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回到故乡的县城，住在县招待所里写一部长诗。我的一个写诗的学生周玉在县城工作，经常去看我，还接我到她家里吃饭。周玉家里就只有她和母亲两人，她母亲五十来岁，清秀苍白，善良却又有些忧郁，一看就是个有经历有故事的人。
我问了周玉，周玉说：“刘老师你看人真准，关于我母亲，我写了一篇稿子，你有时间帮我看看，你看完了，就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苦了。”
我把周玉的稿子读完了，深深为周玉的母亲担忧，但我无能为力。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一堆旧稿中发现了当年周玉给我的这篇稿子，就稍加整理，成一篇中篇小说，以周玉在三十多年前的口吻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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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掉了魂一样，总感觉有人要来敲我家的门，会问：这是刘翠翠的家吗？来人会望着我母亲说：您就是刘翠翠？他心里会想，这样个瘦老太婆偏要叫这样好个名字。来人或者是个邮递员，递给我们一封信。这封信是辗转送到这个山区小县来的，信封都揉得很旧了，信封上写着：刘翠翠收。我看那在国内很少看到的邮票上盖的戳子中隐隐约约的两个字：台湾。或许不是，这封信是另一个地方寄来的，香港或是美国。上班时，我很注意电话，或者县里的统战部政协民政局的哪个人打电话找我，问：你是刘翠翠的女儿吗？我答：是呀。这个打电话的人说：是这样的，三十八年前......
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的了，他是谁？他是我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什么人？他要是真的来信了或回来了，我代母亲给他回信吗？他假如问我是谁，我准会立即回答我是刘翠翠的女儿。他可能觉得他的刘翠翠是没有女儿的，有过，他也不知道。
他是我母亲过去的丈夫，他还在吗？他会不会回来？我不知道。
我的母亲已经皈依了，她的心已如我们老家的那口废弃了的井。母亲的工作就是帮一对夫妻带好孩子，为我做三餐饭，再就是跪在供在她那个黑房间里的木头菩萨前，口里喃喃诉说着。我曾经躲在一边努力地听过，也没听出来她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只看见她发涩的嘴唇在不停地动着。
那个木头菩萨一尺来高，是个蓄了胡须的干巴老头，木头菩萨的底座上，用朱笔写著“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这是母亲不在时，我潜入她的房间看到的。
我十六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的傍晚，落日在小县城西边的山头上似乎被人捅了一刀，喷溅出一片淋漓的鲜血，殷红殷红的，染透了那半壁云彩和山上的草木。我不敢朝那边望，太怕人了，我躲进屋里做作业。一道数学题，我做了许久才做出来。
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弟弟在门前逗小狗玩。我们家的小黄狗跟弟弟最好，弟弟上小学，作业比我少多了。
我们等父亲回来吃晚饭，父亲久久没有回来。而且，从这个傍晚以后，父亲就一直没有回来。
父亲被抓起来了，被判了十年徒刑。
父亲把他开的大卡车停在车库里，锁上了车库的铁门，把钥匙串挂在裤腰带上，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响。他是地质队的司机，是个好司机老司机，车开得稳，技术熟练，他的车爬山过岭最安全。在父亲被抓去后，我在一只箱子里发现父亲历年来获得的十几张奖状。可是父亲坐了牢，这十几张花花纸能说明什么呢？
父亲锁好车库门应该回家来的，他一天的工作干完了。看看天色还早，父亲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折身朝地质队机关办公的一排房子走去，他敲开了保卫科的门。
保卫科长一个人在，他们俩还坐下来抽起了烟，是保卫科长的烟，我父亲揿的打火机。
事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父亲和保卫科长是战友，一起当过兵，一起转业到地质队，他们的关系很不错。那些说父亲因为嫉妒他的战友当了科长，而自己还是个司机，因而放响了那一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我的父亲从不嫉妒人。在张叔叔当了科长之后，他常常来我家里找父亲走象棋。如果没有出车任务，父亲就让母亲炒盘黄豆，他们两个还要喝几盅。父亲对他的驾驶工作很热爱，而且当司机的野外津贴高，实际上比当科长实惠得多，我想不出父亲为什么会嫉妒张叔叔。不是这个原因，绝不是。
有的说，他们俩“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一派的，他们结下了冤仇。不对，父亲“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派，他是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一定要划他派，那他就是逍遥派。他钓鱼，他做木工，他活得蛮孤独的，他跟张叔叔没有仇。
人们想不通，我也想不通。事情发生了后，父亲什么也不说，科长就只说我父亲持枪杀人，是凶手。父亲被抓走了。父亲为什么要向张叔叔（不，是张科长，我再不叫他张叔叔了）开枪？父亲不说，张叔叔也不说，办案的人也问不出什么。朝保卫科长开枪是事实，有这就够了，父亲判了十年徒刑。
那天，父亲和张科长抽完了一支烟，父亲站起来准备走了。
张科长也站起身，说：“怎么，不坐了！星期天再到你屋里下棋啊，只三盘定输赢怎么样？”
父亲抬头从窗户里看到西边山头上那幅雄奇的血淋淋的火烧云惨景，他愣了愣，叹了口气，双眼转过来盯着张科长。
张科长朝他笑了笑。
父亲从张科长的笑里发现了什么，他似乎一切都明白了。父亲朝屋子里打量了一眼，到底是当过兵的，他一眼把房子看得清楚。这是保卫科办公室，墙壁上挂着支七九步枪，那枪很老，也有好久没擦油了，上面有灰尘。
突然，父亲一个箭步跨到墙根，伸手摘下了挂着的枪，哗啦一声打开了保险，枪口寻找着目标。
张科长吓得面如土色，一头钻进办公室里摆着的一张木板床下。这张床是保卫科人员值夜班用的，床上的被子脏得要命。
我父亲扣响了扳机，砰！枪响了，地质队大院惊动了，等人们赶到时，父亲已扔了枪，呆呆地望着大伙。张科长的头钻在床底下不敢伸出来，他的屁股被我父亲一枪打了个洞，只流了一些血。父亲的这一枪打得并不准，毕竟他离开部队已经好多年没摸过枪了。
窗外，傍晚前的火烧云已慢慢散去，真正的夜马上就要来临了。那时我的数学作业已经做完，弟弟还在玩他的黄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