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常被视为政治环境压抑作家创作自由的典型个例。实际上,《边城》已经耗尽了作者的“牧歌”曲谱,沈从文已面临“抽象的抒情”的困难。由于社会的动乱纷杂,再加之沈从文身份由“乡下人”到“土绅士”的转变,他已经难以保持明澈恬淡的心境来建构湘西的“人性小庙”。《长河》的未竟,除了国民党书刊审查制度的外因,“牧歌”文体和“史诗”文体之间的冲突,应该是其断章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1971年沈从文“地下”写作长篇章回体小说《来的是谁?》。这篇有意避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家族史兼地方史”,也以只完成楔子而告终。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追溯沈从文《边城》以后的创作,发现沈从文《边城》之后,一直纠缠在文体僭越的困惑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搁浅以后,沈从文觉得自己难以完成从“牧歌”到“史诗”的转变,而这一时期他的文物研究影响却逐渐扩大,他最终把文物研究当成后半生的职业。因而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并不是斩钉截铁式的突然完成,这个艰难的转向过程,一直持续到1971年写《来的是谁?》。
关键词:《来的是谁?》;牧歌;史诗;文体困境;转向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0)04-0108-07
沈从文写于1971年的长篇小说《来的是谁?》的楔子发表之后,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是可能发表的刊物《吉首大学学报》影响不大,二是这个楔子风格大变,迥异于其先前的任何作品,因而即使专治现代文学的好多学者也不知晓。我是由于日本近畿大学的福家道信先生在清华的一次讲座,才知道沈从文晚年还有这样一部未竟残稿。这部小说带给我一个疑惑,那就是“文革”在神州大地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沈从文并未完全丧失创作自由,他还可以进行“地下创作”。相对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的创作环境肯定比不上“文革”开始后的严酷,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里也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沈从文少量的散文和旧体诗创作。那么,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伊始,逐渐放弃熟悉的小说创作,除了政治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外部”限制压抑之外,是否也有作家自身“内部”难以为继的艺术困境?将沈从文搁笔小说转向文物全部归咎于外部的压力是否合理恰当?我们考察沈从文辍文学而治文物是不是要将环境的“外部压力”和作家“内部的艺术困窘”综合起来分析才妥当些?审视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我发现,沈从文放弃文学专治文物,并不是斩钉截铁,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完成这种艰难的转向。放弃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外部环境的压力,最主要的是他擅长的带有牧歌情调的文体,难以适应“时代的抒情”的“革命史诗”文体。
一
《来的是谁?》写于1971年,同《长河》一样,这是一部未竟的长篇小说,作者只完成了8000多字的楔子。1971年6月8日,时在河北磁县1584部队二中队一连二排五班服役的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收到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沈从文的来信,牛皮纸做的信封里塞着《来的是谁?》的楔子。黄苗子收藏小说原稿30余年,2006年8月找出归还给黄永玉,2007年1月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第28卷第1期。根据最近发表的沈从文1971寄给黄永玉的几封书函得知,《来的是谁?》是沈从文接受黄永玉的建议之后,撰写的一部带有“家史兼地方志”色彩的小说,为了让“你们(黄永玉)一代和妮妮红红(黄永玉的女儿)等第三代,也知道点‘过去’和怎么样就形成‘当前’,以及明日还可能带来的忧患。”但这不是小说的重点,小说的宗旨是“将近百年地方的悲剧和近似喜剧的悲剧,因为十分现实,即有近万的家乡人,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死光了。你我家里都摊了一份。我们其所以能存在,一半属于自己,一面则近于偶然。特别是我的存在,好像奇迹!因为一切学习过程,就近于传奇。所以你的建议还是对的。”[1]45小说前五章的大致内容沈从文在此封信件里也作了披露:“第一章是‘盘古开天地’说起(史书上没提到,而从近年实物出土写下去)。第二章将是二百年前为什么原因如何建立这个小小石头城,每年除公家‘改土归流’兼并了所有土地,再出租给苗民,到处都设有大仓库收粮。省里还用十三四万民两经营。这么小小地方还有个三品官,名叫辰沅永靖兵备道!兼管辰州、沅州,两府所属十多县!第三章、四章即叙述这么一个小地方,为什么会出了三四个总督(等于省长),四五个道伊(比专员大)、或者镇守使(等于师长)?随后还出了个翰林、转而为辛亥后第一任总理。另外又还出了大约两个进士(比大学毕业难)、四五个拔贡(比专科毕业难)、无数秀才,四五个日本士官生,上十个保定生,许多庙宇、许多祠堂。第五章叙述辛亥以前社会种种。假定可写十六章到廿章,前五章这么分配是恰当的。”[1]45-46
早在抗战结束回北京不久,沈从文初次介绍黄永玉的木刻而写的《一个传奇的本事》一文中,已经谈到了黄永玉本人也不明白的家乡历史和家中情况。在1979年为这篇随笔补充的“附记”中,沈从文对《一个传奇的本事》进行了说明,“从表面看来,只象‘借题发挥’一种杂乱无章的零星回忆,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纪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这篇文章,用沈从文的话说,“以本地历史变化为经,永玉父母个人及一家灾难情形为纬交织而成一个篇章。用的彩线不过三五种,由于反复错综连续,却形成土家族方格锦纹的效果。整幅看来,不免有点令人眼目迷乱,不易明确把握它的主题寓意何在。但是一个不为‘概念’‘公式’所限制的读者,把视界放宽些些,或许将依然可以看出一点个人对于家乡的‘黍离之思’!”可能正是因为感到这篇短文“令人眼目迷乱,不易明确把握它的主题寓意何在”,“土家族方格锦纹”的效果难以表现出来,凤凰近二百年来复杂纷纭的历史变迁及人事更迭难以装进去,沈从文才听取了黄永玉的建议,撰写带有“家史兼地方志”[2] 162-163色彩的《来的是谁?》。
从前五章的内容以及沈从文写给黄永玉的信来看,《来的是谁?》是一部关于湘西的“史诗”,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写二百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构架比《长河》更为宏大开阔,无疑是一个很庞大的艺术设想。小说的楔子写的是:一九七×年十一月间,天寒地冻,一个穿着破旧的皮领子大衣,戴着旧式油灰灰的皮耳帽的,身材看起来像南方人,装备看起来又像老北京的老头下了火车,拐进一个小胡同,寻找一个叫张永玉的人。开门的是一个小姑娘,说没有张永玉这个人。老头说,那就找张黑蛮。小姑娘说,也没有张黑蛮。老头说,那就找张黑妮。小姑娘也叫黑妮,但不姓张,便说老头找错了,不给开门。老头说,你们这里不是住的张梅溪吗?你们不是一家人吗?深受《沙家浜》中阿庆嫂影响的小姑娘对老头说:“您找门牌错了,这里住的姓黄,门牌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小姑娘并没有开门,老头只得走了。小姑娘的爸爸和家里其他两人看完电影后归来,小姑娘说了有个奇怪的老头来找。小姑娘的爸爸琢磨了一会,便和家中人去火车站找那个神秘老头,结果看到一列火车已经驶开,仿佛“正有个戴皮帽子、穿皮领子大衣的老头子,在车窗里向她连连招手,一面似乎还大声说,‘张黑妮,张黑妮,再见!再见!’”。小姑娘和爸爸回家之后,在自家信箱里看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张永玉同志收”。信里用淡墨写了五六行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