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应松的乡村小说主要有“荆州系列”和“神农架系列”等类型。陈应松因“底层写作”被世人认可，同时也因“底层写作”代表作家的标签而遮蔽了对他乡村小说丰富性的深入研究。近年来由于“底层写作”的回落或泛化陈应松似乎被评论界有所冷落。其实，陈应松的乡村小说在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上不断超越自我，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有鲜明的巫楚文化特点：忧愤深广的呐喊；人性强悍的表现；崇巫尚鬼的神秘氛围和惊采绝艳的文风特点。
关键词：陈应松；乡村小说；巫楚文化；神秘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6-0092-07
我国文学具有悠久的乡土文化传统，历代作家对土地格外偏爱，对乡村异常迷恋。乡村对于文学、对于当代社会和人类是一种精神和价值取向，是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同时，乡村具有宽阔的胸怀，与大地相连，沉默不语，守候着人类的生与死、常与变。陈应松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他以诗歌登上文坛，后来转向小说创作，迄今已有30余年创作历史。陈应松和喧嚣的文坛始终保持距离，与热闹的大众文化保持内在的紧张，潜心于乡村小说创作。按照评论界的分类，他的小说主要有“荆州系列”和“神农架系列”等类型。其中“荆州系列”按照创作时间和题材又分为“船工”、“郎浦”和“野猫湖”三个阶段。“神农架系列”的写作主要发生在“郞浦”和“野猫湖”两个阶段之间。前几年陈应松因为被评论界称为“底层写作”的代表而被世人认可，近几年也因“底层文学”的泛化或回落似乎有所冷落。其实，“荆州系列”的“野猫湖”书写在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方面已全面超越了陈应松之前的创作。像长篇小说《还魂记》这类作品，不仅仅是陈应松个人创作历史的艺术高峰，也是新世纪乡村小说的重要收获。“底层写作”标签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陈应松乡村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必要将陈应松的乡村小说创作置于中国现当代乡村小说的框架，从整体上分析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独特价值。陈应松乡村小说具有鲜明的巫楚文化特点：忧愤深广的呐喊；人性强悍的表现；崇巫尚鬼的神秘氛围和惊采绝艳的文风特点。
一、忧愤深广
张正明先生在论述楚文化史时，将“念祖、爱国、忠君”作为楚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在我国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只是楚人尤为突出而已。楚国处于强邻之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因此养成了楚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① 唐人裴度在《与李翱书》中论述楚辞的特点时说：“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楚辞》这种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个人色彩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在于屈原炽热的政治情怀和充满正义的政治立场，在于屈原对真理的追求和爱国的情怀，更在于屈原内心强烈的愤懑、哀愁、痛苦以及惶然无助的绝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这种忧愤深广的呐喊契合了一代代作家艺术探索时苍凉的心境和不老的情怀。
陈应松生长于楚地，深受《楚辞》影响。早期写过《楚国浪漫曲》、《楚人招魂曲》等组诗，表现出强烈的巫楚文化色彩。他认为屈原的《九章》“都是内心直接悲愤的倾诉，干脆就是直抒胸臆”，是“个人化的倾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豪不掩饰自己的企图。”② “屈原首先不是作为一个诗人，而是作为一个真理、美德和正义的辩护者存在的”。③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世俗化潮流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世俗化潮流同样影响着文学创作。部分先锋作家在虚拟的空间沉迷于形式的实验，某些新写实小说对芸芸众生采取旁观的态度，个别“私人化写作”在个人世界里低呓私语，诸多新生代作家在欲望化的个人叙事中表现出对物质世界的迷恋。这种创作潮流必然造成“这一代作家整体性缺席，整体性失语”。④ 这种判断是否公允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这样的呼吁确实值得人们警惕。当然，虽然社会日益轻佻浮华，麻痹虚伪，可是，总有一些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承担着某一部分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⑤。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责任和良知就是屈原表现出来的“九死未悔”、“上下求索”的深广忧愤精神。陈应松要求自己以“‘打破头往前冲’的强势介入生活和艺术”⑥。
无论是“神农架系列”还是“荆州系列”，陈应松都关注乡村和土地，“时刻与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每一个过程相伴”⑦。 《乌鸦》写出了1990年代初乡村贫富悬殊，农民心理失衡的现实。富裕起来的七叔总是将自己和解放前的地主肖老六相比，并为此心神不宁，担心“穷的穷，富的富，总有一天会出事”。《承受》中城乡和谐、贫富共处的乌托邦想象成为泡影，现实阶层的差别与鸿沟粉碎了现代性的美好想象。雨中送伞的细节让船工王七父子消除芥蒂，彼此理解，共度生活风雨。显然，陈应松对于超越阶层的情感是清醒的，怀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陈应松持续关注的题材：《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炸山修路导致神农架森林千疮百孔；《猎人峰》中野兽充当了自然的守护神，对人类的破坏行为进行疯狂报复。乡村政治是陈应松乡村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层面：《独摇草》中开篇就是酒醉村长射杀五位村民；《吼秋》中村镇干部为了形象工程举办蛐蛐大会，完全不顾泥石流的险情，最后导致悲剧；《野猫湖》关注留守妇女的情感问题；《无鼠之家》中农村信教的问题等等都是陈应松忧心忡忡思考的范畴。不难发现，“荆州系列”的“船工”、“郎浦”书写主要表现楚人的强悍，这种创作回荡着寻根文学的余响；到了“神农架系列”就更加突出现实矛盾的尖锐，而这正好与19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的突出同步。“野猫湖”书写则聚焦底层深处蕴藏着的历史、时代和人自身的疼痛。虽然，“关注底层”的主题在当代文坛一直绵绵不绝，但陈应松的小说显然燃烧着格外浓烈的情感。这使得陈应松与其他乡村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等区别开来。莫言、贾平凹都有对于乡村苦难的深广忧患，莫言写出了被压抑的原始生命力，作品富有传奇色彩；贾平凹冷峻剖析乡村走向破败的症结，风格朴实而感伤。陈应松则借助楚风的鼓动，将苦难中的不幸、抗爭、呐喊写出了浓烈的诗情、锥心的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