细记载。
其实，刊载于佛教刊物《海潮音》上的《募修大善寺引》的简短文字中就已经提及：“南岳大善寺……考僧史，建自唐时，历宋而降，代有高僧说法于中，为胡文定、曾金简诸公之所击节者，殆不可胜纪。”
胡文定即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号青山。原籍福建崇安。学者称武夷先生，后世称胡文定公。其长子胡寅（胡安国弟胡淳子，奉母命抚为胡安国子，居长）、次子胡宏，父子三人均为南宋时期著名经学家和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父子曾经在南岳定居多年，胡安国与胡寅还在位于南岳山下的南岳书院（南宋宝庆年间，南岳书院重修，更名为邺侯书院）讲《春秋》之学。
曾金简，生卒年不详，名凤仪，字舜征，号金简，明湖广耒阳县（今湖南衡阳耒阳市）人。为著名理学家兼居士。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官礼部郎中等。二十一年（1593）疏请建储有功。不久后致仕。其与诸友捐资于南岳集贤峰下创建了集贤书院，曾金简任山长。这所集贤书院，其实就是在胡安国父子讲学的南岳书院（邺侯书院）的遗址上重修，故曾金简《重修集贤书院记》称之为“重修”，该书院位于今大善寺附近。
《募修大善寺引》虽然称大善寺“建自唐时”是错误的，但称胡安国、曾金简诸公曾经有关于大善寺的“击节”文字，当有所据，但并未引起《大善寺志》编纂者的重视。
此外，《大善寺志》称该寺院为“乘云宗祖庭”，也与史实不合，此处不赘。
值得指出的是，晚清默庵在《募兴大善十方丛林记》中记述资助大善寺重修的主要捐资者时说：“光绪建元，王君哲堂、饶君少甫慨而赎兴之。二君为江右名望……”清末戴嗸在所撰《中兴大善寺丛林记》也说：“大善禅寺，是为李唐古丛林焉……其檀施源源接济者，惟优婆夷王节孝、优婆塞饶少甫称最。”（笔者按：戴嗸称该寺院创建于李唐时期，即唐代，也是错误的。结合《募修大善寺引》称大善寺“建自唐时”，可知该寺院的重修者并不完全了解大善寺的创建历史。）《大善寺志》在叙述戴嗸的这段文字时说：“……其中优婆夷（女居士）王节孝（节孝疑为王哲堂之字号）、优婆塞（男居士）饶少甫，所捐最多。”（括号内的文字为《大善寺志》原有）明明戴嗸说“王节孝”是优婆夷（女居士），怎么“优婆夷（女居士）王节孝”之“节孝”又成为“王哲堂之字号”了呢？其实，身为“优婆夷（女居士）”的“王节孝”，是王哲堂的妻子。在旧时，女子出嫁后即从夫姓，原来的姓氏则隶于夫姓之后，如丈夫姓王，妻子原来姓陈，则为“王陈氏”。王哲堂的妻子原来的姓氏不详，这里姑且以“某”替代，则当为“王某氏”。在古代，丈夫去世后不再改嫁的妇女是为“守节”。其行为颇佳者往往被地方申报、朝廷批复予以旌表，分别有“节孝”、“节烈”、“贞孝”、“贞烈”等名目。“节孝”者，丈夫去世后为其“守节”并“孝顺”姑舅（丈夫的父母，媳妇的公婆）。王哲堂去世后，他的妻子因“守节（不再改嫁）”和“孝顺”姑舅（王哲堂的父母）而被旌表为“节孝”妇女。戴嗸《中兴大善寺丛林记》称其为“王节孝”，而不是“王某氏”，既是出于礼敬，也表明这位优婆夷（女居士）因“节孝”获得了朝廷的表彰。这些都应该是阅读古籍应当具备的文化史常识，尤其是在明明已经称其为“优婆夷（女居士）王节孝”的情况下，根据上下文义，也不应该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
再就“王哲堂之字号”谈一点文化史常识。其实，“王哲堂”之“哲堂”，就是这位王姓施主的“字”或“号”;“饶少甫”之“少甫”，就是这位饶姓施主的“字”或“号”。因为，类似于“哲堂”与“少甫”这样的语词，多为旧时（古代至民国）男士之字、号所用，如中国近代研究甲骨文最为著名的四位学者，所谓“甲骨四堂”，就是指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此外，旧时在社交时对他人的称呼，多为敬称，或称其字、号，或再在其姓氏与字、号之间加上“君”字，以示格外尊敬，如“王君哲堂”、“饶君少甫”等均是;绝对不能直呼他人的“名”。须知“直呼其名”是极为无礼、无知的行为：因为“名”是父亲给取的，除非是自己的长辈，其他人不能叫。“王君哲堂”与“饶君少甫”是晚清大善寺重修资金来源之最大的两位施主，故在称呼上给予了格外的尊敬。作为一部称“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的新编《大善寺志》，不但不能将他们的名字搞错，还应该将他们的事迹搞清楚并表彰出来。晚清距今不远，搞清楚“王哲堂”与“饶少甫”的事迹，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当然，《大善寺志》中的疏忽舛误还有许多，但是相比于将该寺院自六朝梁陈间创建至晚清时期一千多年的辉煌历史以“兴废不详”四字轻轻带过，则又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一般的读者在阅读这部“资料来源广泛，考证翔实有据”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并经过该书中所说得到了一些佛教史专家严格审定的“当代南岳佛教文化的重要成果”，便会奉为“信史”而转相征引，从而不再深入发掘、探索该寺院的真实历史。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寺院志不但是没有“存史”，反而将掩盖埋没这所寺院的璀璨历史。一所有着一千四百余年历史的著名寺院，《大善寺志》却只罗列了自晚清以后百多年来的部分可信资料，很难称之为一部完整的有着“存史”价值的寺院志。要知道，数十位大德高僧为这所寺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构了这所寺院的灿烂辉煌，已经成为这所寺院璀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没有这些大德高僧的贡献，便没有这所寺院。但是，却被后人排除出了这所寺院的历史，这不得不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据网络披露的信息看，南岳佛教協会拟编纂一套“南岳寺志丛书”，《大善寺志》是其中第一部完成并出版的寺院志;据悉，南岳还正在编纂《上封寺志》。根据笔者对南岳上封寺历史文献的了解，其中也有许多文献资料的记载似是而非，尚待考辨清楚;有些文献资料则散见于故纸堆中，不具备一定的文献学基本功便难以发掘出来。因此，极容易犯与《大善寺志》相类似的错误。此外，南岳佛教协会还在组织编纂《南岳佛教史》。以南岳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留存下来之汗牛充栋的相关文献资料看，编撰出一部内容丰富、考述精准从而能够传世的《南岳佛教史》，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行。但是，怎样将尚存于世的文献资料发掘出来、收罗齐备并加以应用，还是该课题的重中之重。如果不是自行发掘第一手文献资料并予以考辨，而是满足于“利用”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挂一漏万、以讹传讹的情况很有可能出现。值得指出的是，在宋代以前，南岳大善寺是衡山最为著名的一所寺院，其地位与影响超过了被崇为禅宗祖庭的一些寺院。如果大善寺的历史未能考证清楚，也将影响《南岳佛教史》的编纂。
编纂史志著作是一项非常严谨而又颇见学术功力的工作。一般而言，撰写关于历史方面的论述性著作或文章较为容易，可以在他人考证辨析清楚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论述，所论是否妥当，只会显示出水准的高低，但见仁见智，读者还不好作过多的评述;当然，如果是发掘出新的文献资料，所撰写的论著文章便更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而编写类似于《南岳佛教史》的著作，则比撰写一般论述性的著作或文章又上了一个档次;因为一部具有较高质量的史著，必须对所论述的题旨历史情况概括全面，对所述史实考辨清楚，进而再考述其历史价值和影响。这是对史论著作最基本的要求。这正是著名文史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你不把基础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而编纂类似于《大善寺志》的“志书”，则需要更加细致严谨，因为“志书”的性质如同工具书，是提供给读者或学者检索查阅并引用的书籍，其编纂的目的是为“存史”、“考史”而非“论史”，在学术价值的基础上更强调其文献价值，故其内容多为记述（记录）考证而非论述，因此，对相关的历史资料必须收录完整齐备，对文献资料的考辨必须精细准确，否则，不但无法起到“存史”、“考史”的作用，还将“以讹传讹”，贻害无穷。从这一层面上看，“志书”的编纂，无疑必须更为严谨而又更具学术功力。
作为一个湖南人，希望接着出版的其他南岳寺院志以及《南岳佛教史》，能够真正做到“资料来源广泛，考证翔实有据”而“成为当代南岳佛教文化的重要成果，为后人研究……南岳佛教的发展史”，乃至研究中国佛教史，“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并以此证明，湖南人也是能够撰写出真正具有高水准、高质量的佛教寺院史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