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用口述访谈与文献档案史料相对比的方式，通过一个个案，也就是道咸以后三代出任内务府大臣的增崇家，以及为他家做生意的汉族商人刘家为例，讨论二者之间在生意上的往来、交往的方式、利益的较量，乃至双方各自的心态，叙述清朝以来京城的一些著名民间商人开设的商号店铺，与旗人、特别是内务府旗人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官商勾结本来是社会中的常态，只是方式各异，勾结日久，便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网络中人也逐渐具有了相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风俗，并且深刻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风气。
关键词 内务府，旗人，汉族商人，民间商号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0-0003-09
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代为专管皇室“家事”而设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分而为二，不相统属。按照身份和地位说，包衣是皇室的家奴世仆，但他们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奴才”，所谓的主与奴，与内外文武大臣与皇帝的君臣关系并无实质区别，而且，正因他们是皇室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更亲近、更特殊，所以往往被指派外任肥缺，既贵且富。乾隆朝以后，由内务府旗人出身的，累官至尚书、大学士、将军、督抚的，代不乏人。其中一些大家族“以视秦汉魏晋以降历代的名门望族之称世家者毫无逊色”。①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文中提到的清末京师著名的大宅门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不断为耆老们提到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
在我十余年为北京人做口述过程中，经常听到京师“八大宅门”一说，虽然没有人能确切地将这八家一一指明，但他们是宗室王公之外，京城最富有最煊赫的豪门无疑，而其中凡能明确找到来历的宅门的人家，则都是内务府旗人，与此相反的是，虽然有清一代位于高阶的八旗大臣与名人辈出，却不见或鲜见能够与这些内务府臣僚的豪门比肩者。内务府豪门是什么时候崛起的，是否是清末京城才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这是本篇小文无力深入探讨的问题，至于他们如何通过权势积累财富并最终成为豪门，途径很难一概而论，本文更难面面俱到，只想通过一个个案，也就是道咸以后三代出任内务府大臣的增崇家，以及为他家做生意的汉族商人刘家为例，讨论二者之间在生意上的往来、交往的方式、利益的较量，乃至双方各自的心态，或可为这样一个大题目，提供某种意义上的启示。
一、缘起：为增家与刘家所做的口述
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②称道咸以后三代出任内务府大臣的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③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
增崇家居住于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老北京无人不晓。我于2006年4月到12月，为增崇之孙、亦即存耆的儿子奎垣先生做过多次访谈，访谈中，他多次提到了他家与汉族商人刘家的关系。
刘家在北京城也曾煊赫一时。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陞，腰缠四大恒。”其中的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就是恒和号的创始人。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①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
我为刘家后人刘汝舟先生所做口述，前后一共两次，时间都要早于对奎垣的访谈，事实上，我正是不断听到刘先生对“秦老胡同增家”的描述之后，才千方百计去寻找增家后人并为奎垣先生做了访谈的。
为刘汝舟先生所做口述，第一次是2001年2月，第二次是2003年8月，以后又有几次接触，对一些片断做过修正。除口述之外，他还赠我一份他手写的《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写作时间为1991年1月24日，文中说明，这已经是第二稿了。刘先生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筆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
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作了不同的描述，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
奎垣先生和刘汝舟均已于几年前辞世，我们再也听不到这样生动有趣的往昔的故事了。
二、清末民初刘氏恒和号的兴起
京城的“四大恒”尽管经常为研究北京商业史和社会史的人提起，认为是当时民间商人中财力雄厚的一个代表，但对于它依靠内务府满人起家的历史，至少到目前为止，还鲜见有人关注。而刘汝舟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我祖父刘侃（刘槐庭）……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廿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帝国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注明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做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刚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属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得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由于不便出门携带，把它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地设想和措施办法，无疑在当时的北京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要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