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代境遇、个性并及青春期写作特有的“身份认同”焦虑，成就了格非初期小说写作的先锋特色，但是，正如反传统也是一种传统一样，中国作家、汉语写作的基本属性，潜在决定了格非写作与传统本质上的难脱干系。其后，顺随时代的变化、成长际遇特别是自我反省中的新的思考，格非于传统的态度发生大变，其小说的写作相应显现出了诸多自本土传统而来的新的元素和特征。他的写作与传统关系的变化，不是简单的接受和认同，而是在更大的“中国化”写作中追求传统的激活和再造。
关键词：反传统；身份认同；本土衔接；中国化；格非
1986年，以短篇《追忆乌攸先生》登上文坛的格非的小说创作，挟《陷阱》《青黄》《褐色鸟群》和《敌人》等一系列注重形式实验、讲究叙事技巧的作品的写作威势一路先锋而来。写作伊始，借助于一种异质的西方经验参照，格非希冀标示其青春期写作高蹈的反传统姿态，然而，从《欲望的旗帜》（1996年）出版发行开始，来自于本土的传统资源遂逐渐被作者所意识。以张爱玲为例，他曾感慨说：“张爱玲曾经说过：‘几十年后可能没人能读得懂《红楼梦》。’……而依我看，现在就连一些学者也读不懂《红楼梦》。”并由此反省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一个价值的体系显然还没有被中国人所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向西方文化看齐，‘西方中心论’思想现在仍在许多小说家头脑中作祟，他们的作品迫切需要走出西方文化视野，进入真正‘中国化’的写作。”①理念引导实践，他后来的写作中中国元素和中国成份便逐步增多。这样的变化，营造了他小说叙事的新的景观，但也引发了有关他写作价值判断的诸多争论，他的变化到底好不好？他的传统表现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状况？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本论文希望从小说写作和传统关系这一特殊的视角，对格非多年来的小说写作进行一种系统的描述和价值审视。
一 早期写作的反传统和传统存在
在分析格非早期小说写作的反传统精英叙事姿态的形成之时，有研究者讲，其“选择一方面导源于青春期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格非的性格和早年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格非和环境相妥协的产物，因为个人的经验不足而带有玩弄技巧的青涩和少年写作‘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稚嫩。”②
于前一面，通过相关资料可知，因为那个强调“斗争”的时代的整体影响，所以通过祖父的说笑、老师的体罚，作者还是于日常生活的庸常之处，感觉到“渐渐地暴力就渗透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③。时代的氛围，加之他个人性情中的内向敏感，渴望反叛而又常常被压抑，内外促发互动，自我的排遣自然也就成为了他初期写作的动力：“當时比较寂寞，不会和人打交道，自己还比较拧。想赢得尊重，但没有任何实力，别人怎么尊重你？很多场合就会受到冷遇，遭遇多次之后，就会有愤怒在我心里发酵，这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④没有实力，但却想赢得别人的尊重，结果只能被挫伤（愤怒）；没有实力，现实的境遇之中无法改变自己的存在状况，所以便只好借助于写作——这种类似于虚拟的非现实的方式化解心中的被挫伤感（愤怒）。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成长故事描述，类似的描述，可以在许多人的文字中见到，但格非的特别之处，却在于他个人因为强烈和茫然的愤怒所导致的写作选择，让他在写作的精神上与倡扬反传统的现代主义写作联系了起来，从而在有着深厚现实主义传统和政治意识的主流写作之外，别辟蹊径，建构出了“标新立异”的先锋写作姿态：“那个时候年轻人都好奇，对于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比较厌恶，想要标新立异，所以一下子就找到了现代主义这样的表达方式。”⑤
这样的选择更多起自于一个人成长时期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联系当时诸多的社会文化现象，譬如喇叭裤后的牛仔裤、长头发、文化衫、摇滚音乐等，读者自是能够明白，渴望被认同但是还不能被认同，当正统和正常的方式难以引起别人的注意的时候，通过异质的西方现代写作模式——当时可能更多的还是形态——来吸引外在的注意，从而确立自己的存在感，也许就成了格非早期小说写作“借石于他山”的根本动机。起初的模仿也许并不一定特别清晰，但是当初步的实验和探索赢得了超出意料的关注之后，由无意到有意，由不自觉到自觉，格非等先锋作家也便在不断被他人认同（包括质疑和批评）之中，由外在而内在，逐步缓解了自己心理上的焦虑，清晰了型塑自己社会公共形象的路径。
此外这还与作家个人应对庞大的社会或者强硬的时代机制时的“明哲保身”的应对策略密切相关。愤怒也罢，不满也罢，在当时乍暖还寒的政治环境之中，诚如作者自己所说：“有许多的问题你没有办法通过传统的小说来表述，但是通过先锋小说，通过变形的现代技巧的小说，安全得多。”⑥是“不得已而求次之”之后为了安全的变形或伪装，缘此评论家陈晓明曾分析说：“先锋派最基本的意义，或广义的定义可以这样理解：为文学共同体的解难题活动充当前卫的实验者，80年代后期，一批先锋派作家出于对于现实主义审美观念的逆反，但又不可能在政治与道德、思想与情感方面做出越轨之举，他们只有寄希望于形式主义策略。”⑦确乎如此，现实层面的不敢或不能，先锋派作家们对于正统和传统的“难言之隐”，因此说到底也还是他们在对时代和自己进行了双重的评估之后的一种妥协的产物。
对于这一点的准确理解，需要重回先锋派产生的具体历史现场。格非等人进入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正处于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随着思想禁锢的逐渐被突破，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帜，各种“个人意识”和“主体意识”开始不断抬头，进入到形式多样的话语表述之中，与之相应，文学也得以从以前完全透明的公共广场转入到一种较为个人、私密和自足的美学空间，成为一种既表现自我同时也进行社会参与的具体手段。身处这样的时代，为“被解放”的时代意识所导引，一种和时代合拍的“自由追求”自然成为了尚无多少经验可以依恃、刚刚踏上文学之途的格非们的选择：“我所向往的自由并不是指在社会学意义上争取某种权力的空洞口号，而是在写作过程中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陈规陋俗局限的可能性。主要的问题是‘语言’和‘形式’。”⑧表面看，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表述，然而深入分析，特别是将其还置于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社会语境，读者自会明白这种以“语言”和“形式”为主要手段的对于现实主义构成秩序的强烈反叛，无论其形式层面的语言、技巧、文体革命，还是其精神内涵层面的解构、怀疑、叛逆表现，事实上都是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消解一些公共经验的同时，也别建另外一些公共经验，以“反传统”的姿态重新将自己置身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表达的整体，显见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之中一种新的文学生命成长之时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传统复杂关系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