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是文学发育的先决条件，也是文学叙事区别于历史叙事的一个突出特征。《战国策》中虚构叙事的发生与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现象的形成等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密切相关，其发生方式主要有依附史实、踵事增华和借名拟托、无中生有，而后者也即拟托文的虚构又可以分为附会、套括、仿改、缀辑、衍生五种，近乎涵纳了后世历史小说尤其是新历史小说的所有虚构叙事类型。《战国策》夸饰恣肆的文风、大量的寓言及一些长篇叙事文对后世的文学叙事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战国策；虚构叙事；发生；范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183－05
倪爱珍(1976－)，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项目“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先秦两汉史传中文学性叙事发生研究”(项目编号为11WX27)的阶段性成果。
《战国策》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整理多种名目古书而成的一部典籍。关于这本书的性质，说法众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其为正史，《隋书·经籍志》又把它归入杂史类，除这类传统的“史书说”外，还有“子书说”、“史子综合说”、“故事汇编说”、“游说脚本说”等。后代学者将它与《史记》、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等史籍进行比较，发现其中既有真实史事，又有大量的虚构不实之词。如果说《左传》、《史记》中的虚构是史有诗心、虚毛实骨的话，那么《战国策》中的虚构则是文心胜史心、虚实参半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区别是前者描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也即文学(尤其是小说)，区别于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其虚构性。可以说，虚构是文学发育的先决条件。《战国策》的成书过程及性质决定了其在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最能见出文学叙事如何在史传母体中孕育、躁动、成长并渐成剥离之势。
一、虚构叙事的发生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诸侯卿相之书，其虚构叙事的发生，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培育起来的。战国时期，上至诸侯国君，下至贵族权要，纷纷礼贤下士，延揽人才，养“士”成风。政治、经济大变动的同时，教育也从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士阶层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贵族士大夫因为家族没落或政治斗争中失败等原因沦落为士，一部分庶人通过武功或学术仕进等途径擢升为士。士的种类很多，据杨柳对先秦文本和《史记》的统计，有26类。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千差万别，但都是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谋求生计，不再依附于某个固定的集团，而成为自由知识分子。士阶层的繁荣壮大，有力地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战国策》的作者多是纵横家，也称为策士、辩士等，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汉书·艺文志》中即说：“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章学诚也说：“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可见，策士们在游说人主权贵时，不仅用辞敷张扬厉，而且“变其本而加恢奇”，有意识地对事实进行增删、夸张、虚饰，以达到增强说服力、震撼力的目的。这是《战国策》虚构叙事发生的原因之一。
此外，策士们为了练习游说之术，会假托一人名、假设一事件制作游说的练习辞或脚本，而那些教授纵横游说之术的人为教授弟子也可能去编写类似于教材性质的练习辞。《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始尝与苏秦事鬼谷先生学术。”《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载：“甘茂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且不管这些练习辞是谁人所为，但其性质毫无疑问是纯粹的虚构叙事了。比如《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中说：“张登曰：‘请以公为齐王，而登试说公。可，乃行之。’蓝诸君曰：‘愿闻其说。”’《魏策二·田需死》也有类似现象。苏代在游说梁王之前先让昭鱼假扮梁王练习说辞。这说明战国时期的策士为了达到较好的游说效果，确实会在事前进行演习。现场演习尚且有，更不必说制作练习辞或脚本了。《齐策三·楚王死》中练习辞的痕迹就非常明显。文章在叙述完苏秦说薛公后插入一段叙述者的议论：“苏秦之事，可以请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东国；可以益割于楚……可以使苏子自解于薛公。”下文分别承接此段，叙述苏秦为实现上述目的而进行的游说，每段结尾均以“故日可以请行也……故日可以使楚亟入地也……”来呼应上文。“《钟氏勘研》云：‘此章所言多不切合事理。殆著者故假楚怀王拘于秦事，伪托苏子，妄为此文，以见其技之层出不穷、变化莫测耳’……齐思和亦云：‘此章胜意层出，奇变无穷，乃国策中之至文也，然案之于史事则皆虚，盖纯为习长短者揣摩之谈耳。”，这些练习辞都是拟托之作。它们在《战国策》中所占比例很大。缪文远的《战国策考辨》将这些不可信或晚出依托之文，都标明为“拟托”。如果以《战国策鲍彪注》本的章节设置来计算，在其考察的499篇中，标明为“拟托”之作的为97篇，再加上无法考证系年的60余篇，《战国策》一书中的不可信之文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些拟托之作是《战国策》中虚构叙事的主体，它的性质已接近文学创作，虽然作策者的初衷并非如此。关于这点，郑杰文的观点很有道理：“虽然从整体上来说，纵横策士们的说辞是为了游说活动等社会政治需要而制作的，战国史官们或随行弟子们对策士游说行事的记录也不是为了文学创作而进行的，但是，其中那些拟托文的创作，却在客观上向着文学创作迈进了一步，使《战国策》中出现了虽数量不多但却甚应值得注意的、文学意味颇浓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虽然我国古代的自觉文学创作，一般人都认为始于魏晋时期，但战国策士的拟托文却应算是使古代散文走上自觉创作道路的有益探索之作。这是古代散文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现象。”
二、虚构叙事的范式
依据缪文远的《战国策考辨》一书，本文暂把《战国策》中的文章分为信史文和拟托文来分别研究其虚构叙事的范式。信史文指所写事件或事件骨架与《左传》、《史记》等史书记载基本一致的文章。拟托文则特指由于存在着年代乖忤、地理混乱、不合信史、悖于事理、自相矛盾等原因而被缪文远标为“拟托”的97篇文章。
(一)依附史实，踵事增华
“依附史实，踵事增华”是信史文虚构发生的主要方式。《左传》、《史记》被视为实录之作，但其中仍不乏少量的虚构成分。因为史家需要通过想象来弥补史料的不足，使断裂的信息链条得以续接，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变得完整，所以“史有诗心”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是，这些虚构只限于局部的细节上，傅修延谓之“虚毛实骨”是非常形象而准确的。《战国策》是战国策士游说之辞的辑录，虽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作者的目的并非实录历史，而是表现策士们凭借三寸之舌纵横天下的神通，所以它的虚构是有意为之，并且已经由“毛”侵“骨”(即故事主干)。
《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的故事大框架于史有征。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确是由于巨贾吕不韦的游说才返回秦国做了太子，后来成了庄襄王，吕不韦也成了相国。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将此文与《史记·吕不韦传》比较后说：“《史》谓不韦入秦当昭王时，孝文王尚为太子，而《秦策·吕不韦》为子楚游秦已当孝文王世，此一异也。《史》谓不韦先说华阳夫人姊，而《秦策·吕不韦》所说乃秦王后弟阳泉君，此二异也。《史》谓子楚于邯郸之围脱亡赴秦军，而《秦策》乃王后请之赵，而赵自遣之，则三异矣。果如《秦策》所言，不韦游秦，始皇之生已及十年，不韦安得预为钓奇如此?”其实除此之外，它们的不同点还有很多，比如：《秦策》增加了很多事件，比如开篇增加了吕不韦与其父的谈话，中间部分增加了吕不韦说阳泉君、说赵王两件事，结尾增加了子楚见秦王、王后事件。与《史记》相比，《战国策》中的人物关系、历史时间错乱，事件被增删窜改，这证明了策士们并不像史官那样追求客观实录，而更看重如何通过事件的选择、编排、叙述来表现吕不韦的游说才干。
由此可见，《战国策》中的信史文常常为了表现策士驰辞骋辩、纵横天下的才能，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渲染、铺陈、夸饰、增删等加工，其间充满了想象和虚构的因子，离文学愈来愈近了，而《战国策》中的拟托文则更是把虚构叙事推向了极致，已于不知不觉中由史入文，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了。
(二)借名拟托，无中生有
《战国策》中的拟托文的存在，从史学角度看，降低了《战国策》的史学价值，但若从文学角度看，则功不可没。因为拟托的性质是虚构，而虚构是文学叙事区别于历史叙事的突出特征，所以，其作者的行为可以看作披着史学的外衣进行文学创作。他们通过虚构一个个游说故事，或许是为了练习游说之术，或许是为了展示纵横家们的神威，或许是为了描画心中理想的纵横家形象，或许是为了表达明君贤相的政治愿望，等等。虽然这些主观动机已无从考证，但是客观上来说，这些故事都是虚构的，其性质属于文学，而非史学了。虚构是文学叙事发育的先决条件，那么，《战国策》拟托文中的虚构叙事是如何发生的呢?
第一，附会。《战国策》的拟托文多是附会之作，其中附会于苏氏三兄弟、张仪、孟尝君、陈轸等较多，尤以苏秦为甚。苏秦是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纵横家，是策士们竞相效仿的对象。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中曾言：“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两千年后，随着《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苏秦身份的真相已很明确。缪文远认为：“《史记·苏秦传》多采附会之说，可信者十无一二。”《战国策》中苏秦之事的虚构性更不用说了。他已经远离历史上的苏秦而成为一个箭垛式人物。与苏秦同为纵横家代表的还有张仪。据帛书显示，苏秦活动的时代晚于张仪，其死于张仪之后二十六年。但在《战国策》拟托文中，两人的年代颠倒了，以至于出现了张仪在游说赵王和魏王时两次谈到苏秦被车裂而死的荒唐事。苏秦游说六国君主合纵抗秦之作计六篇，与之相对应，张仪破坏苏秦合纵策略主张连横之作也有六篇，章法上呈现雷同化，拟托痕迹明显。比如，苏秦的说辞，总是先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铺叙该国地理之优越，然后罗列军队数量之多、兵力之强，再陈述合纵的好处和西面事秦的坏处等。张仪的说辞，也多从该国地理之劣势、兵力之弱势说起，再分析合纵的不明智和不事秦的严重后果，其语气中充满着威胁、恫吓的色彩。更奇怪的是，各国君主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战略的反应竟然完全相同，无不感恩戴德，虚心接受，甚至在遣词造句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这些附会之作都是假借某人之名而行虚构之实，所以它可以不顾历史真相而任意驰骋想象力，描画种种可能的世界。
第二，套括。套括即一定的模式、框框。《战国策》中有些拟托文的故事框架与信史文几乎相同，只是换了人名地名而已。这构成了其虚构叙事发生的另一种方式。拟托文《秦策二·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与信史文《秦策二·齐助楚攻秦》中的故事雷同。前文冯章以汉中诳楚，后文张仪以商于欺楚，计谋相同，受欺者都是楚怀王，只是策士之名不同。黄震以为此类记载“展转相因，无非故智，投机辄用，有同套括”，乃“游士之夸辞”。拟托文《韩策三·赵魏攻华阳》与信史文《韩策二·楚围雍氏》也有如此现象。楚围雍氏，韩王遣张翠求救于秦。张翠称病，日行一县。至秦国时，谓甘茂日：“韩未急也，且急矣”，“韩急则折而入于楚矣，臣安敢来?”赵、魏攻华阳，韩相国劝有疾在身的田苓去秦国告急。田苓见穰侯。穰侯日：“韩急乎?何故使公来?”田苓对曰：“未急也”，“彼韩急则将变矣。”可见，两文基本相同，只是人物有变化。《赵策三·建信君贵于赵》中魏牟以尺帛为冠作喻向赵王宣讲治国之道，《齐策四·先生王斗》中王斗谏齐宣王时也是同样说法，《赵策四·客见赵王》中客谏赵王时把尺帛为冠之事改为买马，但取意完全相同，据《战国策考辨》一书，第一篇尚无法辨明真伪，后两篇则有充足的依据为拟托文，三个故事的模式基本相同。
第三，仿改。《战国策》中有些拟托文与《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新序》、《淮南子》等书中的篇章相似，虽已无法考证两者何为源、何为流，但至少说明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模仿改造现象，这也就必然导致虚构叙事的发生。比如《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中的邹忌事与《吕氏春秋》中的列精子高事、《新序》中的田巴事三个故事的主干基本相同。缪文远认为，“列精子高故事本属寓言，策文辗转模仿，其事实更不足置信。田巴先生事，周中孚以为乃又自齐策演变而来。”邹忌和列精子高两个故事的构思基本相同，只是后者为寓言，前者近似短篇小说。从寓言到小说，需要虚构大量的信息，使枯涩的叙事变得丰富曲折，使符号化的人物变得生动鲜活。《宋卫策·智伯欲伐卫》、《宋卫策·智伯欲袭卫》中的故事与《说苑·权谋》中的智氏、赵简子两事相类，缪文远认为可能是策文仿改了《说苑》之文，也可能两文都是拟托之作。《魏策三·芒卯谓秦王》的故事可能袭自《吕氏春秋·应言篇》，《燕策三·张丑为质于燕》则可能仿于《韩非子·说林上》。
第四，缀辑。《战国策》中有些拟托文把多个真实历史事件缀于一人之上，组接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成为虚构叙事发生的又一种方式。如《齐策四·先生王斗造门》，开头部分，“王斗日：‘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与信史文《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中“颜斶对(宣王)曰：‘周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相同；中间部分，王斗说齐宣王之语与《说苑·尊贤》中淳于髡说齐宣王几乎相同，唯一的变化是把《说苑》中的“古者所好四”之“古者”指实为齐桓公了；结尾部分，王斗以尺毂为冠作喻谏宣王与信史文《赵策三·建信君贵于赵》中魏牟以尺帛为冠作喻谏赵王全同。由此可见，为了塑造策士王斗形象，作者巧妙地把这三个事件缀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另如，《秦四·秦王欲见顿弱》把齐人茅焦谏始皇复太后事件和梁人尉缭教秦以金散六国事件缀于顿弱一人之上，塑造了一个功成名就的游说之士。
第五，衍生。《战国策》中还有些拟托文源于它们之间的互相生发、延展。《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载，苏秦说赵王日：“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纵亲以傧畔秦，令天下之将相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此处仅是假设之辞，但是至《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中则成了实有之事，由此衍生出了新的故事。此外，还有其他衍生方式，比如在别人虚构的故事后面接着虚构，使故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齐策六·貂勃常恶田单》中的前一个故事在孔衍的《春秋后语》中有记载，但后一个故事则是作者在前人停止的地方接着虚构而成的。
《战国策》的拟托文鲜明地呈现了历史上的真实世界是如何变成文学中的可能世界，附会、套括、仿改、缀辑、衍生这五种虚构叙事发生方式近乎包括了后世历史小说尤其是新历史小说的所有类型。虽然两者的叙事艺术水平不能同日而语，但在虚构叙事的意识、思维方式上则息息相通。
三、虚构叙事的影响
《战国策》中包含的大量的虚构叙事的成分，成为文学叙事发育的温床，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发展。其敷张扬厉、夸饰恣肆之风的直接承续者是汉大赋。清代章学诚认为：“京都诸赋，苏秦纵横六国，侈陈形式之遗说也。”又说：“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苏秦的游说之辞，常从东南西北等多个方位铺叙国家地理之优越，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在描写都城、园林、宫室的繁华盛景时也常从东南西北等多个方位极尽铺陈。《战国策》的夸饰恣肆之风直接影响了汉赋的“极声貌以穷文”文体风格的形成，而汉赋对后世文学叙事又产生了重要影响。傅修延在《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中指出：“赋的铺叙手段与问答格式对于叙事的枯涩与想象的缺乏来说，正好是一剂对症治疗的良药。”“叙事的枯涩”与强大的史传叙事传统又有关，刘知几即认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战国策》的目的不是实录历史，而是表现策士谋臣的游说才能，所以，它们不再执著于“简要”的叙事原则，可以在想象力的作用下极尽夸饰之词进行场景的铺排、气势的渲染等。
此外，《战国策》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具有虚构性质的寓言。陈浦清认为有五十四则，熊宪光认为有七十则，这是由于他们所持寓言概念的差异而造成的。寓言的大量出现与中国古代的征引传统分不开。《左传》、《国语》中的引诗之多充分反映了春秋时期征引风气之盛，以至于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其实，在《诗经》等经典没有产生之前，征引言事的叙事方式早已存在，主要表现在征引民间谣谚和征引历史事实两个方面。《尚书》、《左传》、《国语》中均有征引史实说事论理的现象。但是在《战国策》中，征引不再限于真人真事了，而是走向虚拟化，在真实历史人物身上附会虚拟性故事，或者虚构社会生活中的事件，或者把动植物拟人化等，其行为已具文学创作的性质了。傅修延在研究诸子寓言时说：“寓言为小说之母，这是从叙事史角度观察诸子寓言后势必得出的结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小说从寓言中脱颖而出呢?本书认为这是寓言的虚构性。”寓言的虚构性在庄子寓言中走向了极致，人们常用“空语无事实”来形容。《战国策》寓言的风格与之不同。如果说前者体现的是浪漫主义精神的话，那么后者则是现实主义精神。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的策士们都是在国家或个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去游说统治者。这些人位高权重，性格又多暴戾凶残，说服他们并非易事。“譬称以喻之”是策士们常用的辩说技巧。寓言即是扩展了的比喻，借寓言来把深刻的道理说得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是策士们常用的方式，而他们所凭借的寓言，必须“远举而不谬，近世而不佣”，也就是不能过于虚幻、怪诞，不能与生活中的逻辑规律相乖谬，否则无法劝服别人。《战国策》寓言的这个特点除了与上述创作目的有关外，还与它的来源有关。其寓言少数由策士自主创作，大部分则来自于对民间故事的改编。这与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密切相关，很多士人本身就来自于庶人皂隶中。“总之，由于士阶层的抬头，便将民间的传说，带给了统治阶级；又由于统治阶级对于民间传说的欣赏，鼓舞了士阶层构造寓言的兴趣。”策士们为了辩难说理，把民间故事改造成寓言，推动了叙事从口头虚构向笔头虚构的发展。
《战国策》还出现了一些虚构性较强的长篇叙事文。如《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一文，据缪文远考证，此为拟托之作，可能是在《吕氏春秋》中的列精子高寓言的基础上仿改加工而成。比较这两个故事，可以发现，后者叙事文学性的增强，从中可见出虚构的冲动是如何推动只有主干的故事之树向着枝繁叶茂的方向发展。《战国策》中的《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晋毕阳之孙豫让》、《韩傀相韩》被司马迁照搬进《史记·刺客列传》它们的叙事不仅完整连贯，而且曲折多姿、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文学审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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