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岭，1970年7月生于辽宁兴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大连戏剧创作室副主任，研究员，市政协委员。主要从事戏剧与文艺理论、地方文化研究，参与大连近百个非遗项目的评审，主编《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出版专著《大连艺术精神研究》，创办“大连文化网”。论文《<朝花夕拾>的史料价值》在核心期刊《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论文《大连地区的妈祖信仰》发表于核心期刊并为人大复印资料《宗教》转载，成果填补了大连地区妈祖研究的空白。主持并完成省级课题一项、市级课题三项，主编著作二部及多期《大连文化艺术》。多项科研成果获省市级奖励。
研究作家作品一向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只看作品，从文本中发现作家;其二是了解作家的经历，把有关作品的一切背景资料尽量搜集完全，把作品放到具体的创作环境中解读。前一种方法多采用与同时代作品、不同时代同类作品甚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太受外界因素和研究者感情影响;后一种方法，有利于对作品深入解读，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以往我较多采用了前一种方式，只看作品不看作家，后来在研究鲁迅先生时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时差”导致不能还原作品而误读，十分恼人，所以急切想要了解彼时作家的“真身”。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经历往往决定他的写作内容，一个作家的阅读经验往往决定他的写作形式。写什么和怎么写是研究作家作品绕不开的话题，而打开这个题目的切口则要看作家最初的创作冲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鹤蜚的童年经历是其创作的原初蛊惑，动乱年代与丧父情结的双重压迫，使她“不平则鸣”，因此，其作品在深广的生活图景中明显带有时代印记和地域特征，同时作家通过小说写作逐渐明确自己的精神原乡并成为符号意义的文化地理坐标。鹤蜚作品所描摹的生活深厚而沉重，呈现出坚实而大气的现实主义色彩;又因为她钟爱《聊斋志异》《月亮与六便士》《幽灵之家》等名家名作，使得她的小说明显具有轻灵而诗意的浪漫主义气质。二者叠加，使这位敢于尝试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写作并成果颇丰的作家，构成一种难得的开放体系。在她的作品中，对时间维度的多重解读构成独特的文学时空，相悖又相辅的文学风格同时呈现：粗粝而诗意，深沉而轻灵，本真而穿越。
从凌水桥到黑石礁：小说地理坐标
在一定意义上，一个作家所选择的地缘背景和地理图标是他精神、心理坐标的有机构成，他在文本中想要或已经实现的艺术冲动，在这里生发、弥漫开来。无疑，这其中的人文意义和审美路径，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文化气象和叙述风度。黑石礁、凌水桥很早就出现在鹤蜚的小说里，并成为一以贯之的标志性符号，越来越明确地成为作家的心理地标。在短篇小说《飞来的子弹》里，凌水桥凌乱、混杂、恐怖、神秘，卑微贫贱的众生群像，是时代记忆也是个人记忆，似乎冥冥中有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在掌握人的命运。黑石礁更多地被赋予象征意义和心理意义。长篇小说《他时光》充盈着20世纪80年代作者所生活的具体地理环境。这里濒临大海，既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别墅，又有低矮的平房，有身份高贵者也有从遥远乡村来到城市的暂居者，“住进日本房”曾是这个城市的集体记忆。也因为话语权的转移，黑石礁的街巷有了迥然不同的意味。
地理要素可能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或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它赋予了文学独特的地方色彩从而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记号。另一方面，文学也反作用于人文地理与地域文化，它同样也是塑造地方性的一种力量。凌水桥和黑石礁均位于大连西南沿海，两地紧邻，是大连至旅顺南路的必经之地。黑石礁在日据时期作为军政要地，民国期间曾有王族贵胄、军阀政要居住生活过，也是闯关东的老大连聚集地，凝聚着数不清的传奇和故事。黑石礁也是距离大连市区最近的地质景点，海岸线曲折多变，岬湾之中遍布岩溶景观。由于藻类与贝类的堆积和石化形成神秘、独特的黑色礁石，是早年“旅大八景”之一。凌水桥是大连知名的学府区，周边有七八座大学，理工大学与海事大学均在此间。
房龙认为“历史是地理学的第四维，它赋予地理学时间和意义”。地理学上的气候、植被、地形、地势、土壤、水、生态等因素，直接影响生长在其中的人们的语言、风俗、信仰和思想。而同一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正是历史赋予地理的厚度与延伸。文学的想象与叙事广泛而有效地参与了“地方感”的编码与建构，参与了地理空间的生产。一般而言，出色的作家在承受地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有能力与地域的控制力量相抗衡，并且超越地域性所产生的种种限制。福克纳一再描绘家乡“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其小说人物活动的地理图景大多局限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县的疆界之内，但这个地理图景却有着无比广义的范围，超越空间和时间的局限。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也是如此。伟大的作家总是把小说写成人性故事和人类普遍价值的寓言，写成对旧时光、童年、现在等时间哲学形而上意义的思考。
“大海”在鹤蜚的作品中是神秘的也是深沉的，作为小说发生的缘起和背景，她把目光落在了陆地上。鹤蜚整个童年处于“文革”时期，幼年的“父亲情结”深深地纠缠着她的创作，甚至贯穿其一生。“深夜里游向远方的父亲有一天一定会归来”这样的文学想象给了她最深最近的安慰，因此“凌水桥、黑石礁”成为新的地理坐标，作为她文学逻辑的起点和最终归宿。这个坐标就像一根钉子，钉在鹤蜚文字的源头。
在大连60年代作家中，大家少有地呈现出同质化倾向，多以现实为蓝本进行艺术创作，深入开掘生活的意蕴和艺术的无限可能，也许因为大家的经历和教育，受过的挫折和感到的忧伤，个体差异并不明显，于是鹤蜚的作品呈现出的正是一种菲茨杰拉德所说的气质——“如果没有办法跟别人说不一样的事情，那就用不一样的话来说”。
槐花街：带着乡愁的冲动寻找精神家园
文学的生产、发展和繁荣依赖于气候、风暴、种族、地理、习俗、历史事件甚至民主政体之类的政治条件等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性情气质的确与其生长的自然地理条件有着微妙的关系，地理因素是直接的、首要的。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乃至自然风景等等不仅塑造了人的体质，而且塑造了人的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