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修永：蒋老师，您好！ 1982 年在《清明》上发表处女作《窑神》，标志着您的创作正式开始，这篇小说也被选入刘庆邦主编的中国乌金文库之一《中国煤矿短篇小说精选》，在煤矿系统文学创作中产生较好影响。当时您作为一名普通的矿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小说创作的？
蒋法武：大多数煤矿作家的创作准备不够充分。在写小说之前，我从贵州煤矿调到淮南煤矿基本建设局工作，在机关工作了好多年。当时没有把普通矿工提拔成干部的规定。局领导认为我达到了干部的条件，于是就把我调到矿上当掘进队的副队长。可矿上的领导认为我干不了副队长，平时就让我闲着，有事才叫我，我感觉很无聊。就在那样的情况下，有两件事触发了我。一件是刘庆邦在《奔流》上发表了他的小说作品，我便狂妄地感觉我也能写小说;另一件就是我看到了当时著名作家叶蔚林发表的短篇小说《蓝蓝的木兰溪》（1979 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该小说获得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安徽作家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刘心武的《班主任》等，看到这些小说之后，我感觉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在这些小说的刺激和影响下，我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最开始我写了一篇两万字左右的小说，觉得很拖沓。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淮南市文联的同志问我会不会写小说。这位同志知道，1970 年代我在贵州煤矿工作的时候，曾写过一部戏剧《一顶矿帽》，经过贵州戏剧界名家的指点和修改，获得了贵州省戏剧奖，并在贵州省演出。也就是因为这部戏剧，回到淮南后，我参与了淮南市文联的工作。那位同志说《清明》杂志社在他们那里采编稿子，如果有写好的小说，可以交给杂志社看看，我便把《窑神》送到了杂志社。杂志社的编辑张禹给了我一些修改意见，讲解小说写作的技巧等问题，并建议我将它改成短篇小说。我认真修改后，寄回了编辑部。后来，我惊奇地发现竟是著名作家鲁彦周签字发表的。但是我感觉，那部小说写得并不是很好，杂志社把它发表出来是在鼓励我们年轻人。也正是他们的鼓励，给了我继续创作小说的动力。接着第二篇小说《老婆、奶奶和丈母娘》发表在《奔流》上，第三篇发表在《当代》上。作品能连续发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另外，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都像从睡梦中醒来一样，思考自己的出路，人到底应该干什么？我当时想，我不能整天在矿上这样闲着，当个办事员，等着提干，应该写点儿东西，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的写作基础还是不错的，写小说之前在《人民日报》《安徽日报》等报纸上也发表过一些新闻作品。就这样，我开始了小说创作。
二、史修永：蒋老师，您一开始写小说是不是就有意识地反映煤矿生活？
蒋法武：是的，我就是要反映煤矿生活。文学艺术就是要反映时代生活。我有煤矿生活的基础，我就是有意识地反映煤矿生活的现状，真实地再现煤矿工人的生活和思想状态。通过对煤矿生活的反映和再现，让广大读者认识煤矿、了解矿工的精神状态，以及在时代发展和变革面前像矿工这样的特殊群体所面临的困惑、机遇和挑战。比如，我在矿上看到有许多知识青年，他们面对从国外进口的机械设备却无所适从。年轻人的发展困惑不仅是煤矿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时代的难题。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能够贴近煤矿现实、贴近矿工的精神状态，试图通过挖掘矿工在时代变革面前所呈现的复杂、矛盾的精神结构，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一些走出精神困境的良方，以此来表达对矿工美好生活的想象。同时，我借助煤矿这一特殊的窗口来启示一代年轻人，真心希望矿工和当代人能够走向更加开明、开放、科学的康庄大道。
三、史修永：您的小说大都是在书写煤矿，塑造了一些生动感人的矿工形象，比如“窑神”郭庙生、沈传岳、沈跃进、张槐生、邱树隆、倪士永、胡来胜等。作品中始终透露着您对煤矿和煤矿工人的特殊情感，您能否谈谈对当代煤矿和矿工的理解？这些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原型？
蒋法武：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矿上技术比较落后，大部分依靠劳动力。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煤矿生产工艺得到改进，产量提高，煤矿工人的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可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煤矿工人的文化素质整体较差，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煤矿工作与冶金、铁路、石油、建筑、化工等其他行业的工作相比，依然是比较危险的职业。但是煤矿工人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形成了一种高贵的职业性格，他们有着突出的精神特质——重情义，鲜明的性格特征——直率、淳朴，遇到困难和危险能够互相帮助，甚至牺牲自己。在我的小说中，像郭庙生、沈传岳老一代矿工身上憨厚朴实的精神特质最为明显。胡来胜、邱树隆等为人处事耿直、率真，工作上不服输，有干劲，不怕苦，不怕死，把青春献给煤矿。沈跃进则是知识型矿工，是当代矿工新形象的代表。塑造这类懂技术、有文化的矿工形象也是我对当代矿工的希望，真心希望他们能够摆脱陈旧迂腐的思想观念，过上更加文明的生活，彻底改变煤矿工人“傻大黑粗”的形象，摆脱社会上一些人对矿工的歧视。我塑造的矿工形象基本上都有原型，这些原型人物就生活在我身边，很真实，有丰富的生活细节，能深深地触动我。在创作中，依据一个生活原型能够联想到好多形象。比如《老婆、奶奶和丈母娘》就是我依照自己熟悉的生活原型写出的短篇小说。小说中的母亲在自己女儿玉兰两岁的时候改嫁，后来改嫁的丈夫也去世了，她就在矿区饭店附近以开馄饨店为生。女儿玉兰在奶奶的抚养下长大，与母亲没有任何来往。小说主人公矿工“我”与玉兰谈恋爱，替玉兰接受了她妈妈送的一百元钱，却遭到了玉兰和奶奶的痛斥，“我”和玉兰的恋爱关系也因此破裂。故事呈现了当时矿区的爱情婚姻问题，我也渴望通过塑造这些文学形象来破除煤矿上遗留的一些守旧的婚姻形式。
四、 史修永：您的小说语言活泼形象，贴近煤矿工人的原生态生活，您能谈谈您对小说语言的理解吗？
蒋法武：娴熟地驾驭语言是一个作家创作能力的体现，意味着能把该写的主题写好，能解决好“怎么写”的重要问题。我特别喜欢著名作家老舍的语言，他的语言有平民化的特点和风格，这也体现他对北京不同阶层语言特质的理解和把握。因此，读他的作品能让人感觉到平民的生活味道。我长期生活在矿区，对矿区的俚语、方言、谚语和煤矿上常用的行业术语特别熟悉，这些语言充分体现煤矿工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在创作的时候，有意识地利用幽默、睿智和原生态的矿区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展开故事情节。我也试图在不断地尝试和探索中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即用煤矿语言写出煤矿世界的味道。我认为，语言是文化和思想的载体，更为重要的是，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形式，自身就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矿区语言就是煤矿文化的载体，本身也是一种煤矿文化形式。在创作中，我要把煤矿语言的魅力呈现出来。我的长篇小说《沈家爷儿们》，运用了许多煤矿的行话，如“羊头卡进了老虎嘴”“打点”“走钩”“拉钩”“定钟”“打定钟”等，另外，《爷们、哥们、妯娌们》中利用了矿区流行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俗语来划分阶层和女性相貌、地位，这些矿区语言的合理利用，使小说语言更加通俗化。这样一来，我的小说也就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了。
五、史修永：在许多煤矿里，都有搞文学创作的矿工作家，您能谈谈文学创作在煤矿中承担着什么样意义吗？
蒋法武：对于这些创作承担的意义，以前，我没有认真考虑过，只是想把自己的体验、感受和思考写出来。直到我的《黑脸汉子》拍成电视剧，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人们对矿工的思考，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的作品在煤矿企业改革的背景下，将矿工在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家庭、伦理、道德、人生事业等领域的矛盾冲突展示出来，让改革的阵痛触动这个特殊群体。而这群黑脸汉子踏实肯干的精神在改革的浪潮中放射出崭新的时代光芒，让读者了解和认识他们，并且从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当时我也参与了电视剧的拍摄活动，与许多演员有过交谈。他们都说以前没有接触过矿工，没有体验过煤矿生活，但是《黑脸汉子》的拍摄，让他们深切地感受了矿工精神的可贵，矿工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急需的精神形式。从这时，我感觉到我的作品在将矿工精神艺术化同时，也向读者传达了一种美好的时代精神。
六、 史修永：您希望向人们传达何种审美观念？
蒋法武：传达矿工的人性美，客观真实的人生自然美。我始终认为，矿工的人际关系简单，情感表达单纯，他们就像在庄稼地劳作的农民一样，身上散发着勤奋、朴实、直爽、自然的人性美，这种人性美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在我的作品中，矿工兄弟的身影凝聚着劳动者的艰辛和尊严，矿工们的劳作像煤炭的燃烧一样，燃烧自己驱赶黑暗和严寒，矿工的人生历程积聚着时代的喜怒哀乐和对美好生活的召唤。
七、 史修永：您能谈谈1980 年代至今，煤矿系统的文学创作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蒋法武：上个世纪80 年代的《中国煤炭报》副刊《太阳石》可以看成是煤矿系统开展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之一，至今它仍在煤矿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圆了许多煤矿系统职工的文学梦。像谢友鄞、孙少山、毛守仁、程琪等许多煤矿系统的知名作家都受到《太阳石》的影响，创作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煤炭部的领导也很支持。这些都直接推动了煤矿系统文学创作活动展开，同时煤矿系统作家和文化机构不断一些交流性活动，也使得作家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得以提高。在这样艰苦的行业里，在矿工普遍文化素养不高、文学修养较低的情况下，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创作出一大批集中反映和表现煤矿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很不容易。伴随中国煤矿文化基金会的成立、煤矿文联和煤矿作协的成立，煤矿文学创作有了较为健全的组织领导形式，煤矿作家的身份和地位得以确立，煤矿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地位开始真正建立起来。煤矿系统的文化凝结力和文化归属感进一步加强，作家创作的自觉性和自信力也进一步提升。另外，煤矿文学刊物《阳光》作为煤矿文学的重要载体，成为煤矿作家的精神家园，这些都直接推动了煤矿创作的繁荣发展，帮助一批青年作家成长起来。当下煤矿作家创作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煤矿作家不仅写煤矿题材的作品，农村、城市、家庭伦理等都有涉及，体现出较为宽广的创作视野。这种变化，使得煤矿作家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生活领域，他们开始探索新的创造空间，拓展新的审美事业。我想，这也是煤矿作家逐步走向社会和被社会认可的一种良好趋势。
八、 您创作的煤矿作品大都以改革为时代背景，书写煤矿在改革的浪潮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带给矿工观念的震荡和冲突，小说中也写到了改革过程中的人情世故和对时代的思考。在这些写煤矿变革的作品中，您最偏爱哪一部？
蒋法武：我最喜欢的小说是《瓦斯》，短篇小说《光面爆破》也是非常喜欢的。小说触及到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煤矿工人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问题。在煤矿改革的过程中，陈旧的观念会阻碍改革的发展，这就势必要打破和抛弃陈旧观念，用科学精神和现代化管理经验来推进改革进程。陈旧和落后的思想观念就像“瓦斯”一样，如果不科学地消除它们，我们就无法向改革深处“掘进”。在清除“瓦斯”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艰难险阻。小说通过对矿工的描写展示了当代矿工喜怒哀乐的精神面貌，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和令人感动的牺牲精神。另一个是知识分子问题。《瓦斯》中的倪士永和《光面爆破》中冯力都是知识型矿工。我之所以写这类小说，就是想突显时代需要和呼唤知识分子，煤矿开采和管理更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这一主题。另外也想展示落实政策之后知识分子的心态问题，知识分子不是摆设，他们应该从不同角度真正参与到改革中去。我坚信，无论是煤矿企业还是整个社会，只有不断改革才有出路。煤矿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窗口，我把它打开，用煤矿的语言向人们讲述这个特殊空间的改革故事，我想，这两篇小说做到了。
九、 1989 年您的长篇小说《沈家爷们》获得全国煤矿题材长篇小说“乌金奖”，1992 年中篇小说《瓦斯》获得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您如何评价“乌金奖”？
蒋法武：“乌金奖”获奖作品是献给煤矿工人的艺术精品，目的在于培养煤矿文学创作人才，鼓励煤矿作家创作出更好更优秀的作品，促进煤矿系统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以为煤矿服务、为社会主义煤炭工业服务为宗旨，实现煤矿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煤矿文艺创作水平进一步提高。因此，评奖很有现实意义。我们能获奖，得到评论家和同行的认可和肯定，自然高兴。但是，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与社会上的其他文学奖项——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相比，煤矿文学奖项还有很大差距，煤矿作家应该积极参与到其他文学奖项的评比中，让煤矿作家与全国作家进行竞争，这样才可以激发煤矿作家的创作热情，进一步提升煤矿文学的创作水平。
史修永：男，汉族，山东新泰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中国煤矿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中文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2007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14 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高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当代煤矿文学和文化研究。曾在《文学评论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南大学学报》《理论学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本文为作者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煤矿文学研究”（项目编号： 2013RC2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蒋法武：男，回族，安徽颍上人。历任煤矿工人、企业报编辑、宣传部干部，安徽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中国煤矿文联理事，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淮南市文化局创研室。安徽省文联第三届委员，安徽省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1982 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二级。著有长篇小说《沈家爷儿们》，中短篇小说集《爷们哥们妯娌们》，中篇小说《瓦斯》《气场》《颠倒》等。多次获全国煤矿题材文学、影视作品奖。电视剧剧本《黑脸汉子》获第五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六届飞天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