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古文献学科的管理和划分较为混乱｡人文社会学科应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者情况､研究目的与需求来划分｡依此,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那么,古文献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而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又包括狭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古籍刊刻聚散研究三个侧面,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又包括传统文献整理､传统文献研究､特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和研究､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五个侧面,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又包括古文献保存和复制､古文献检索和利用､古文献学工具编制三个侧面｡从另一方面讲,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即传统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即传统的文史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即传统的古籍保存和利用研究,它们都属于传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方法应创新,应建立文献考辨､求因明变､历史批评的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关键词]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国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08-0016-05
郑杰文(1951—),男,山东临淄人,文学博士,西华师大天府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史哲研究院简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济南 250100)
在中国,有案可稽的古文献整理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古文献学理论研究也可追寻到两千年前刘向等人校理群书｡二十世纪初叶,更出现了借鉴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的文献学综合理论研究著作｡自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郑鹤声等《中国文献学概要》至今,已有数百部文献学著作问世｡特别是思想大解放的近二十年来,文献学理论的探讨更加深入､细致,除了文献学理论综合探讨和古文献学研究专题即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研究外,更出现了专科文献学研究著作,如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文学文献学研究著作､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等历史文献学研究著作､单淑卿《中国经济文献学》(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经济文献学研究著作,等等;出现了黄宗忠《文献信息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周庆山《文献传播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邱均平《文献计量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等借鉴西方新学科理论的诸多文献学研究著作｡而古文献整理方面,也在前人此一方面理论探索基础上,产生了诸多古籍整理理论著述,如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真可谓百花齐放,盛极一时｡
但是,在此学科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主要是学科界定不严､研究范围不定,致使古今研究相杂,本学科研究与他学科研究相混,某些著作中既讲以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为主要内容的古文献学,也讲仿照西方图书理论建立起来的现当代文献学｡这不但给研究者带来诸多困惑,在研究管理上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教育部在学科管理和学生培养中,把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仅研究古代文学文献的二级学科归在中文学科中,把历史文献学作为二级学科归在历史学科中,把文献学作为二级学科划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学科体系中,除将历史文献学归历史学科,将文献学归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科外,却无中国古典文献学｡有鉴于此,文献学科的界定问题亟需研究､规范｡
文献学科的界定依据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划分依据相同,至少应有如下几点:其一,研究对象;其二,研究者情况;其三,研究目的与需求｡具体到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学,就研究对象来讲,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文言文的古文献,现当代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白话文的现当代文献;就研究者情况特别是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来讲,古文献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古汉语基础和古代史､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化史等修养,而现当代文献学研究更需要对西方图书分类与管理和研究的娴熟;所以,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但就研究对象来讲,古典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其研究对象都是古文献,且年代距今愈远,文学文献与历史文献的范围愈不易划清;就研究者情况特别是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来讲,古典文学文献研究者与历史文献研究者无一例外地需要有相当的古汉语基础,需要掌握古代史､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化史等知识;就研究目的与需求来说,古典文学文献研究也好,历史文献研究也好,都无一例外地要为当代新文化建设服务;所以,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
今据上述理解,就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提出浅见如下,以就正于同好｡
一､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和分类
民国前产生的文言文献,一般称为古典文献｡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产生了众多的古典文献｡古典文献研究应包括紧密关联的三大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这三大方面各包括不同的研究方面,各不同的研究方面有不同的研究侧面｡
(一)古典文献理论研究
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以三千年来的古籍整理和研究为研究对象,进行形而上的研究｡它至少应包括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古籍刊刻聚散史研究三个方面｡
(1)古典文献学研究具体包括:①普通古典文献学研究,即版本目录校勘学研究(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程千帆和徐有富《校雠广义》､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钱玄《校勘学》)｡②专科古典文献学研究(如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献学》､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③古典文献学发展史研究,即古典文献学通史研究(如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王余光《中国文献史》)､古典文献学断代史研究(如张富祥《宋代文献学散论》)､古典文献学发展个案研究(如“四库学”研究)｡④古籍辨伪研究(研究辨伪的方法､规律､历史等｡如郑良树《古籍辨伪学》､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⑤古籍辑佚研究(研究辑佚的方法､作用等)｡
(2)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具体包括:①古籍整理研究通史研究(如韩仲民《中国书籍编纂史稿》)｡②古籍整理研究断代史研究(如杨忠《高校古籍整理十年》)｡③古籍整理研究个案研究(如孔子整理六经研究､刘向父子校书研究)｡
(3)古籍刊刻､聚散史研究具体包括:①中国图书发展史研究(如刘国君､郑如斯《中国书史简编》)｡②古籍刊刻史研究(如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③藏书家与藏书史研究(如徐雁《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王绍曾等《山东藏书家史略》)｡④古籍目录辑录与研究(如王绍曾和杜泽逊等《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
(二)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即对三千年来流存的古籍进行整理和研究｡它应包括传统文献整理､传统文献研究､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整理与研究､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五个方面｡
(1)传统文献整理具体包括古籍点校､注释､翻译及影印､古籍辑佚等｡其中不应忽视古佚书整理｡
(2)传统文献研究具体包括作者研究､作品思想研究､作品影响与流传研究､古籍辨伪(如张心癅《伪书通考》)等｡其中不应忽视古佚书研究｡
(3)特种文献整理与研究,包括历代金石碑刻､出土简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除缀合､重编､初步隶释一般由考古界进行外,文献学界的任务有:字句的进一步考释和点校､文献断代考证､作者考订､思想内容研究,以及由出土文献揭示的某时代社会思潮､文学思想､史学观点､哲学观念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的研究等等｡
(4)少数民族文献整理与研究(如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
(5)古籍整理理论研究(如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
(三)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
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以现存古典文献(包括出土文献)为对象｡它包括古典文献的保存和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三个方面｡
(1)古典文献的保存和复制,除研究古典文献的保存技术､管理措施､古典文献复制技术如摄制胶片等外,还应研究古代的古典文献管理和保存技术等｡
(2)古典文献的检索和利用,除传统的检索和利用研究外,应特别强调古典文献数字化改造和利用的研究｡
(3)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应包括古文献学家工具书编制(如申畅等《中国目录学家辞典》)､古代藏书家工具书编制(如梁战等《历代藏书家辞典》)､历代书贾工具书编制､古籍刊刻工具书编制等｡
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现状与今后任务
依据上述划分,对近二十年来的古典文献学研究现状分析如下:
(一)古典文献学理论研究方面
版本目录校勘学的研究一直是经久不衰的传统课题,有多种论著发表和出版｡如今更有联系其他学科而综合研究者,如高路明的《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古典文献学发展史研究近年来亦引起了人们注意,正在策划编写《中国文献学发展通史》;古典文献学断代史､古典文献学专门史的研究,亦有不少论著出现｡古籍辨伪学的研究则不绝如缕,时有论著出现,如邓瑞全《中国伪书综考》;古籍辨伪学发展史研究,有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等;而古籍辑佚学的研究,则有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等｡
古籍整理史个案研究,不断有论文发表;但古籍整理断代史的研究著作较少,除杨忠《高校古籍整理十年》外,仅在相关著述(如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中掺杂进行;中国古籍整理通史的研究成果更少｡
中国图书发展史､古籍刊刻史､历代藏书家的研究,历代古籍书目的整理和研究,都有人在做｡近二十年来此一方面颇具特色的成果有: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联系彼时的社会背景研究藏书,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藏书事业,袁咏秋等《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书叙传选》资料颇丰;分区藏书家研究著作有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薛愈《山西藏书家传略》;谢水顺等《福建古代刻书》亦具地域特色｡
(二)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
近二十年来的古籍整理,已经百花齐放;特别是在高校古委会的部署和资助下,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古籍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况｡
传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应特别注意谶纬和古佚书的整理和研究｡谶纬是上古炎族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久为黄族文化的承传者之一的儒家文化所排斥和掩蔽,几禁几出,目前除《易纬》外,仅有佚文存世,再不抢救,这一探索上古炎族文化系统思想特色的文献资料,将复散失不存｡据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调查,今存前人所辑上古至南北朝古佚书辑本四千余种｡这批丰富的文献资料,仅有个别部分被人们重视和整理､研究｡古佚书的系统整理,应予特别重视,以便为进一步研究､利用打下基础｡
特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近二十年来亦有较大成就,特别是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随着郭店楚简的公布,及上海博物馆即将发布“新出简帛”,近几年形成热潮,在美国达思幕大学､我国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都相继召开过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儒联”于1999年发起成立了“国际简帛研究中心”,并发行《国际简帛研究通讯》;姜广辉主编《哲学研究》第二十辑收录郭店楚简研究论文30余篇,《哲学研究》第二十一辑收录郭店楚简研究论文20余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郭店楚简专号”,收录1998年5月在美国达思幕大学召开的“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论文等;武汉大学等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相关论文数十篇｡但是,除其中的文字校释研究由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等担纲外,其他诸如思想学说研究､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等,多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历史所的相关人员所主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部分人员仅作为主要参与者;北京广播学院发起并主办过“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并有论文集出版,但影响不是太大｡这种状况,与我国高校那雄厚的国学研究实力不甚相称｡
还应注意的是,近二十年来专门的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不断有新作出现,如黄永年的《古籍整理概论》､冯浩菲的《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时永乐的《古籍整理教程》等｡
(三)古文献保存和利用方面
近二十年来来的古文献保存和利用研究,有梁战､郭群一的《历代藏书家辞典》､申畅《中国目录学家辞典》,还有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等｡
三､关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分类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管理方面的缺失,反映了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分类中的一个误区｡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和管理,不应划入图书情报学科中｡现当代文献管理与古代文献学研究,可谓隔行如隔山｡
1996年曾讨论过古典文献学的保留和归属问题｡从表象来看,古典文献学以古书为研究对象,其物质属性与现当代图书情报学同类;但在其本质上,即在古典文献学的实际研究内容､研究特点､特别是它所要求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诸方面,却与图书情报学大相径庭｡所以,不应将它们生硬地归为一类｡
将古典文献学划归图书情报学科,无疑是借鉴了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类｡但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现存文献中的古典文献,没有一国像我国这样占有如此大的比重;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没有一国像我国这样有着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古典文献积累史和研究史｡所以,我们不应生硬地照搬国外经验｡
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分类,应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这里所说的现实情况应包括三种含义:其一,研究对象的现实情况｡其二,社会对于此类研究的要求｡其三,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现状｡我国现存如此丰富的古典文献,有着源远流长的古典文献发展史;社会新道德风尚的树立,青少年道德品质的教育,都需要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而传统文化的最主要载体是古典文献;就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来说,可以分为现当代知识结构型和古代知识结构型｡只有依据上述三种实际情况去划分,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顺利进行,才能多出､快出成果｡所以,除现存古籍管理和利用的研究应归入图书情报学科外,其他古典文献学研究内容应从图书情报学科中剥离出来｡
目前,人文社会学科提倡综合性研究｡而古代文､史､哲的交叉综合研究早已在实际中进行,所以往往有古代哲学研究者､古代史研究者､古代文学研究者､古典文献学研究者,到非本专业的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古代史学､古代哲学选题规划中,交叉申请项目的情况｡而古代文､史､哲的研究,无一例外地皆以古典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为研究基础｡
鉴于上述情况,可考虑将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和古汉语､古代史和古代专门史､古代哲学和古代宗教从现属学科中剥离出来,重新组建以古典文献学研究为基础的､以古代文史哲综合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学研究学科,从而适应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典籍积累丰厚､古代文史哲研究早已交叉进行的现实情况,适应我国古代文史哲研究
者综合知识结构的现实情况,以利于我国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开展和管理｡
四､关于国学研究的创新
国学相对于“西学”而言,指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国的传统学术主要指由流传典籍所承载的经学､史学､诸子学､集部之学｡西汉至清代乾嘉时期,经学研究一直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占主流地位｡清代道咸以后,诸子学研究渐受重视,由于西学之“科学民主”内容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出现过“人人争言墨”､“家传户诵,几如往日之读经”的局面(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见《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143—150页)｡史学研究,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成为20世纪初叶､中叶的热门学术｡集部之学即文学作品的整理和研究,随着西方“文学史”研究样式的传入,一改传统的注疏加评点式而为作家作品研究列贯成“史”的方式,亦为上世纪之“显学”,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就曾出版过百余种｡
西学东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术认知体系,出现了新的学术评价系统和学术研究方法,代代学者运用西方的解析研究等方法,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中国传统学术,是否用西学思想来比附和用西学方法来解析就能把握的当?20世纪某些“以西框中”来解说墨家思想､解释墨辩逻辑和诠说墨家科技著作失败的例子,应给我们的国学研究诸多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不断引入西方新兴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试图有较大突破和创新｡但是,却往往是像谭戒甫先生批评的墨辩逻辑研究那样,“周秦《诸子》里面多有名家言,自来不少学者利用西方逻辑三段论法的形式,把来一模一样地支配,因说东方也有逻辑了｡及仔细查考,只是摆着西方逻辑的架子,再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做一个面子｡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虽然有些出于自然比附,但总没有独立性｡”(谭戒甫:《墨辩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序3页｡)只有研究形式上的“创新”,难有研究内容上的突破｡
所以,当代学者多赞同立足于传统学术方法而吸取西方研究方法之长的新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主流是经学研究｡经学方法,经过了自西汉今文经学方法,到东汉古文经学方法,到两晋王肃向郑玄经学发难,到南北朝隋唐儒生克守“疏不破注”的律条而遵循古文家学风,到宋学破旧注､发新说､重义理,到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共经过了三次震荡式发展,构成了两个马鞍形发展曲线｡
清代学者对宋学的径改经文､增字解经､妄为“叶音”等解经法不满,故重倡汉学,兴起重疏证､重考辨之风,以“书征求义” 的朴学方法来校理古籍,在经史子集各部的整理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清儒这种近乎完全归纳式的穷搜书证的注书方法,也存在方法论缺陷,即过分单一地使用书证归纳法,而还不知运用其他方法｡这成为清代注释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方法的通病｡所以,传统学术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近现代学者大都致力于传统学术方法的改革｡如梁启超曾运用西学论著结构下的传统书证方式､陈寅恪曾发展运用东汉王逸､明末钱谦益等使用过的“史诗互证”方式｡而胡适的中西方法相融的学术方法,最为学界称道｡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能挥洒自如地融汇中西学术方法,将二者有机结合,创立了中国近代学术方法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包含的主要方法有三,即实验求证的材料考辨方法,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方法,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这三种方法,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都有成功的运用｡
探索适用于东方学术体系中的中国国学研究的新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
【责任编辑:高 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