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这次高峰论坛的主办方，也感谢我的老同学段文昌先生对我的邀请。关于“全域旅游与职业教育”，我完全是一个外行，所以当文昌兄邀我参加这一论坛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婉拒，觉得不合适。但他后来又反复相劝，让我有了一种不答应以后就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于是我今天只好勉为其难地站在这里，谈一个外行人的看法。
我是研究文学的，所以这个话题我想先从文学谈起。
赵树理是我们家乡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想必大家都或多或少读过一些。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当赵树理成为一个代表着写作“方向”的作家后，他的作品每写出一篇，总能引来一片赞誉。但是当时已经封笔不写的另一个著名作家沈从文，却看出了赵树理写作的问题。五十年代初，他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中先是谈论一番赵树理，接着开始预测未来的“农民文学”。他说：“由此可以理解到一个问题，即另一时真正农民文学的兴起，可能和小资产阶级文学有个基本不同，即只有故事，绝无风景背景的动人描写。因为自然景物的爱好，实在不是农民情感。也不是工人情感，而是小资情感。将来的新兴农民小说，可能只写故事，不写背景。”（1951年12月26日致沈龙朱、沈虎雏）[1]
不得不说，沈从文对赵树理小说的这一评判和预测是非常精准的。大家知道，赵树理写小说很善于讲故事，很擅长写人物，也很热衷于给人物起外号。比如，二诸葛、三仙姑，比如，小腿疼、吃不饱，比如，能押着韵叫起来的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一想到这些外号，他笔下的人物立刻就活灵活现地站在我们面前了。但是，赵树理的小说也有一个重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沈从文所谓的只写故事，不写风景背景。我曾经琢磨过一阵子赵树理，也非常理解赵树理之所以不写风景背景的用意。但是今天看来，赵树理如此写作所带来的一个后遗症是，假如我们把赵树理当作一个文化符号用于家乡的旅游业，我们就会突然发现，他的作品虽然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他笔下的人物、故事，甚至某些民风民俗，却没办法与“晋高阳陵沁”、与整个晋东南的风景形成某种关联。《小二黑结婚》中有风景吗？没有！《李有才板话》《三里湾》中有吗？也没有！《灵泉洞》呢？有那么一点点。相反，假如我们读过沈从文的《边城》，读过《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就会发现他笔下的人物、故事与风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也就是说，我们读他的散文小说，不仅是在读翠翠、三三、萧萧们的故事，也是在欣赏他笔下古朴的湘西风景，凄美的家乡风情。下面我从他的《从文自传》中拿出一段文字，大家听听他是怎么写自己家乡的：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疊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驶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做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鳜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筸”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2]
这样的景物描写在沈从文的作品里比比皆是。因此有人说：“凤凰城的苗家话语是因了沈从文的存在，才变得缠绵了一些；凤凰城的沱江水因了沈从文的存在，才变得缓冲了一些；凤凰城的石板路因了沈从文的存在，才变得弹性了一些。” [3]十多年前我特意去参观凤凰城，就是因为读过沈从文的许多作品。我相信，沈从文不仅在给我做导游，而且也在给许多人当领队。就是说，许多人去凤凰游览，肯定是冲着沈从文去的，肯定是想看看他笔下的吊脚楼、石板路和青山绿水。
但遗憾的是，赵树理因为他那种特殊的写作风格，似乎还无法像沈从文一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或者也可以说，晋城这里虽然并不缺少北方风景，但赵树理却没有“发现”风景，也没有通过他的作品“生产”出风景。
我从这一文学现象谈起，是想说明在晋城开展全域旅游的难度。就我对旅游的有限认知，凡是人们喜欢去的地方，不外乎具备这么几个条件：一、那里是名山大川，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比如新疆、西藏，泰山、黄山）；二、那里是多朝古都，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如北京、西安）；三、那里经过文人墨客的书写而名扬天下（比如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沈从文笔下的吊脚楼）；四、那里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而闻名于世（比如所谓的“红色旅游”，像井冈山，延安这些地方）；五、那里经过重新制作而形成了某种人造景观（如张艺谋的“印象系列”：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岛、印象·大红袍等等）。如果拿这些条件来衡量晋城，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旅游资源并非得天独厚。我知道陵川那里有王莽岭，阳城那里有蟒河，晋城去阳城的路上有皇城相府，我家乡的门口也建起了丹河湿地公园，但无论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还是人造景观，虽然在本地名气不小，但它还无法与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和人文地理相提并论。
那么，在这种不太有利的情况下，晋城如何搞好自己的全域旅游呢？我想起前两年读过的一本书，名叫《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Culture on Display： The 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Visitability），作者是英国社会学学者贝拉·迪克斯。这本书从“文化是一个可以观赏的去处”（前言）谈起，设七章内容，分别以“展示的文化”“从旅馆窗户中看到的风景”“被展示的城市”“将文化与自然主题化”“遗产社会”“走出陈列室”“虚拟空间中的目的地”为标题，谈论了她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书中有大量欧美发达国家如何做旅游文化的例子，很值得一读。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都是可以展示的，但如何展示却很有讲究。要想使你的文化具有观赏效果，你就必须把这种文化的“可参观性”生产出来。如何生产这种“可参观性”呢？必须得让你的景观有“地方性”，必须让景观“说话”，变成一个“会说话的环境”（talking environments）。
下面我要以我两个家门口的公园为例，简单做一点对比分析。这两个公园，一个是北京家门口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另一个是晋城老家水北村家门口的丹河湿地公园。
记得2005年，我乔迁新居，奥森公园也正好破土动工。当时那里是一片荒郊野地，但因为2008年的奥运会，在三年时间内，这个占地680公顷，以北五环为界分成南北两个园子的公园就建成了。可以说我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公园被生产出来的全过程，因为从我家窗户望出去就是南园。那几年里，我每天都会瞧一瞧看一看，看着它一天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如今，这个公园被生产出来的景点有：露天剧场（位于南入口的北部，背靠奥海仰山，是城市中轴线陆地的终结点。面积约4万平方米，可容纳2万人同时观看演出，主要由舞台广场、媒体区、观演区和地下建筑组成，配合喷泉水景和山水舞台，形成户外演出场所）；奥海（位于公园的南入口北侧，南岸有露天演艺广场，与奥林匹克景观大道连为一体；广场的北侧，主湖内还有一套大型的音乐激光喷泉，主喷高80米）；仰山（坐落在北京市中轴线上，主峰高48米。森林公园的主山取名“仰山”，不仅使得“仰山”这一当地传统地名得以保留，更与“景山”名称呼应，暗合了《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句，并联合构成“景仰”一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称、平衡、和谐的意蕴）；天境（位于森林公园的“仰山”峰顶，“天境”上有一块高5.7米、重63吨的景观石，当年特意从泰山运至北京，周围29棵油松寓意第29届奥运会）；人造湿地（在芦苇、香蒲、球穗莎草、菖蒲和美人蕉林尽头，下桥走500米可到达水下沉廊，水下沉廊修建在水下。廊道四周是玻璃扶手，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水下景色）；大树园（位于北园，是香港李小雪女士无偿捐赠给朝阳区政府的礼物。大树园占地1200亩，水面10万平方米。截至2010年，园内有紫薇、白蜡、枫杨、白玉兰、银杏等176种树，近3万余株。其中一些大树是来自三峡库区的“移民”）；奥林匹克宣言广场（外形呈五个同心圆，自中心部位一个2.9米见方的正方形铜地板，波状扩展，象征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奥运精神的承继和接力传播。其上刻有1896年至2016年各届现代奥运会举办城市、届期与会期，形成向心凝聚于五环的图案。最外圈圆的北半辐，以三段总长29米的弧形铜碑构成法、中、英三种文字的《奥林匹克宣言》载体。中文《奥林匹克宣言》的弧形碑体居中，上立主碑。主碑高2.9米，宽1.99米、厚0.38米，正背两面，分别刻有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浮雕形象）等（资料来自《百度百科·奥森公园》，下同）。
除此之外，因为这是一个主题公园，所以从2010年起，有63尊反映体育和运动的精品雕塑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園落户。“和平柱”“同一个梦想”和“探求勇气——入中国之道”三件大型雕塑，与园内已有的比利时巨型雕塑“运动员之路”共同构成了奥运雕塑园的核心区域。其余精品雕塑分散安放在整个园区内，与公园原有的13座奥运雕塑共同营造出奥运文化氛围。同时，由于公园周边就是鸟巢、水立方等场馆，因此它建成后就成了北京旅游的一个新景点。2013年，公园被国家旅游局正式授予“国家5A级旅游景区”称号。
按照迪克斯的说法，这个公园体现的应该是最先进的设计理念，也把自然与文化最大限度地主题化了。除此之外，公园的景观、雕塑、周边的建筑、从早到晚健身的人们，似乎都在让这个公园讲述着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的故事。这样，它也就变成了一个“会说话的环境”。可以说，这是一个把公园主题化的成功案例。
我再谈谈我对丹河湿地公园的认识与理解。
我的老家以前叫晋城县水东公社水北大队，如今叫做泽州县金村镇水北村。我老家的村外就是丹河湿地公园的中心地带。从2008年启动丹河人工湿地工程开始，我每年回老家一两次，也是看着它一点一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之所以会有这个工程，是因为随着晋城市煤化工行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入丹河，致使丹河流域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因此，这个工程首先是一个污水处理工程。它采用垂直流人工湿地，通过布设1.5M不同规格碎石填层，表面层种植芦苇、香蒲、花叶、水葱等十多种植物净化水质，再通过层内微生物吸收净化水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和生态工程，丹河湿地是晋城市政府为当地老百姓做的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而它成为一个公园后，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当地人们观光、游览、休闲的一个好去处。
但是作为一个主题公园，就我目前看到的样子（我又有半年没看到过它了），我还是觉得它不够完美。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风景都与湿地工程有关，所有的介绍也都聚焦于这一工程。这固然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丹河是晋城的母亲河，这条河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比如，关于丹河之名的来历，历史上的传说之一是与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有关。《史记》中记载：秦、赵交兵，赵军败北，“卒四十万降武安君”，武安君白起担心降卒生乱，“乃挟诈尽坑杀之”，“赵人大震”。 [4]就是说白起用欺骗手段，活埋了赵国的全部降兵，赵国上下一片震惊。而在《东周列国志》里，这场杀戮有了更多的细节：
白起与王龁计议曰：“前秦已拔野王，上党在掌握中，其吏民不乐为秦，而愿归赵，今赵卒先后降者，总合来将近四十万之众，倘一旦有变，何以防之？”乃将降卒分为十营，使十将以统之，配以秦军二十万，各赐以牛酒，声言：“明日武安君将汰选赵军，凡上等精锐能战者，给以器械，带回秦国，随征听用；其老弱不堪，或力怯者，俱发回赵。”赵军大喜。是夜，武安君密传一令于十将：“起更时分，但是秦兵，都要用白布一片裹首。凡首无白布者，即系赵人，当尽杀之。”秦兵奉令，一齐发作，降卒不曾准备，又无器械，束手受戮，其逃出营门者，又有蒙骜王翦等引军巡逻，获住便砍。四十万军，一夜俱尽。血流淙淙有声，杨谷之水皆变为丹，至今号为丹水。 [5]
最后一句话，为什么是“杨谷之水皆变为丹”，因为丹河的原名就叫“杨谷涧”。为什么“血流淙淙有声”？杀的人太多了嘛。这里用“淙淙”二字形容，有声音也有画面，多么让人毛骨悚然！这就是所谓的“白起坑赵，血染丹河”。
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个历史故事丹河湿地公园要不要讲述？如果讲的话它该怎样讲述？
如果往近处看，四五十年前，丹河还没被污染，完全不是后来这个样子。我记得我小时候，丹河从我们村前流过。夏天河水暴涨，洪流滔滔；春秋时分，它又瘦成一条浅浅的溪流，踩着搭石便能移步对岸——晋城话叫做“紧过砟，慢过桥”；冬天河水结冰，我们这些小屁孩儿就自制冰车，在冰面上滑冰玩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农村要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时不是要“人定胜天”吗？所以就贴标语喊口号——“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贴得满大街都是，喊得地動山摇。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我们村前的丹河也修建了一条拦河大坝，靠大坝的里边一侧则打通一处河道。河水原来是在水北、水西和水东之间绕圈，绕成了一个躺着的S形。河道开通之后，我们村前的“河落头”基本上就没河了，因为河水顺着打通的河道走成一条直线，直接流向了水东。我小时候，从水北到水东，两三里的路程，要过三次河。河滩上有树有草，有花生玉米大豆高粱，有吃水的井，有犁地的牛。那里当然不可能“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但“黄昏的乡村道上，洒落一地细碎残阳”的意境总该有一些吧？
如今，这一切已荡然无存。
——像这种历史又该如何讲述？
因此在我看来，这条河，这条河两边的风景，是只有“今生”没有“前世”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造出了一些风景，却是没有历史感的风景，取消了“景深”范围的风景，处在沉默状态还没让它“说话”的风景。这样的风景表面上看光华靓丽，但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些问题。
由此我想到了迪克斯的一个说法：在今天，“一车日本游客被领到预先挑选的景点旁，在人行道上拍拍照，然后又爬上车，这已是陈年往事，已经不能反映当代旅游的现实要求了。”[6]——我们这里的说法更形象，叫做“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回来一问，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游客想要什么呢？迪克斯说：“游客真正要的似乎是亲身参与‘文化交往’”，“而不是踩着时间点赶往各个景点拍照。”“游客今天不再参观石头纪念碑或空荡荡的宫殿所代表的‘死’文化，而是寻求人以及他们的多彩习俗所代表的‘活’文化。因此文化成了旅游业的核心，旅游业也成了文化的核心。” [7]在这里，文化、活文化、文化交往、旅游与文化的互动显然是关键词。既然如此，我们在发展全域旅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深入思考以下问题：晋城有丹河，丹河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怎样把这种文化特色体现出来？晋城还有许多煤矿，我们是否形成了一种煤矿文化？这种煤矿文化能否成为我们开发的旅游资源？迪克斯曾举例说，呈现活态历史的主要场地是遗产博物馆，于是南威尔士那里在废旧煤矿的基础上建成了两个煤矿博物馆：“格温特郡大矿坑”（Big Pit in Gwent）和“朗达遗址公园”（Rhondda Heritage Park）。原矿工可以带着旅游者穿过地下通道进入矿坑，让旅游者加入自己的体验。 [8]晋城的一些煤矿煤已被挖光，矿也被废弃，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建成一座属于我们自己的煤矿遗产博物馆？
还有，我在一开始提到了赵树理。赵树理虽然几乎不描写风景，但是他却描写了大量的民风民俗。有研究者特别指出，赵树理每当准备写民风民俗时，习惯性的开头句是“这地方的风俗是……”，并且有大量例子加以佐证。 [9]我们能否把赵树理有关婚丧嫁娶、民间文艺、上党戏曲等等方面的民俗风情挖掘出来，让它们加入到当下全域旅游的景观生产和空间生产之中？
总之，就我对晋城有限的了解，我觉得我们这里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我小时候就听说，晋城东有“珏山吐月”，西有“松林积雪”，南有“孔子回车”，北有“白马拖缰”，这是已有的风景；今天，我们又有了像丹河湿地公园这样的人造风景。在全域旅游的观念下，我觉得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为这些景观输入活生生的文化元素，让它们说话——它夸“大吊车，真厉害” [10]当然提气，但是，让它“痛说革命家史”就会抹黑晋城吗？完全没必要有这种顾虑。我觉得只有它们发声了，只有让它们开口说话了，它们才会成为吸引外地游客的吸铁石。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法国诗人兰波有句名言，叫做“生活在别处”。我模仿他造句，说“风景也在别处”，以此表达我的一个观点。我的看法是：自己的家门口是没有风景可言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是苏东坡的眼中风景，常年住在西湖边的杭州市民很可能会熟视无睹；“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是李太白的梦中感受，常年生活在锡崖沟王莽岭的乡村老汉很可能早已见惯不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对它又太过熟悉。陌生的东西能让人惊奇，熟悉的东西人们就会毫无兴趣，这早已被人概括为一种“陌生化”原理。所以，晋城的风景吸引了本地人（insider）休闲、娱乐，固然可喜可贺，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吸引外来者（outsider）游览观光，让他们觉得“晋善晋美”。也就是说，你让本地人唱响了“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这当然是件好事情，问题是，你能不能让外地的“亲圪蛋下河洗衣裳，双圪腚跪在石头上”？能不能让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小二黑和小芹们来走一走，看一看，“把你那好脸扭过来”？因为说到底，文化展示的目的是培养模范消费者，而不是打造模范市民；是让人们在集中的地域住下来，花出去，流连忘返，而不是让人们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拔腿就跑。因此，那个被展示的地域必须集风景、零售、设计、建筑、娱乐和其他休闲产业于一体。只有“自然”与“人文”组合到一起，景观中有文化，文化中有风景，你所生产出来的景观才能卖出去，才不会成为库存积压产品；游客也才不会走马观花，镜花水月。
注释：
[1]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46.
[2]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45-246.
[3]孙立峰.沈从文的凤凰城.http：///content/15/0810/10/9570732_490690346.shtml.
[4]司马迁.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12：1067.
[5]冯梦龙，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999.
[6]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6.
[7]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6，47.
[8]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8-130.
[9]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54-155.
[10]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海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8：71.
赵勇，山西晋城人。著有《文坛背后的讲坛》《透视大众文化》《审美阅读与批评》《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抵抗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