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中的韩国形象包括风物描写和人物塑造两方面。前者涉及居所、牲畜、用品、衣着、语言等生活习俗，后者分为三类：令人憎恶的韩国人（金先生、金九东、金久如、朴斗寅、朴广元等）;由衷赞美的韩国人（安娜、“他”、金盖、金福等）;充满同情的韩国人（亚丽、“他”的母亲、韩国佃农等）。韩国形象既是东北地区韩国人生活图景真实客观的镜像，也反映了历史记忆的定式，更是东北作家创作审美理想的幻象。值得肯定的是，对韩国风物的细节描写和扩大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题材与表现范围，是东北作家创作的价值所在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韩国形象;形象学
[中图分类号]12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2-0054-0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社会时局动荡不安、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在中国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活跃着一群热爱故土、感怀国家兴亡的热血青年，如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罗烽、金剑啸、白朗、李辉英和胳宾基等。“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相继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及关内各地，多数人进入“左翼作家联盟”。他们的创作以独特的抗日救亡题材、浓郁的东北地方风情和刚健粗矿的创作风格冲击了当时的主流文坛，引起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文学巨匠的瞩目，因而获得“东北作家群”的称谓。以往，国内评论者多关注其作品中的抗日主题和中国形象，X其作品中描写的异域风情和异国者形象重视不够。而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作家、多民族混居状态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他们对同在黑土地上的其他民族的生活多有接触和交集，从而塑造出韩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等异国者形象。其中，韩国人形象是其浓墨重彩刻画的主要形象之一，大多数东北作家都有描写韩国人形象及其生活场景的作品传世，总计22篇。①这些作品均创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篇幅上看，长篇小说4部（《万宝山》《八月的乡村》《边陲线上》《混沌——姜步畏家史》）;中篇小说2部（《罪证》《大地的海》）;短篇小说16部。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韩国形象，朴宰雨、金时俊、金宰旭等韩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先行研究，夯实了基础，可是限于阐述对象、国别视角等因素，尽管他们分类很细，史料确凿，却未能针对中国“东北作家群”笔下的韩国形象展开详尽而深入的剖析，难免粗糖和遗漏。因此，笔者结合文本，着重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深入探析“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韩国形象。
一、“东北作家群”小说中的韩国风物描写
“风物”一词语出中国田园诗宗主、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和，风物闲美。”m_本指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后引申为风俗、物产等义。本文采用这一术语指代韩国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所、服饰、用具及语言等日常生活图景。
（一）居所、职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出自何种动因，来到中国东北地区的韩国人所居之地不外乎农村和城市。在农村，他们一般集中居住在某个自然屯，这些自然屯在作家笔下被称为“髙丽屯”。居住于此的韩国人以租种中国地主的土地、种植水稻或黄烟为生;在城市，他们多半居住在某片区域，按照本民族习惯生活，即以居住区域为中心，形成相对比较独立的生活区，并逐渐发展起旅馆、酒店、商店、市场、学校、教堂等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行业和职业。[2]（399）而从阶层、职业上看，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韩国人非常复杂，既有贫苦的农夫、佃户、手工业者等普通劳动者，也有无所事事、不劳而获的市井无赖;既有投靠日帝、仗势欺人的民族败类，也有不与日帝同流合污、勇于反抗的抗日义士。在东北作家笔下，韩国人的居所与其职业多成正比关系，即偷窃、拘留、买卖中国儿童的韩国人贩子家（《另一种交易》）是木板大门、砖墙院落，门后悬挂着日本旗;县城“街两边的家屋，都是泥壁茅草顶，屋子既歪斜，窗口又小”，[3]（173）这是居住在市镇里的韩国普通市民的居所;放牛娃果里（《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居所小而破旧，仿佛肮脏、破旧的垃圾箱;而在农村租种中国地主土地的韩国佃农的住所则是有着矮炕的“窝棚”。
（二）牲畜、用品
对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民而言，牲畜在劳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同样，黄牛是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韩国农户必养的牲畜，是他们劳动的得力帮手，因此牛圈通常设在室内。对此，中国人很不习惯。《罪证》里的中国地主吴大鹏被日警抓走后，有人劝其妻去乡下屯子躲避，被她一口拒绝，因为她住不惯和牲口睡在一个房间里的韩国大火炕。在农作工具和交通工具的选择上，韩国农户一般使用大轮的两轮牛车，这种牛车简陋而粗糙，家境好的农家安有木板做成的车厢，而贫困农户的牛车上只用稻草编了幛围，像矮小的篱包，遮挡着轮子带起的尘土。韩国农民赶集卖粮时就用这种大轮牛车作为运输工具。韩国农民从本国逃难至中国时，也是一辆牛车装满高丽木柜、锅、碗、葫芦瓢、淘米盆、吃粮等零乱家什，连同一家老小都挤在牛车上，伴随着吱吱作响的车轴声一路颠簸而來。[3]（398）
（三）衣着、装束
在东北作家笔下，韩国人的衣着和装束基本能够反映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样态。在农村，韩国佃农的穿着打扮显示其生活的困苦。比如，租种刘房东土地的小朴盖①（骆宾基《边陲线上》）面黄肌瘦，穿着白色的薄棉袄，两肩布满了污渍，肥阔的朝鲜式裤裆格外显眼，裤脚管翻挽着，为防止破太阳牌水袜子掉落，便用细绳紧紧地捆绑起来。赤脚、裹白头巾是韩国农夫、农妇最常见的劳动装束。与之不同，韩国长者则努力保持着传统而体面的装束，如老朴盖梳着发髻、戴着麻冠，含着长烟管，一副斯文的样子。《罪证》里的高丽老头则头戴芒麻织的高装纱帽。
生活在城市的韩国人衣着装束相对整洁干净些。舒群《邻家》里的高丽女房东“穿着一件高丽式的短小上衣，拖到地面的长裙，全是白色的，积满着日久的灰垢”。[4]（296）专营儿童买卖的韩国女贩子（李辉英《另一种交易》）穿着本民族裙装，头上挽着蓬乱的髻子，两只胶皮鞋张着大口像两只船。卖白面的女高丽（李辉英《夏夜》）穿着一身上窄下宽的高丽装。韩国孩子的日常装束是“有两条长的结带的无领棉袄，肥裆的灯笼裤，全部塑胶制的高丽鞋”。[3]（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