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写过一篇《我的父亲》，写他的父亲李积芳字小溪的事迹。收在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我心中的人物》一书中。父亲死的时候，他才五岁，知道父亲的事情很少。他写这篇文章，仅仅参考了两种材料：一是一九一六年由日本北京写真通信社出版、日人佐藤三郎编的《民国之精华》一书，内收民国初年参众两院四百四十三位国会议员的小传，其中有约三百字的李积芳小传；二是看到在《黄兴年谱》里所引的《凌容众日记》中的点滴材料。此外就是听母亲和别的长辈说的了。
二。一二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数字数据库出版了《谭延闿日记》，其中记载了一些李积芳和他的交往，可以给李锐这篇文章补充一点材料，并订正一点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
李小溪第一次出现在《谭延闿日记》中是一九一五年四月一日：“李积芳来谈，顷之去。积芳字小溪，平江人，前议员也。”这一次见面之后几个月，李小溪就请谭延闿为他的父亲写墓志铭了。谭延闿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李积芳小溪介浴岷请撰其父墓铭，以一小时之力草就之，亦可谓速而不工者矣。”这篇墓志铭的底稿谭延闿把它抄录在日记本里了：
清故朝议大夫李府君墓志铭
君讳原玑，字滋霞，湖南平江县人。先世自一一年迁，为县名族。父讳福庆，有子三人，君其仲也。君生八岁而孤，性警敏，入塾读书，至生财有大道，能知共解，师大奇之。年十二，请于母日：“家贫，衣食皆仰于兄，兄出为贾何不以家从，使儿得为兄助。”母且喜且怜之，日：“儿安得便长大乎。”逾年，君遂辍读，从兄学贾，竞徙居县之长寿市，于是朝出就肆，暮归侍母，兄弟更相代以为常，邻里成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其李氏子也。”君多智计，所居积无不售，年十八，挟赀走湘汉间，所主辄奇赢，乃谓兄日：“贾者患不才，不患不富，何为久事人乎。”遂与兄设肆数年，富甲一县。湖南故产茶，长寿市者号为独盛，海通以半岁输汉口，值数百万，然时有盈绌，君业之四十年，未尝以得失为意，时其丰歉而益致精，至今称李氏茶，外商争购之。长寿地连鄂、豫，商贾辐辏，最为富饶。光绪丙午，盗起浏阳，为官军所败，窜平江，将掠长寿市，市故无一兵，居民大恐，谋奔避，君独曰：“此可以计取也。”乃谋耆老，阳具牛酒邀于途，将设伏歼之。盗觉，亟遁去，乡人群颂君功，君曰：“盗自遁耳，吾何力之有。”其深识不伐如此。生平自奉俭约而急人之难，有称贷者，未尝拒之，或谓君日：“独不虑人相负耶。”君笑日：“吾故窭人也，忍独富乎。”戚党子弟以君之教而成立，有致万金者。乡里义仓振恤学校，皆君所手创，君未尝有德色。卒之曰，知与不知皆为流涕。呜呼，可谓君子也已。君生于清道光年一月一日，卒于中华民国四年一月一日，年六十有五。夫人張氏，初无子，以兄子积芳为后。妾田氏，生子积荃、积芸、女子子四、孙男一。积芳有文行，达于政事，今之良也。将以其年月一一日，葬君一一一之原，乃以状请铭，铭曰：“君有恒言惟忠信，日险与刻非人性。终身抑抑自申儆，堕江不死天所命。既富且善贻子姓，有子温其知国政。送往事终克孝猷，我铭幽石以为证。后有达人知所正，于千万年此其镜。”
这篇墓志铭可以说是李家的家史资料了。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孙中山以护法为名，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有国会议员八十余人出席，湖南省选出的众议员李小溪也出席了。会议由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九月，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在《临时约法》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这样中国就有了南北两个对立的政府了。国会非常会议闭幕以后，李小溪到了上海，即去看望了谭延闿。谭延闿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饭后，陈伟成、李懋吾、李小溪来自广东，相见大喜。”从“相见大喜”看，他们的政治态度是相同的。
这一次李小溪在上海逗留期间，多次和谭延闿会见，在谭延闿日记里：
十一月二十六日：“遂至道士家，邀道士同出，至小有天，承之请客，茂吾、小溪、伟成、寿承、彦通先在，吕满、毓昆、芷垓后来，菜贵而不精，终席后各散。”
十一月二十七日：“以人力车至古渝轩，吕满、张毓昆同请客澍蕃、凤光、伟成、茂吾、小溪、承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承之来，李茂吾、陈雯裳、李小溪来，谈顷之去。”
十二月四日：“同伟丞访茂吾不遇，与小溪略坐，乃归。”
十二月五日：“食粥后，俞三来，李茂吾、小溪继至，汪瑞闺来，蒋雨岩来。”
十二月十二日：“李茂吾行时由小溪处拨钱三十元，顷送钱去还之，渠今日行也。”
李小溪在上海的十多天里，谭延闿同他有七次晤谈或者宴聚，也就可称知己了。
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夏历正月十一）李小溪突然在北京家中死去。在谭延闿日记里没有关于他死以及致送赙仪的记载。但是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有：“李鸿辉字仕盒来，余戊午过桂林，渠为灌阳知事，招待殷勤，故请见之。历言桂乱出险之苦，求借款，乃以百五十元资之，自云必还，遂作书，令拨付屈面、李小溪家。”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已经得到李小溪的死讯，也想有所帮助，才要李鸿辉把他答应要还的钱拨付李小溪家。从这前后谭延闿的日记看，这一段时间正是他经济最拮据的时候，才想出这个办法，不另致赙仪了。
李小溪死后的情形，李锐在《我的父亲》一文中说：
为了将灵柩运回家乡安葬，第二年的冬天，母亲带我上北京，向国会索取了好几千元的抚恤金。归途经过上海，由我的五叔（他到过广州见过世面）领我去见了谭延闿，此事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进到那所大洋房的客厅后，向谭行三鞠躬礼，谭抚摸我的头，同五叔交谈后，送了二百元奠仪。母亲平生的蠢事之一，是用这一大笔恤金，将父亲的灵柩运回长寿街，大办丧事而花光。这也许是她的责任心、自尊心和带示威性的傲慢心理所致：我要凭自己的本领，为死去的丈夫在家乡最后风光一下，以符合他在世时的身份。
李锐说“五叔领我去见了谭延闿”这件事，在谭延闿日记里有记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李积鸿率小溪之子来，求书与吴廉伯，为小溪请恤金事，以书与之。”从谭延闿日记可以知道：李锐的五叔（李积鸿）带他去找谭延闿，是有所求，请他写信给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即吴廉伯），为李小溪请恤金。他写了，并且起了作用，国会发给了好几千元的抚恤金。至于文章说谭延闿自己送了二百元奠仪，却是没有的事，因为他知道：他帮的忙，比区区二百元要多多了。
这件事的时间，文章说是“第二年的冬天”，即一九二三年的冬天；这是不对的。从谭延闿日记已经知道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的事情。再说，谭延闿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已经同孙中山一道从上海去广州了。
李锐的文章说，他母亲将父亲的灵柩运回长寿街，是一件蠢事。这就是以今天的意见评论古人了。现在人死了，埋在哪里还不是一样。那时的风气可不然。就说谭延闿，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死在上海，费许多力气归葬湖南，在他的日记里都详细记载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