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寓言式解读模式及人物标签化处理的后果总会遮蔽小说主人公林道静作为女性投身革命的积极意义及作为主体对革命的主观诉求，也无从发现林道静作为女性在革命、恋爱、婚姻、家庭之间选择取舍、矛盾彷徨的痛苦心态。通过对林道静几种生活模式的描写，《青春之歌》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女性在革命与家庭间苦苦挣扎的立体式画卷。
一、 三种生活模式
由于小说主要讲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追求革命的历程，因而对林道静的革命生活的描写占据了主要篇幅，林道静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与向往、参加革命活动是小说着墨最多的地方。但是细读小说会发现，小说围绕着主人公林道静，为读者编织了几种生活模式，透过这几种生活模式，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问题。
传统型生活模式：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生活是小说描写比较多的部分，这一部分构成了传统型生活模式图景。这部分描写可以除夕夜白莉苹寓所畅谈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林道静与余永泽过着幸福甜蜜的生活，虽然寄住在旧式的小屋里，但是经过两人的布置，小屋温暖、淡雅，带着春天的气息。林道静从小缺少爱抚的心灵也感到了情感上的满足；虽然两个人也会吵架生气，但是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感情；虽然林道静也不安于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几经找工作失败之后还是回到家中。
在这段生活情景的描写中，林道静扮演的仍然是一个传统女性的角色，在家里相夫教子、洗衣做饭，而承担起养家的重担的，仍然是男性。但是经过除夕夜白莉苹寓所畅谈革命后，一切就都不同了。激活了革命意识的林道静走上革命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要走出与余永泽建立的小家庭，谋求独立的经济地位。这既可以看作是林道静革命意识的觉醒，也可以看作是其女性意识的觉醒。“要独立生活，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的人”的潜台词是在社会上取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与工作机会，为此，林道静当过书店店员，试图去做家教，但是这些走出家庭的举动都以失败告终，最终的结果是不得不回归到家庭中。
理想型生活模式：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生活构成了小说理想型的生活模式。在这种生活模式中，革命生活明显占据着突出的位置，林道静对于家庭生活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卢嘉川第一次去找林道静，看到正在生火做饭的林道静，就主动“拿起簸箕就把煤球添到炉口里”。但是，林道静却“为叫卢嘉川看见自己做这些琐细的家务劳动而感到羞怯，”“卢嘉川站起身把锅搅了搅端到火炉的一边烤着，她还沉在思索中一点不知道。”
与这些偶尔言及的家庭生活相比，小说更多地描写了这一阶段林道静在与卢嘉川的交往过程中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小说描写了林道静在与卢嘉川彻夜长谈革命后的兴奋，“黎明前，道静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疲倦、想睡，但是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想着这一夜的情景，想着和卢嘉川的许多谈话，她紧抱双臂，望着发白的窗纸忍不住独自微笑了。”夜撒传单带给林道静的，是参加革命工作的紧张、刺激，决定独自去撒传单之前，“她把屋门关上，把纸片摆在桌子上，怀着新奇而又兴奋的心情拿起其中的几张读起来。”撒完传单之后，林道静感到“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紧张、这样不平静的时刻。”革命生活无疑给喜欢冒险、追求刺激、渴望动荡、渴望干出一番事业，不甘于平庸命运的林道静带来了无尽的新鲜感与满足感。这一切都和与余永泽的死水微澜一般的家庭生活形成了强大的反差。
现实型生活模式： 如果说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生活模式是小说极力反对的生活模式的话，那么，林道静与江华的生活是小说极力宣扬的一种家庭生活模式。在与江华的生活中，不仅描写了两个人共同革命的奋斗图景，同时也描写了两人温馨浪漫的家庭生活场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家庭生活描写中，男性与女性的角色出现了有意思的对调。是江华而不是林道静熟练地操持着家务，江华的形象与以往小说中或人们头脑中的男性形象有很大不同，也与余永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不是家务劳动的旁观者，而是主动参与者。这里，作者的用意并不在于树立江华的形象，而在于展示一种新的男女关系式，是一种新女性意识中的家庭生活的展现。
二、被延宕的幸福：革命与家庭间的两难
无论是传统型生活模式、理想型生活模式，还是现实型生活模式，要处理的无疑都是同一对矛盾，即革命与家庭间的矛盾。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我们考察作者杨沫及主流社会女性价值观的重要方面。
毫无疑问的是，小说对传统型生活模式采取的是极其鄙视的态度。这与当时的女性解放语境是相一致的。在“男女都一样”的女性解放言论与思路下，走出家庭成为革命女性解放自身的主要途径。这与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波娃所倡导的女性要争得社会地位必先获得经济独立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西蒙·波娃在其《第二性》中，用大量妇女传记及其他历史资料，来说明妇女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的生存状况。她将原因归结为她们生存的环境，尤其是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她认为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女性很难成为独立于男性的主体存在。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女性获得解放的途径是否就意味着放弃做母亲与妻子的权力与义务，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女性失去了人性呢？女性应该如何对待恋爱、婚姻与家庭才能既保持其女性特征，又能在男权社会中获得独立与自由呢？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与余永泽决裂后的林道静，开始了与卢嘉川的交往。在与卢嘉川的理想型生活模式中，革命占据压倒性优势。但是，同传统型生活模式一样，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理想型生活模式同样不能为林道静带来幸福感。在与卢嘉川的短暂的交往中，他们之间朦胧的好感被一再压抑，更不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家庭生活了。卢嘉川过早的去世为这种生活模式划上了句号。
在这三种生活模式中，林道静显然更加倾心于最后一种生活模式。在这种生活模式中，不仅男女主人公的角色定位更加符合现代女性的标准，革命与家庭间的关系也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男女主人公一起生活，一起革命。但是，小说对于林道静与江华的生活的描写，同样让人觉得美中不足。林道静与江华的幸福家庭生活总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相聚之后，总是漫长的等待,尤其是小说的结尾，当林道静看到在电车上发表讲话的江华突然不见了的时候，林道静的心中闪出一阵忧虑，但是随即被“个人的一切却显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以及代表中华民族声音的千千万万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声音所掩盖，我们可以发现，林道静与江华的幸福生活又一次被无限期地延宕了。小说的结尾可以算做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能给林道静带来幸福生活的江华是否能安然无恙回家？林道静能否过上渴望的幸福生活？这些问题小说并没有做出回答，而是写到此戛然而止，同样也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同样陷入了两难的处境。
三、互斥性结构：革命与家庭间的女性困境
20世纪以来，伴随着一次次的社会变革，女性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多，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渴望走出家庭走上社会的林道静的行为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并非毫无关联。事实上，它构成了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十七年时期，新性别关系的确立似乎为女性带来了福音。“男女都一样”的提倡为女性在社会生活诸领域争取相应的地位提供了准政策性的保障。“半边天”的说法也令女性们欢欣鼓舞，她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与男性一起为国家的美好未来贡献自己的光与热。她们也不再满足于旧社会家庭妇女的身份，纷纷走出家门，寻求独立。
女性离家出走最为典型的形象当属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对于娜拉出走之后何去何从的问题曾在中国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青春之歌》对于这一问题似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小说中林道静所走的道路似乎是娜拉故事的续集，林道静最终成功成长为革命者预示着娜拉出走之后何去何从的问题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但是细究之下难免会发现，林道静如同娜拉一样，同样留下了一个对于现代女性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投身革命之后何去何从的问题。
小说结尾写到一二·九游行之后的一二·一六北大学生游行就结束了，并没有交代林道静投身革命之后的生活到底如何，其开放式的结尾留给读者许多遐想的空间，而作为一部自叙传式的小说，作者本人的经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纵观杨沫的日记，①占据内容绝大部分篇幅的，是记载病痛及病痛带给自己的焦虑感的文章。这不由令人生疑：一位曾亲身参加过革命的女性，在革命胜利之后，为啥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感与满足感，反而满纸的焦虑与痛楚呢？是什么样的现实处境使她产生这样的情绪？
事实上对于自身的焦虑与病痛，杨沫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原因。在1950年9月22日的日记中，她这样写道：“我分析造成我的神经毛病有以下三个原因：一、胜利了，以功臣自居（虽不是有意识的），对工作分配不满，因而情绪低落，工作情绪不饱满，满腹牢骚。二、太过于关心自己的孩子，小胖的病不能随时照顾，竟使我痛苦得很。每次回家后再加单位妇联，竟心如刀割。日久，神经受损伤很大——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个人主义的母爱。三、偏偏又是个好强的，不顾及自己力量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情绪不高,工作没有劲,可是又怕人说,又要逞强,不会适当休息,因此有时工作过劳……”②
这里的杨沫事实上道出了投身革命的女性通常会陷入的两难境地：革命者身份要求其无条件地投入革命事业，过多地关心家庭爱护子女就会被视为“个人主义”，而女性身份却要求其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母爱本是世界上最神圣、最普遍的一种情感，关爱孩子是女性的本性，但是在“单位”与“孩子”之间，杨沫却不得不择其一。在革命女性那里，工作与家庭、革命事业与儿女情长形成了一种互斥性结构，两者是对立而非统一的。
革命与家庭的互斥性结构使革命女性陷入了一种生活悖论：女性要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就要革命，但是革命之后女性的本性就受到忽略。她们想关爱家庭与孩子，却怕影响工作；她们想在工作中干出一番成绩，但家庭生活或身体原因总会分散一些精力，令她们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革命女性们成为一群被异化了的女性。
新的性别观念将女性从传统的家庭解救出来，又将其投入到一个新的家庭（国家）之中，在这个大家庭之中，如同在原来的小家庭中一样，女性扮演的仍然是一个“客体”的角色，她们由被迫做贤妻良母变成被迫不做贤妻良母，她们拥有了到社会上工作的权力，却失去了走回家庭的权力。渴望意味着缺乏，焦虑意味着纠结。纠结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与失语。现代女性的奋斗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苦苦挣扎的抉择史。
注释：
①笔者曾经借阅到杨沫女士的原始日记。
②杨沫.《自己——我的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110页。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