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宋元说唱艺术为底本的话本小说阶段、世代累积型创作阶段、文人独创阶段，“世代累积型”小说与“文人独创型”小说在前后相继的时间链条上有着紧密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关键词] 白话小说；世代累积型；文人独创型
“世代累积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是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先生在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基础上发现的，鲁迅先生说：“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1]胡适先生认为：“《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2]。这种现象说明，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为代表的小说，都有一个历史积累的成书过程，无论是对史传、说唱、戏曲等题材的延续，还是对在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发展，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个延伸的脉络。此后，正式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是徐朔方先生，徐先生认为：“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它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我把这种型式的非个人创作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3]。在徐先生提出之后，引起了一场关于《金瓶梅》到底是“世代累积型”还是“文人独创型”小说的论争。争论中多数学者都极力反对《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小说这一说法，如沈伯俊、李时人、孟昭连、纪德君等先生，他们一致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文人独创型”小说。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也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有代表性“文人独创型”小说。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世代累积型”小说与“文人独创型”小说的区别与联系。首先，二者的区别表现在：
第一，从历史演变过程上来看，“世代累积型”小说确实有一个漫长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以《三国演义》为例，它自隋代便有了“刘备乘马度檀溪”等名目，后经唐代诗词、宋代说“三分”，元代三国戏、讲史平话等的演变，最终在罗贯中的手中演绎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演义著作。《水浒传》和《西游记》也同样有这样的历史成书过程。但在《金瓶梅》成书之前，历史上并没有一部题材相似的小说或戏剧与其相关，直到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中提到了“《金瓶梅》从何得来？”的说法，后又有董其昌与袁中道的对话中涉及：“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后，它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样便说明了，《金瓶梅》的成书，并没有经历世代累积的历史过程。
第二，从史料的继承上看，“世代累积型”小说，对历史有着深厚的情感，如《三国演义》正是由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司马迁《资治通鉴》等正史以及《世说新语》、《搜神记》等杂史笔记作为史料依据敷衍而成。作为英雄传奇的《水浒传》也不例外，即便是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是在玄奘取经的历史真实下演化而成。由此可见“世代累积型”小说对史料的重视，这也是区别“世代累积型”小说与“文人独创型”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而“文人独创型”小说中，多是以现实社会为背景，“寄意于时俗”，如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等表现了世俗家庭的兴衰、发展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真实的反映了科举制度摧残下的儒士生活。
第三，从情节发展上看，“世代累积型”小说中，很多情节是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如《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斩颜良诛文丑”、“鞭督邮”、“千里走单骑”等故事名目，在前代《三国志平话》、《三国戏》中都可以见到。它们是在对众多故事情节的增删、改编之后，演绎而成。“文人独创型”小说却不同，它们多是作者本人的天才创造，即便是《金瓶梅》也不例外，《金瓶梅》以《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后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铺陈开展，是对前代情节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只是作为背景的简单引用，写的却是另一个故事，这与《水浒传》本身并没有传承关系。正如《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借西厢记和牡丹亭词曲来写宝黛情，却并没有继续延伸张生与崔莺莺、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故事，而是独立描写了作者眼中这一段凄美缠绵的红楼故事。
第四，从人物流传上看，“世代累积型”小说中，中心人物形象多是较为单一化、典型化且世代传承的。例如《三国志平话》中关羽兵败徐州、无名氏《关云长千里独行》以及关汉卿《单刀会》等篇目中关羽高大伟岸、智勇忠义的形象都对《三国演义》起了推动作用。而在“文人独创型”的小说《金瓶梅》中则不然，小说中的西门庆和潘金莲已不是《水浒传》中偷情、杀人的奸夫淫妇，而是有着复杂情感的圆形人物。与其他妻妾勾心斗角、谋害人命的潘金莲，也有面对母亲生病时黯然心伤的一面。在商场官场叱咤风云，为了升迁不择手段的西门庆，也表现出了对吴典恩、常时节的慷慨大方，表现出了面对李瓶儿的死的痛苦万分的情感。
从以上这几个方面不难看出，“世代累积型”小说与“文人独创型”小说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恰恰也是白话小说进步至“文人独创型”小说的意义。与此同时，二者除了差异性以外，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联系。
徐朔方先生提出的关于“世代累积型”小说的完整说法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徐先生认为“世代累积型”小说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并不出自于任何作家个人之手，是众多书会才人共同创造的结合，是历史积累的结果。“集体创作”这一说法无疑抹杀了小说家个人的创作才华。在“西游”故事的演变过程中，孙行者形象有着很大的变化，孙行者形象从无到有，从“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到孙悟空的雏形的形成，对《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若因此而否定了作者吴承恩的天才创作，又如何看到一个有理想、有个性，充满人性美，为理想而战、为人类共同目标而战的斗战胜佛。因此，笔者认为“世代累积型”小说在形成集大成之作的时候，也必然要经过作者个人的精心创作，才能成为不朽的经典著作。刘世德先生更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作品，凡是伟大的作品，全都是个人的创作。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的作品”[4]。刘先生充分承认及肯定作家个人创作在作品中的地位，论证了作家创作的重要性。然而，作为“世代累积型”说法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前代不断积累下来的史料、人物形象、情节乃至演变过程无疑都是作者借鉴和吸收的优秀范本。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世代累积型”的现象，是白话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小说研究中值得重视和不容忽视的地方，它与白话小说更高阶段“文人独创型”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若将二者视为无法交集的平行关系，并不可行；但要将二者完全等同，也不合实际。因此，“世代累积型”小说与“文人独创型”小说，可以说是紧密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06-107.
[2]胡适.三国志演义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40.
[3]徐朔方.中国考信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刘世德.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A].傅光明主编.品读水浒传[C].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吴思萌（1989—），女，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