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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阿里大文娱集团发布消息：阿里影业董事长樊路远将兼任优酷总裁;根据举报，原总裁杨伟东因经济问题，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对贪腐绝不妥协的互联网公司正变得越来越多。就在前两天，美团刚刚公布新一轮反腐战绩：2018年2月至今，美团“重案六组”（内部反腐部门代号）在业务、HR、风控、技术、IT、内控、内审等团队支持下，调查违纪类刑事案件29起，移送公安机关查处89人。其中，内部员工贪腐及其他违纪刑案11起，涉案员工16人。
互联网反腐不是一个新话题，但2018年有不一样的背景。在11月底的WISE大会上，美团点评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王慧文称，今天互联网企业的组织能力建设，除了阿里巴巴，其他都不过关，包括美团。而阿里正是公认的互联网公司反腐决心坚定的重户。
一位业内知名跨国咨询公司合伙人就曾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无论是老牌巨头还是近几年快速成长起来的独角兽，在内部管理上需要补的课还很多。蒙眼狂奔之后，互联网巨头们从打天下的战争状態走出，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成为他们必补的一课。
从这个角度讲，互联网下半场的另一个含义是，自我“排毒”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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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则多贪腐。
在优爱腾三家视频网站展开自制攻略之前，电视台经历了采购节目的黄金时代。相应地，那时电视台才是腐败的重灾区。影视采购中的行业“潜规则”，曾经将一众电视高管拉下马，省级卫视更爆发窝案。
2015年，安徽电视台包括原台长张苏洲在内的7名高管落马;2017年，江苏广电购剧窝案曝光，30家影视公司参与行贿。其中一位原采购部副主任，累计受贿达846万元，还有626万元的财产无法证明有合法来源。
在电视独掌话语权时代，电视剧购销成为与工程建设、广告投放并列的广电系统腐败重灾区。此后，视频网站崛起。优酷、腾讯、爱奇艺等视频网站将对手拖入烧钱的内容版权争夺战，前腐后继的病毒顺势传染到了这些互联网企业。
2015年7月，阿里巴巴集团原副总裁、腾讯前高管刘春宁被查。前东家发现，刘春宁履职腾讯期间涉嫌非法受贿，在两单购买在线视频版权中收受好处费，为他人牟取利益。在一次例行内部审计过程中发现视频部问题后，腾讯直接向警方报案，多名在职、离职以及供应商人员被查。
刘春宁不是唯一被查的视频公司高管。2015年优酷接手土豆后，古永锵就曾重拳反腐，痛斩干将——前优酷土豆集团副总裁卢梵溪被警方带走调查。卢梵溪曾主导微电影《老男孩》的策划、制作。此后公司层面发布声明，称在近期的内审中，发现有些制作项目存在严重的财务疑点。
在近两三年中，视频平台反腐进入一个平静期。实际上，也正是在这几年中，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迎来一轮高速发展。2015年6月，爱奇艺首次公布的平台的VIP会员数字，仅有500万出头，而到今年这个数字已经被刷新到8000万。在三年中，通过在自制剧集、综艺上的大规模投入，几大视频平台的付费会员数字全部突破了7000万天花板。三家网站在内容成本上的投入，也达到了每季度几十亿的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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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往往滋生于有权力寻租空间的地方。投射到互联网公司，强项业务线以及重要岗位是不得不防的。
美团去年公布的反腐案例中，大部分是刷单骗取平台补贴。如美团酒旅酒店住宿事业部南京事业发展人员吴某、王某等勾结外部商家和刷单团队，虚构酒店POI交易，骗取补贴款数额巨大。
2018年11月份58同城反腐中，“失足”的则是掌握话语权的销售——根据内部通告，58同城渠道事业部原高级副总裁宋波、渠道事业部原总监郭冬等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代理商财物，数额巨大，案件被移至公安机关处理。业内人士指出，销售渠道是58同城的核心竞争力及导流通路。
百度的反腐早期集中在有偿删帖，此后随着百度业和投资版图扩大，糯米、游戏等领域也爆出腐败事件，如百度游戏前总经理廖俊曾利用职权进行不正当交易被查。
最知名的是百度原副总裁李明远一案。作为百度最年轻的副总裁，李明远在参与百度公司某收购项目中，与被收购公司负责人有私下巨额经济往来，且在其所管理的业务范围内，与某游戏合作伙伴的负责人有私下巨额经济往来。李明远选择了主动引咎辞职，外界将此解读为李彦宏的仁慈。
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互联网企业高管贪腐现象频现，与互联网企业在快速开拓市场、飞速发展过程中，赋予管理人员一定的权力激励创新有关。
为了反腐，2017年2月，腾讯、百度、沃尔玛中国、宝洁、联想、美的、小米、美团点评、唯品会等等37家企业举行了一场反腐败峰会，并组建了阳光诚信联盟。37家公司共享信息系统，在其中一家公司搞过腐败的员工，其他36家拒绝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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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司的反腐家史，其实也是一家企业的成长史。吃瓜群众眼里的巧合，背后往往隐藏着那些公司对时势的洞悉和度势。
企业早期对腐败的容忍度不同。此前业内观察者以刷单为例分析称，从前的滴滴和快的可能为了提高业务量，有时候知道有刷单也并未处理。但在合并之后刷单直接影响自身利益，企业就有了动力去揭发这些违法行为。
如果说企业在初创期拼速度、拼规模，为了打硬仗可以容忍更多灰度，到了“守业”期，则需要更多透明度，这种观念或早或晚都会进行“自我消毒”。
也因此行业转型期往往成为行动节点。2012年，移动互联网的浪潮隐现。稳坐江山的PC互联网企业感受到危机，在转型中收紧管理的弦。那些有远见的企业往往能够早做布局。
这一年，阿里率先行动，成立专司腐败调查、预防及合规管理的廉正合规部，与各业务线以及内审、内控部门都保持充分的独立，廉正调查“上不封顶”，问责权限一视同仁。同年5月，阿里公布反腐邮箱，并通过公开信表示，对动摇阿里诚信基石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大学时就受过内控不足的苦。即便若干年后在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发表演讲时，他仍旧对往事耿耿于怀。
当年，大学生刘强东开餐馆。有老员工悄悄提醒他：收钱的小姑娘和后面的大厨谈上恋爱了，每天把餐厅收银的复印联一扔，这钱就不用交给老板了。负责采购的员工也有猫腻：8元一斤的牛肉，几次猛涨后，就“涨”到了18元一斤。当年的系统性内部腐败，差点浇灭一个年轻人的创业梦想。
2016年，京东首次扭亏为盈，当年净利润达到10亿元。媒体报道，京东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内部通报反腐败情况。
自2016年发布《京东集团反腐败条例》后，京东内部对腐败一直是高压态势。2018年8月，京东就曾发布反腐败公告：處理16起内部腐败案件，辞退18人，其中4人被刑拘。如京东物流西南区域分公司快运部城配运输管理部机构负责人任兵，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承运商好处费及礼品馈赠。任兵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京东物流华中区域分公司大件物流部安装运营部机构负责人黄川，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服务商的好处费。
互联网公司毕竟还年轻。江湖传说中，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华为，审计部严格到连任正非也不能搞特殊。任正非有一次到日本去出差，审计发现，他住酒店时洗衣费也在报销里面。审计部负责人就找任正非谈话，让他退回报销，还得写检讨。
因为华为早年也遇到过腐败困扰。2014年，华为专门召开经销商反腐大会，计划整顿公司与渠道商之间的业务、经济违规问题，并对内部进行腐败清查行动。此前有知情人士当时透露，经常有经销商向华为员工行贿。
后来，任正非用制度堵上了这道口子。他说，公司发展得越快，管理覆盖就越不足，暂时的漏洞也会越多，为此华为设置了内部控制的三层防线：业务主管/流程owner，是内控的第一责任人;内控及风险监管的行业部门，针对跨流程、跨领域的高风险事项进行拉通管理;内部审计部是司法部队，通过独立评估和事后调查建立冷威慑，让人不敢腐败。干部离任也要接受审计。
阿里的合规制度建设也由来已久。2012年，“中国供应商”欺诈危机之后，新成立的廉正合规部对外强调：“阿里巴巴经济体是透明的、实打实的经济实体。透明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承诺。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对腐败说不。”
说到底，先上车再补票没什么不对，但制度终归比人性更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