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央决定在广西等新解放区进行清匪反霸斗争的基础上，开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的改革。
1951年8月13日，教育部决定正在学习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参加“千载难逢”的土改，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服务农民、锻炼自己。当时，在辅仁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习的我，参加了赴广西柳州地区的辅仁大学土改大队，1952年前后，我随柳州专区副专员莫矜，北京大学教授樊弘、陈振汉、熊正文，辅仁大学组委何秀琴，以及张家骏、顾学荣、张本玲、苗淑俊等同学，共几十人在柳城县东泉区、来宾县南泗区工作，我曾担任乡土改队副队长、队长、区工委委员。近一年时间里，在暴风骤雨式的土改实践中，我认识到农村改革的成败关系国家的巩固与富强的全局，认清了是非界限，分享了农民当家做主、获得大解放的喜悦，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现在想来，这一年所受到的深刻教育对我的影响与鞭策是非常深远的。
学习文件，聆听报告，提高认识
1951年8月，杨承祚、魏重庆、崔书香等教授和经济、社会两系师生共239人组成了辅仁大学土改大队，杨承祚教授任大队长，我与同学王金钟任副大队长。土改大队成立后，曾先后在北京、武汉、柳州集中，反复地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刘少奇同志《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文件，聆听了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等负责同志的重要报告，逐步加深了对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及有关土改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工作部署、步骤的认识。
在北京集训时，董必武同志精神矍铄，准时来到会场。他在报告中指出：“我国历史上自西汉起，至唐、宋、元、明，一直到太平天国，都曾设想过改革土地制度，但都没能成功。现在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土地改革，是自古以来未有的伟大斗争，要重视学习，方能有理论上、思想感情上的准备。”董老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要重视树立工人阶级立场、思想、感情，认真学习有关土改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才能过好“土改关”，锻炼成长。
在柳州，我们集中住在柳江边的旅舍。一个雨天，陶铸同志穿着黄军服，打着雨伞到旅舍看望我们。他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大家看到陶铸同志来旅舍，非常激动，所以开始没说什么。他又问：你们是1948年入大学的，解放北平是什么情况你们知道吗？……看到他非常亲切，大家也就不拘束了。有一位同学说：“生活没什么大困难，就是这里蚊子多，夜里睡不好觉……”还有一位同学说：“旅社一下子住了这么多人，厕所太少，不方便……”过了两天，从一辆大卡车上下来几位军人，有的拿着一叠蚊帐，有的拿着工具，原来是陶铸同志让他们送蚊帐给我们，并为我们修厕所。这些看起来很小的生活琐事，几十年后，每当想起仍感到异常亲切！
又过了几天，陶铸同志给我们作报告，传达刚闭幕的广西省首届党代会精神。在报告中，他说：“今冬明年土地改革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主要领导干部应下乡去掌握领导土改。”“我们对土改的要求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要把地主阶级作为阶级来废除。”“同志们要记住：革命是生死的斗争，地主的抵抗是必然的，对不法地主不能手软。”“更重要的要在这一运动中很好地组织农民群众，并尽可能地提高其阶级觉悟，以打下今后工作巩固的基础。如果这基础没打巩固，就像修建房子一样，地基不打好，偷工减料，房子虽然是修成了，表面上也还像样，其实住下不久，风雨一考验，毛病都出现了。虽修修补补可以维持下去，但住在这房子内的人一直担心着危险，最后还只得拆掉再来，这是多劳民伤财的事呀！而土改若不结结实实地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工作不在这时打下好的基础，在今后的国家建设中我们就很难赶上去，更不要说走在前头，更不要说经得起大的事变的考验了。”“土改整个计划是要求全省于1952年内完成，各地应抓紧时间，一点不放松地来实现这时间的要求，但对每一个村乡的土改要工作得法与搞得透，做到又好又快。”陶铸强调：“具体标准是土改完成后应基本上做到四条：一、按照政府法令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应被没收的财产，使其必须依靠劳动生活，并从劳动中得到改造。农民不仅得到了相当满足需要的土地并须得到一定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果实分配基本上公平合理。二、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政治统治彻底摧毁，农民真正有了优势，能管理农村，能制止地主阶级的破坏和反攻。三、农民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真正懂得农民团结起来力量的伟大，认识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蒋、李、白匪帮是农民的生死敌人，表现自觉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四、农会、民兵组织很可靠，参加农会组织的应做到占该村乡人口40%以上，团结面到80%以上，并有了农民自己的领袖。农会有相当独立活动的能力。”最后，他指出：“希望土改队员紧紧掌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把农民的大多数真正发动与组织起来，又好又快地把土改任务完成，为广西今后在国家建设中能走到前面打下扎实基础。”
随后，在广西省委领导下，包括辅仁大学土改大队和北京大学土改大队以及省、专区派来的土改工作队和农村抽调的干部共1300多人，混合编成广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第一工作团，团长是老红军、广西省交通厅厅长黄荣，副团长有老红军、省财政厅厅长李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祝光，柳州专区副专员莫矜、柳城县委书记朱渭川。原柳北游击队干部邓玉芝和我任柳城县东泉区西安乡土改队副队长，协助莫矜在西安乡抓重点乡的试点工作。
实行“三同”，发动群众，
开展斗争
1951年10月，我们土改队进入西安乡，莫矜兼任西安乡土改队队长。解放前，他是柳北游击总队司令员，现在到农村蹲点，仅有一位带长短枪各一支的警卫员跟随。他熟悉农村，亲自培养积极分子，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地指导工作，具体而及时。他在全乡农民土改动员大会上，宣讲了土改的正义性与政策，安排了土改队员分到各村的贫雇农家中住。我被分配到到距乡公所四五里远的龙集村与贫雇农积极分子“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我的住地窄小，是靠近牲口棚的半间茅棚，每天吃的是芋头、红薯和很稀的粥，常到地里参加劳动。北京大学樊弘等老教授主动要求到土改第一线，劳动时也是脱去上衣，光起膀子干，革命热情十分高涨。通过学习和工作，我认识到只有深入“三同”，才能和农民建立感情，交心，同心，了解真情，这是组织阶级队伍的基础。通过“三同”，农民了解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贴心人，能同呼吸、共命运，从而信任我们，使群众发动工作顺利展开。
当时柳州尚有残匪，敌情严重而复杂。开展土改试点乡的附近，驻有解放军连队，武装保护土改。一天晚上，小队干部在乡里研究工作，回村时，天已非常晚了。莫矜同志取下身边精致的“白朗宁”自卫小手枪交给我，说“天太黑了，带上备着用”。我走了不多远，他的警卫员追上我说“莫专员让你回去一下”。我回到乡公所，莫矜同志说：“你没受过军训，带一支好枪被人看上了，反而不安全。还是让警卫员送你回去吧！”这种关爱同志的深厚情谊，至今仍难忘。
当各村通过贫雇农积极分子忆苦、串连，团结了中农，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已较广泛，召开全乡规模的忆苦大会的条件就成熟了。那天，天阴沉沉的，乡长组织群众搭起了召开申冤告发诉苦大会的大台，以沉痛祭奠当地那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被迫害致死的群众。台子两边悬挂“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坚决斗倒不法地主！”等巨幅标语。我代表乡土改队献花圈，致悼词。各村苦主代表一一上台忆苦控诉，台上台下哭成一片。会后，各村群众开始算剥削账，揭地主发家史，讨论“谁养活了谁？”在思想上明确了要理直气壮地挖苦根，不再受剥削、受压迫，必须组建农会、划分阶级、斗倒地主，在行动上要坚决地进行封建土地制度改革的斗争，真正翻身当家做主人。
程明洳遇害，坚定信念，继承遗志
程明洳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个子高、有儒雅风度，为人诚恳，作风朴实，是我班品学兼优的团干部。土改试点时，他在柳城县沙塘区担任乡土改队副队长。1951年12月下旬，试点工作完成，省土改工作团通知他们1952年1月7日到县城集中、总结。程明洳等同志长途行军，深夜到达县城大埔镇，住进一家临街的店铺阁楼层上，大家疲惫地横排躺在地铺上睡沉了。8日凌晨，地主阶级走狗韦家駬一手端着煤油灯，一手提着驳壳枪，企图用枪一个一个打死土改小队成员，实现其叔父韦铁（武装匪头）破坏土改运动的阴谋。他将枪口顶着熟睡的辅仁大学学生程明洳、张崑刚、广西青年干部晏铸的头，将他们杀害。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吴塘和北京师范大学张云波教授被枪声惊醒。吴塘翻身跃起，打掉韦家駬手中的油灯，拼命夺枪，使其他队员免遭毒手。张云波参与扭打，被踢倒受伤。在生死搏斗中，被惊醒的土改队员和闻声赶来的龙腾县长以及公安干警抓住了凶手。8日晨，我随土改团负责人装殓了牺牲的战友。经过学习讨论，大家的思想波动稳定了。12日，省委秘书长许革夫从南宁来，代表省委对三位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全团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在讨论会上，与会同志表示，谋杀阻挡不了我们做好试点工作，要以积极行动追悼三位烈士。17日，省土改团作总结报告后，在三位烈士墓前的广场上举行隆重追悼大会。省土改团团长李发南等人宣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广西省委发来唁电电文并讲话。吴塘同志控诉了罪犯的暴行。杨承祚教授和我代表师生表示要踏着烈士血迹前进，继承遗志，坚定地完成土地改革任务。随后将韦家駬绑入会场，由法院进行公审，宣布罪行并判处死刑，在烈士墓前执行枪决。
1952年5月至6月，广西人民在柳城县白杨岭上，用红白两色大理石建立了晏铸、程明洳、张崑刚三烈士纪念塔。塔高9.05米，底座宽1.75米，占地108平方米。郭沫若同志亲笔为纪念塔题写的“晏铸、程明洳、张崑刚三烈士永垂不朽”的碑文及悼词，均镌刻在纪念塔上。悼词内容是：
晏铸、程明洳、张崑刚三烈士于1951年10月参加广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第一工作团，在沙塘区做试点工作，发挥了高度的阶级友爱。当试点工作胜利结束、全团同志在大埔镇集中准备展开全县工作时，地主阶级走狗韦家駬竟于1952年1月8日晨将三位烈士暗杀。凶犯当场被捕，柳城县人民法院于1月17日依法将其当众枪决。三烈士为伟大的土地改革事业而牺牲，他们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2年6月6日郭沫若敬挽
镇压恶霸，健全农会，
划分阶级
随后，我们转战到来宾县南泗区进行第二批土改。为了加强锤炼，我们小队主动申请到远离区政府25里、更艰苦的下莫乡。由于小队有试点工作经验，针对实情、执行政策，下莫乡土改的串连诉苦、发动群众、组织斗争等工作开展得比较扎实、顺利。这批土改期间，来宾县人民法庭第九分庭召开了一次全区大规模的公审大会。我参加了法庭的审判工作，十几个乡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做陪审员。会前，各乡已对地主开展了说理斗争。我们通过领导把大宝乡恶霸地主从劳改农场押送回乡，接受群众批斗。这个恶霸地主是心毒手狠的土匪头，有多桩人命血债。他曾残害一家贫农的五口，连小孩也被他摔死。这家唯一幸存的老大娘控诉他凶残的罪行时，失声痛哭。在公审大会上，各乡苦主对台下押来的恶霸地主开展面对面的联合斗争，激发了群众对恶霸地主的仇恨，要求严惩凶手的喊声不断，形成运动的高潮。最后，人民法庭判处这个恶霸地主死刑，就地正法。群众反映“真像大旱时落了一场透雨，人心大快”，这样的群众运动表现的力量，就长了人民的志气、勇气，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
为了发扬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全乡举行了一次乡农民代表会议，对乡农民协会的委员进行民主选举。当时，农村很多人不识字，各村的代表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使神圣的选票能选出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干部呢？群众的智慧创造了一个“豆选”办法。凡被提名并经协商作为农民协会委员的候选人，都面向南，坐在两排各两张连在一起的长木板凳上，每人背后放一个碗，代表们排队顺着候选人背面放的碗有选择地投豆子，碗中豆子多的人当选。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培养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包括受压迫深重的广西劳动妇女）都当选成为农民协会的主要干部，形成了以贫雇农为主力、团结中农的农村新生人民政权的柱石。他们由于受到群众信任，就以更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斗争地主、划定阶级成分等工作。
划分阶级是土改工作中分清敌我阵营，团结内部、贯彻政策的重要阶段。农会干部多在本地生活、长大，十分了解家家户户的情况，他们联系本乡实际，学习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文件，并进行试划、讨论，从而明确划分阶级的基本标准。他们再组织会唱山歌的农民歌手，在村和乡农民大会上以唱山歌形式，用通俗的语言把划分阶级的政策界限向群众宣讲。例如：“田地大片牛一群，收租放债还雇工；能做不做剥削狠，划他地主莫放松。”又如：“田少地少不够种，年年租地还打工；牛和犁耙般般少，自家兄弟是贫农。”大家掌握政策后，先划地主，再划富农，最后划农民自己。划地主时，先在农会内部摆地主发家史的剥削材料，取得一致意见，再开农民大会，叫地主到场自报阶级成分。地主的抵抗表现在自己“四报”（报成分、报财产、报剥削罪恶、报有无劳动）不实，虚报有劳动，隐瞒财产和剥削等情况。例如，有的地主在自报时讲“我参加劳动，不是地主”。农民展开比劳动的说理说法斗争，就批驳他：“你说你有劳动，咱们比一比，你犁不犁田？一年劳动不满四个月，只能算有附带的劳动，不能算有主要劳动，你主要靠剥削过活，怎么不是地主？！”那个地主哑口无言地低下头。有的地主说：“我家有劳动，不是地主。”农民就揭露他：“你家的那个女劳动力是你买来的小老婆，她像你家长工一样劳动，你还占有她，她是受压迫、剥削的穷苦人，不能算你地主家的劳动。”划富农时，可用谈判或批评方式进行。初步划定的阶级情况，在农民大会上念一遍，讨论通过后张榜公布，听取意见，再向区上报，获得批准，才郑重定案。
没收土地，分配果实，翻身庆功
没收土地，追缴田契，是进行土改时的一场决战。要召开农民协会，农民代表会议学习政策，懂得没收土地、农具、耕畜、农村中的房屋和多余的粮食，是“物归原主”，合理合法。要团结自己，孤立敌人，针对地主顽抗和对生产资料的破坏，进行反分散、反破坏、反隐瞒的斗争。还要按照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待不同地主：对一般地主用谈判方式先留一份后没收，对不法地主是先查封没收后再酌情给一份。对富农有区别地只征收其出租土地一部分或全部。对没收的财物要重视登记保管。
分配果实（包括土地等生产资料和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是农民关心的大事、喜事。要做好天下农民是一家、应团结互让的思想动员，努力贯彻公平合理、有利生产、民主讨论的原则及从生产出发，缺啥补啥、缺多补多、缺少补少、不缺不补的办法，自报公议，先满足贫雇农，再适当照顾中农。分配土地以村为单位进行，按人口多少分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房屋按人口，耕牛、农具按需要，主要分给贫雇农。先分了房屋，再根据住地远近，分土地等生产资料，粮食、衣物等生活资料，努力让分配的果实有利生产。
分配工作结束后，农民协会乘胜总结土改工作经验，安排准备大生产，召开下莫乡农民大翻身庆功大会。这次大会上，农会主席、乡长和我都讲了话，表扬了积极分子，提出了关心群众、加强团结、发展生产、巩固土改成果等要求。在大翻身庆功大会上，农会干部把追缴地主的田契、借约全部当众焚烧，熊熊烈火烧掉了千百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群众的欢呼声响彻大地，我亲身感受到分得土地的农民当家做主人的政治激情、生产热情像火山喷发一样。这是中华民族觉醒所迸发力量的表现，坚强、持久而美好。下莫乡封建土地制度改革胜利完成了，农会、民兵组织健全有力量，土地还了家，农民在自己土地上高兴地深耕细作和加工施肥。这里农村世道大变、犹如换了人间。
当土改队要离开山川秀美的下莫乡时，有位大娘，她的丈夫因贫病交加、过早地去世了，她带着艰辛哺育、相依为命的15岁的儿子对我讲，“我没想到共产党派来的土改干部这么好，我把孩子交给你们，我相信他跟着你们走，帮你们干点事，将来一定也能成为为穷人办事的好人”。当时，领导已布置各乡土改队不能自己扩大队伍。我向她说，她家中也没有别人，土改后要发展农业生产，她也需要孩子劳动的照顾，便再三劝告她还是把孩子留在身边。在这过程中，刚强、勤劳、善良的大娘执意要把她最心爱的孩子交给土改队、交给共产党的真情，深深教育了我。60年以来，我从未忘怀那些获得群众信任、人民信托的幸福时刻。
1952年6月，辅仁大学土改大队从广西回京，在学校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烈士追悼大会，陈垣老校长、杨承祚教授和我分别代表学校、土改队师生致悼词，并在教学主楼东园中树立了陈垣老校长题写的“程明洳、张崑刚二烈士纪念碑”（该纪念碑现矗立于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此后，在清明节，我多次应北京师大、师大附中、师大附小教师之邀，在这座纪念碑前，向大、中、小学生简介土地改革运动的激烈斗争和缅怀烈士的生平事迹，希望青少年不要忘记过去，学好复兴中华的本领。1990年3月、1997年3月我曾专程到柳城县，与柳州市、柳城县教育局、民政局负责同志一起到白杨岭耸立的晏铸、程明洳、张崑刚三位烈士的纪念塔和烈士墓前扫墓、献花圈、鞠躬致敬、祭奠英灵。每年9月“辅仁大学返校节”，我和当年参加广西土改的老同学都会到程明洳、张崑刚二烈士纪念碑前敬礼，寄托思念。
（责任编辑 谢文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