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02年梁启超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对60年后未来民族国家的愿景展开了美好想像，想像的风貌通过小说这种在晚清刚刚由边缘走向核心文体地位的特殊叙事形式予以展现，又通过报刊这种早期现代大众传媒实现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语境，《新中国未来记》未完成的民族国家的想像不但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独特表现，而且中国文学宏大的政治叙事的的起源，是文学史上永远无法再现的现代景观。
［关键词］ 小说；报纸；民族国家；想像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7［文献标识码］ Ａ［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4—0095—05
《新中国未来记》是晚清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政治小说,发表在1902年11月15日创办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第1、2、3、7号上，历来被称为“梁启超文艺观的一次‘演习’”［1］——即指梁启超提倡小说以“新民”为目的，“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2］，并“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2］的政治文艺观，在中国小说创作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这篇未完成的小说文本采用幻想的手法，讲述了60年后为庆祝维新变法成功五十周年举行了大型的庆典，各国政要及外交使者纷纷前来祝贺，以此为背景通过孔子的后裔孔觉民在上海大博览会上开讲《中国近六十年史》，借黄克强、李去病两人在立国问题上采取革命还是非革命手段的争论，表达了作者建立西方民主立宪政府、期盼国富民强的政治愿望。晚清小说研究者对《新中国未来记》的评价有两种倾向：一、认为该小说在结构及主旨上借鉴日本政治小说的模式，以宣传其政治理想为目的，以政治辩论为形式，忽视了文学的审美艺术性。如阿英认为：“《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一部对话体的‘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书而已”［3］；二、从文体形式、小说类型等角度肯定该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如欧阳健极力肯定《新中国未来记》在小说创作体式上具有开拓意义，称它创造了展望体、讲演体、论辩体、游历体、对话体、现形体和近事体等多种小说新体式［4］；王晓初指出：“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政治小说’虽然在文学上并不成功，但是‘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的政治倾向却深深契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顽强地影响和制约着后来的文学流向”［5］。国外汉学家李欧梵则认为在现代性的表现上，《新中国未来记》套用《佳人奇遇》的创作模式，同时受英国小说《百年一觉》的影响，“把一个理想的故事放在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前，再从那个时间往回看。这种做法与现代性的时间观密切相合”，尤其是它通过现代时间观的引入，以小说这种特殊的形式通过“大叙述”建构了民族国家的想像，尽管这个建构是一个未完成式，但却是晚清文学现代性最有价值的表现［6］。以现代性为视点对《新中国未来记》的研究从新的理论角度展开的审视，在文学走向多元化的今天，不仅赋予研究对象以新的活力，也使晚清小说的研究在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呈现出新的风貌。沿着这一路向对《新中国未来记》在作品中展示的“想像的风貌”做进一步的解读，探究其“想像”建构的文化基础与其展开“想像”的方法，对晚清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
一
1902年11月15日，《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标注为“政治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就发表在创刊号上。为了这篇小说的发表，梁启超曾做出专门说明，一是在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第十四号的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上，他说“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对于所刊政治小说，其指导思想是“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他所构想的“中国系列小说”包括《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海外新中国》（又名《新桃源》）三部，计划通过对新中国未来和旧中国未来的描述，以强烈的对比描写突出新中国未来的美好和旧中国未来的悲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幻想出一个实行地方自治的世外新桃源，创造人类理想国。这篇广告清晰表达了梁启超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目的。一是他在小说时写在前面的《绪言》中对自己的创作意图及创作情况做了详细说明：强调“《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虽然是“稿本”，但其构思已经五年，并非草草而就；坚信这篇小说“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所以立志于“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自知这篇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但因小说肩负着重要的启蒙责任，所以依然认为它有重要价值。显然，从构思、创作到发表，梁启超对这篇小说寄予的愿望是极其深厚的，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受帝国官僚体制保护的举人迅速被卷进中国维新变法的政治漩涡，先后主持《中外纪闻》、《时务报》、《湘报》等维新报刊，执教“湖南时务学堂”、领导“公车上书”、参与“维新变法”，到“戊戌政变”失去政治身份，流亡海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数以千万字的政论文章，纵论中国时事与政治，坚持不懈地开展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活动，在政治漩涡跌宕起伏的间隙，始终为构思这部小说殚思竭虑，难怪李欧梵说：“梁启超是孤独的，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没有一位作者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6］。作为一个政治家，梁启超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1895年之前的外族入侵大大刺激了他的民族情绪，使他深切感受到西方作为“他者”的强大与中国这个“自我”的积贫积弱。1898年之后他流亡日本，成为一个失去家国庇护的逃亡者，在日本这个民族主义意识凸显的国家，其民族归属感和自尊心更加强烈，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愿望更加迫切。1902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业小说杂志《新小说》，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利用小说这种历来被视为中国之小道的文体形式，借日本小说的创作模式，虚构出一个具有“新”面貌的民族国家的想像共同体，这无论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起源还是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复兴都有非凡卓越的意义。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4期肖爱云:想像的风貌：论《新中国未来记》的现代性
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研究西方民族主义的起源时特别强调，在18世纪欧洲的民族复兴过程中，小说与报纸对民族想像共同体的诞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像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7］，作者通过语言这种特殊的表意符号，将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意味置于同一想像的时间和空间中，对读者来说，这些人、事、物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都无关重要，他只需要通过对这些内在有关联的人、事、物的认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获得同样的想像，这种想像使他们得以形成一个具有统一认知的共同体——由想像的社群化、公开化建构起的想像共同体。而报纸，作为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虽然只能短时间流行，具有“极易作废的特性”，但是它却“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对于作为小说的报纸几乎分秒不差地同时消费（‘想像’）”［7］，通过报纸，由小说虚构出来的想像“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7］。18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里所表现的深刻变革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无处追寻的，晚清的社会状况与法国的大革命时期是无法相比的，英帝国的鸦片不仅仅腐蚀了中国人的身体，而且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和意志。即使如此，小说和报纸在晚清中国仍然显示出同样重要的技术作用，当晚清的政治家梁启超希望通过小说和报纸建立民族国家的想像时，他达到了与安德森所尊崇的西方小说家相类似的目的。
小说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时期一直是一种边缘文体，被视为小道。古代的科举制度以“四书五经”为正宗学问，小说既不入经史，也不能为创作者博取功名。读书人不重视小说，没有社会风气的倡导、印刷技术的落后（刻印一本小说可能要花费一年的时间）、传统思想的长期禁锢等多种原因制约着小说的发展，小说精神也始终没有摆脱闲适抒情、发愤抒怨、寄情鬼神、借古述今的范畴。1873年，《申报》副刊《瀛寰琐记》连载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作为理论问题受到作者的关注，他在肯定小说具有怡情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其教化功能——“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惋之情；闻怨则深恶，闻善则深善”，遂以“谁谓小说为小道哉”反诘传统小说观对小说的轻视［2］。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一文中记述小说较四书五经及八股更受市场欢迎的事实，并提出“‘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教之”［2］的主张；同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中倡导小说“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究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2］严复、夏曾佑则于1898年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举中外之例证明“小说者为正史之根”，故欲“广为采辑”，以达“使民开化”之目的。同年，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又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强调西方政治小说对政治舆论的影响和改造国民智识的作用，提倡广泛译介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小说以广民智、开民气、新民德。经过这一系列的理论建设，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随着经学的没落逐渐提升，小说创作随之开始有所改观。1899年，林纾开始用瑰丽的文言这种中国语体翻译西方小说，一部《巴黎茶花女遗事》征服了中国亿万读者。从此，西方小说翻译骤然形成热潮，小说地位进一步提升。至此，以叙事为主要形式的小说开始正式成为中国文学的核心文体，为梁启超通过小说这种大叙述表达政治理想提供了文学上的准备。
相较于小说而言，安德森更注重报纸在民族国家想像中产生的巨大影响。现代报纸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应西方经济贸易全球化扩展出现的一种信息传播载体。中文现代报刊起源于1815年、由西方传教士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传播宗教教义和科学文化知识为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晚清中国的发展，以及侵略战争带来的商品贸易规模的扩大，登载各种商业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商业性报纸、中外新闻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新闻类报纸和政治变革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类报纸应运而生。1857年11月3日，由孖刺报馆创办的商报《香港船头货价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商业、经济报纸；1853年8月1日麦都思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是中国第一份真正以新闻为主的刊物；第一份现代中文政治报刊《循环日报》创刊于1874年2月4日；1872年4月30日，现代商业报刊《申报》创刊，是中国晚清史上发行量最大、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报刊，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现代报刊业已经初具规模，中文商业性报刊的发展已走向成熟，报纸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消费必需品。
小说地位的提升、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为梁启超建构民族国家想像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而晚清王朝的腐败使中华大帝国陷入史无前例的民族危机当中，对儒家思想起着重要补充教化作用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所组成的稳定的宗教体系也受到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冲击，宗教文化的渗透进一步瓦解了中国赖以维持稳定的民族心理。特殊的文化语境与小说和报纸一起，为梁启超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提供了历史契机。
三
《新中国未来记》共五回 国内学者余立新和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均提出第五回非梁启超所作，理由有三：一是1903年2月梁启超前往北美考察，返回时已是该年的11月，他根本无暇创作小说；二是依据国内较为权威的《（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梁廷灿编）与《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均未收入该文的第五回为证；第三则认为第五回的思想与前四回有差异，且发表时未署名，与前几回不同，故认定第五回并非出自梁启超之手。但这一论断遭到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的质疑，她在《谁是＜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作者》（发表于2003年5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一文中提出了反驳意见，认为在论据不确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保留梁启超是该回作者的意见。。前两回中，作者使用倒叙法虚构出故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1962年的南京，中国正在举行“维新成功五十周年大庆典”，“万国太平会议”在南京召开，各国使臣及政要云集南京城祝贺庆典、签订世界和平条约。彼时，中国正要在上海开一个大博览会，此盛会“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为大同）”，参加者不仅有各国的学术专家、大博士、大学生，还有大批的宗教界人士，他们在博览会上开展各种演说及讨论会，进行广泛的世界文化大交流。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76岁的孔觉民老先生应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史学部的邀请，在博览会上讲述《中国近六十年史》。在虚设的背景中，孔觉民将这虚构出来的六十年分为六个时代展开论述，从中国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国会、实行大总统负责的民主共和制直到建立亚洲同盟会止。
第三回探讨政治改革道路，政治辩论的对话长达44个回合，关涉到责任、民族主义、民主与专制、卢梭、边沁、约翰弥勒的政论、国家主义、人民自治力、君主立宪主义等多个政治议题，其中驳论双方各执一词：性情猛烈的李去病主张急速革命，以暴力对付专制；年长沉稳的黄克强则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的改良。作者用对话体来表现驳论的激烈和双方不同的政治主张，虽然体式近于政治演说，但是与梁启超逻辑严谨缜密的政论文相比，小说叙事的特征相当明显：叙事主体性格鲜明，叙事语言通俗易懂、与人物个性相符，叙事节奏时紧时缓，叙事层次清晰明了。在这一回里，梁启超借黄克强、李去病两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李去病因主修哲学，依据法国卢梭、边沁的民约论思想，提出主权在民，人民应以暴力废除君主的专制政权，取消其绝对权力的政治主张。黄克强主修国家学，对其思想提出了批评，认为自由、平等、民主、自治等是西方民主国家得以建立的基础，但这些在晚清的中国都不存在，急骤的社会变革虽然会对旧的体制起到打击作用，但是同时会影响到列强国家的利益，导致列强国家与封建专制的联合，而新生的政治力量是根本无法与这强大的压迫势力相抗衡的，最后必然导致失败。为了避免更多徒然的流血，应该大力培养国民资格。况且推翻了一个专制政府，并不一定就能够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新的专制主义还会继续滋生，因此暴力并不是解决晚清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
第四回安排主人公从理论探讨阶段进入对国家现状的考察，以黄、李两人在沦为俄国殖民地的山海关至旅顺的见闻，展示了国家衰败带给人民的苦难，深刻揭示了晚清政府军事外交上的软弱无能，印证李去病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旧的国家机器的迫切性。在旅顺口，“广裕盛”老板讲述自己和民众遭受俄国哥萨克骑兵的抢掠和殖民统治者沉重的赋税压迫，一些中国人不但参与压迫，而且助纣为虐，加重对殖民地人民的迫害。就是这样的境况，老者宁愿忍受也不愿回到自己的祖国家乡，因为国内的赋税比殖民地还要重几倍，如果一味地衰败下去，连广州也迟早是要割给外国人做殖民地的，既然都是殖民地，又有什么区别？老者的感触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刺激。回到客店，他们又结识了住在隔壁的青年陈猛。这是一个拜伦式的英雄，希望以拜伦那充满爱国热情的诗篇唤醒沦为奴隶的同胞团结起来英勇反抗殖民者、争取自由，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
第五回写二人经由北京滞留上海期间看到的假革命派的种种乱象，揭示国内革命无组织、无纪律的涣散状态，从根本上否定了李去病在国内组织暴力革命的现实性。
通过这五回的叙述，作者从不同角度展开对未来民族国家的想像：
（一）时间。时间观念的改变，在晚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历法和纪年法是两种重要的时序计算方法，中历（也称农历或阴历）和中国干支纪年法在东亚汉文化圈持续几千年的广泛应用曾经是中国在东亚统治地位的象征。到了晚清，西洋历法（也称西历、公历或阳历）和以公元纪年法开始传入中国，西方的传教士运用广博的天文知识通过对天象的准确预测和解释证明了西方历法的科学性，使中历一再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中国的干支纪年法也受到西方公元纪年法的冲击。16世纪的欧洲各国多采用公元纪年法，世界地理新发现将这种纪年法带到了新世界的各个角落，至18世纪西历已经成为世界通用历法。西历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展进入中国，却遭到国人的排斥，使用西历成为现实生活中崇洋媚外的代名词。1872年，《申报》首先使用公历，使中国的时间第一次与世界接合。梁启超在1899年至1900年所写游记《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中也公开使用了西历，并说：“彼太阳历者，行之于世界既最广，按之于学理亦极密，故吾不惜舍已以用之。且吾今所游者，乃行用西历之地，吾若每日必对翻中历乃录日记，虽此些少之脑筋，吾亦爱惜之也”［8］。这种时间意识的改变，是他个人思想意识融入西方世界的表现，也是他努力将中国时间与世界时间接合的表现。中西在时间上的不同步，使他明确感受到反射在科学、文化、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地理等多个领域的落后，时间观念不变，中国就不可能走出封建王朝，无法建立新的民主国家。在这种新时间观的影响下，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不仅使用了西历，而且是未来时间——1962年，以想像的时间表达其文化潜意识中的现代性追求梁启超1910年又专门写了一篇《改用太阳历法议》的文章，发表在该年3月21之《国闻报》第4期上，以经济税收和教育章程为例，进一步阐明使用阴历带来的不便。他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八年以后，西历的使用在中国仍然被质疑，可见，在1899年和1902年时，梁启超公然使用公历，具有何等引领风气的意义。。
（二）人物的身份。在小说中，主讲历史的孔觉民作为一个重要的讲述者，被设定为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的后裔，游历了西方多个国家，是梁启超想像建构中最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继承者和中西文化传播者。外国人士是梁启超想像出来的读者，他们不再是保守顽固的中国官僚，更不是义和团的草莽英雄，亦或是1898年改革运动失败后麻木的看客，而是西方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明之士，只有这样的读者，才能够读懂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沧桑，才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想像过程中与作者一起建构和扩展这种想像；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身份有着更多的意味，他们既不再是传统小说中的才子佳人、儒人雅士，也不是一心只想冲破旧家庭婚姻束缚的新青年，而是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教育、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留学生、政治家、民族主义者，是梁启超想像出来的“中国将来之主人翁”［9］，其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9］。这些预设人物特定的隐喻身份是政论文无法操作的，小说的虚构在此显示出它强大的表意功能。作者对他们身份的确认，是要在民族国家构想过程中赋予他们坚巨的历史使命，呼唤以他们为代表的整个新知识分子群体参与宏大的民族国家的想像。
（三）新国家构想。1901年，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在外族侵略的反复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并在精英知识阶层中迅速散布。梁启超在1902年为中国的读者构想出了新中国的未来景观：1912年维新变法取得成功，50年维新庆典时，各国均前来祝贺，南京城里繁华似锦，一片盛世景象。没有割地、没有赔款、没有不平等条约，没有腐朽的政府，也没有租界和租界里趾高气扬的洋人，各国政要聚首南京签订和平条约。这些关于未来的美好想像与现实形成强烈对比，巨大的反差凸显出想像的意义：没有美好的愿景就没有变革的动力，没有对未来的构想，就无法找到通往未来的理想之途。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民族国家吸引着黄克强、李去病这些有志青年、政治家、被排除于士绅阶层之外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参与变革，形成强大的变革动力。［10］
通过时间、人物、新国家构想三个维度，作者借助小说这种大叙述形式建构出一个想像的民族共同体。但从现实到理想的道路还很遥远，新中国的设计者陷入矛盾和迷茫。所以，他不仅让黄、李两人进行了彻夜的理论辩论，从理论上分析国情、选择出路，还安排他们从理想走向现实：二人在山海关、旅顺、营口的见闻使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激和伤害，革命的决心被极大地鼓动起来；但是当他们来到涌动着革命暗流的上海时，发现所谓的革命派穿着不伦不类的装束，开着无组织、无纪律的集会，说着空洞的口号，对革命演说漠不关心，一边口口声声说着革命，一边又大摇大摆去看花榜。这种对革命派的否定式描写，体现出梁启超对国内革命形势的理性洞察和不乐观态度，也是为了进一步突出他的政治改良思想的正确性。小说的未完成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也让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想像戛然而止。
尽管《新中国未来记》没有完成对民族国家的完整构想，但是它借助现代大众媒介《新小说》在日本和国内的发行，将自己的政治思想以小说这种最受大众欢迎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广泛传播，使民族国家的想像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为不同的读者持续提供同一个想像源，从而使想像的风貌在思想反复重现的仪式中被一再展现，这正是作家的创作目的。
四
继《新中国未来记》之后，关于民族国家想像的小说叙事并没有停止，《绣像小说》发表了悔学子创作的《未来教育史》，《月月小说》发表了萧然郁生创作的《乌托邦游记》、春帆创作的《未来世界》都以“未来”做为叙述时间展开想像；1904年蔡元培于《俄事警闻》上发表了《新年梦》，1905年陈天华在《民报》上发表了小说《狮子吼》，他们继承了梁启超小说的政治主旨，但却表达了不同的政治思想；1908年小说林社出版的碧荷馆主人创作的小说《新纪元》将故事设定在1999年，直接取法《新中国未来记》；1910年陆士谔创作的《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则更多地承袭了梁启超关于新中国构想，以梦的形式穿越至宣统四十二年（即1950年），想像中的中国已将租界收回，国无外债，工商业及教育发达，屋宇明亮、马路宽阔，修了地铁，建成跨江浦东大桥，铺设了穿江水底隧道，上海浦东还举办了万国博览会。这些作品同样借助晚清的文字杂志，从不同的角度延续了梁启超民族国家的想像，但这些想像大多都是通过“物”或“科学技术”予以表现的，梁启超所建构的政治思想层面上的民族国家想像的风貌作为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开启了中国小说宏大的政治叙事的起源，也呈现给文学史稍纵即逝的辉煌和恒久的影响，这种想像的、独特的文学景观将永不重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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