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被今天的中国人称之为“小说”的这类著述,如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萌芽、成长和变化的过程；而古代先秦至清代小说理论的生成演化则更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小说观念的形成过程和演进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成熟而由简单走向繁复，由零散走向系统，由模糊走向明晰。
关键词：小说观念；传统小说；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5-0116-02
中国古代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古代小说理论的生成演化则更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不同时代的人对小说的观念不尽相同，中国小说观念的形成过程和演进轨迹较西方要艰难曲折许多，总体上经历了由简单到繁复、由模糊到明晰、由零散到系统、由只言片语到篇章著述的缓慢进程。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土壤、政治体制有着必然的联系。梳理中国小说观念的发展脉络，对于辨认小说的审美特征及审美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小说”观念的滥觞
（一）先秦
先秦诸子中的寓言、故事和神话是古代小说的滥觞。据鲁迅先生考证，“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从神话到神仙传》中认为此处的“小说”指的是琐屑的言谈，较接近于《论语·子张》中所言“小道”与《荀子·正名》中提及的“小家珍说”。庄子使用“小说”一词，用意在于贬抑与自己的思想学说不同的先秦诸子的写作，如果按照庄子的看法，孔子、墨子各家的学说都是小说。反之，孔子、墨子诸家也可认为庄子的著作为小说。虽然这里的“小说”迥异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但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却是很深远的。庄子认为小说说明的是小道理，无关大道，价值不高。而我国古代，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末技而难登大雅之堂。
（二）两汉
西汉时，桓谭撰《新论》，开始将小说专门列为一家：“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此处“小说”虽指寓言、传说一类，与“始有意为小说”的唐传奇仍有差距；但已将小说确立为某种文体概念，接近于后人对这阶段小说作品的理解。桓谭以为小说“有可观之辞”，具有“治身理家”的社会作用，价值尚可。
《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也列有“小说家”一类。班固依据刘歆的《七略》，“删其要”而成《艺文志》，所以其中的观点代表了汉代人的一般看法。“小说家”位列九流十家之末，但毕竟已承认了“小说”此种文体的存在。后有按语：“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在这里，班固承袭了孔子的观点，认为“小说”不过小道，“是以君子弗为”，却也有可观之处。这种观点也是后世正统文人长期以来对小说的定位。不过，班固还看到了小说“然亦弗灭”的生命力，可算小说价值观的一次进步。
二、小说观念的演变
（一）魏晋南北朝
当时这种“实录”的小说观念深受史学影响，尽管中国的历史书里向来不乏虚幻荒诞之事（这与一个时代的认识水平有关），亦有所谓“良史”们的曲笔，但史家依然是标榜“实录”，反对虚妄的。而且志人小说向来被视为是史传野乘的分支，历史学家们谈及小说自然要以“实录”苛求之。晋人郭璞注《山海经》并作《注山海经叙》，指出当时人们对《山海经》的怀疑是一种误解，接着列举大量事实，反复论证，得出“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的结论，完全将小说的夸张、虚幻都视为纪实，从而认定神怪小说价值不浅，并将会“不坠于世”、“不绝于今”，大有代代相传的意思。这类对小说价值的认识固然幼稚，但其对小说价值的大力肯定是不容忽视的。后来，史学家干宝立足于“信”、“实”，却承认“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等于允许了虚实相杂，认为不可完全以“事不实”偏废一部小说。而且他还将“小说”加在刘歆“七略”之后，提出小说“足以演八略之旨”，故又将小说价值观推进一步。其余魏晋南北朝文人之论及小说者，如晋葛洪《神仙传自序》、梁萧绮《拾遗记序》、托名东汉郭宪作的《汉武洞冥记自序》等，所见大致不逾以上论述。
魏晋六朝由于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实践的缺陷，使得小说的文体学意义未能得到进一步确定，正如鲁迅所说，魏晋六朝小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但是，魏晋六朝小说却又不自觉地为后世小说提供了经验性的审美借鉴，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最典型的便是《世说新语》中的《周处》，该小说十分明显地将静态的历史人物作了动态化的摹写，开始围绕“人物”做文章，人物性格有了一定的演变迹象，故事虽简单，却已初具情节模式。而“志怪”小说则直接影响唐传奇，志怪、传奇合脉又演进为宋人平话中的烟粉灵怪。志怪、志人直至清末民初尚有余波。
（二）唐代
唐代是文化环境格外宽松和自由的时代，唐代都市的繁华促成小说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繁盛。有两种力量共同使得小说在唐代成为相对独立的艺术品种，一是源自民间的“变文”和“俗讲”；二是唐代科举取士中的“行卷”和“温卷”对小说的刺激(宋代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八中对此有所揭示)。官方和民间的合力促进了唐人小说的形成和发展。
唐代小说的主要形式是文言短篇小说，我们称之为传奇。唐代传奇由神鬼转向人间，描述人间的奇人奇事，想象丰富，情节曲折、新奇，文采斐然，是有意为小说的产物，代表着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
小说发展至此时，已基本解决和回答了“何为小说”这一形式层面的问题。唐人小说较魏晋六朝小说在审美对象上有巨大变革，但是小说家们的小说观念却明显滞后于其小说创作实践，他们多把“传奇”和“志怪”、“志异”视为同一概念范畴，如沈既济在《任氏传》的“尾语”中把传奇小说视为“志异”，沈亚之的《湘中怨辞》中的“事本怪媚”，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的“稽神语怪，事涉非经”等说法，均未摆脱六朝志怪小说观念的影响。但是在小说的审美对象上，唐人小说已经开始关注现实中有情感的人，已经从幻化神怪的天地走向现实人生，这是小说走向现实的一种进步。尽管唐代小说在理论上的探讨依旧薄弱，但以沈既济的《任氏传》为代表的唐传奇，在小说创作实践中赋予了小说观念崭新的内涵。
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史通》明确表现了视小说为历史的观点，并在《杂述》第一次对文言小说予以分类，对各类小说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作了简要的概括。以史的标准衡量小说，是一种认识上的错位，对后世影响很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稗史亦史”，可以“羽翼信史”的观点是小说观念中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历史观念和史学意识过于浓厚强烈对小说的发展有害有利，但害大于利，虚构性是小说最根本的特征之一，而史则要求忠于事实，一定要将小说等同于历史，则限制了人们对小说文学特征的认识，使小说及小说创造长期依附于史学，淹没了小说的独立性，贬低、否定了小说的文学创作精神和想象虚构，这对小说及小说观念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当然，也有部分人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小说不可偏废，以抬高的小说的地位。这又有利于为小说争取地位。而且，刘知几第一次对文言小说分类，有利于小说观念的精确化。
（三）宋元
到了宋代，传奇衰落，白话短篇小说——话本兴起。宋元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得城市渐渐繁荣，市民阶层开始形成。为了解满足市民的文化娱乐的需求，一种叫说话的讲唱伎艺流行起来。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就是话本。话本都是依据历史事实或社会新闻编成的故事，是用白话文写的。随着话本小说的兴起，小说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都城纪胜》之《瓦舍众伎》：“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概括性、典型性）。”罗烨《醉翁谈录》对小说进行了比较细密的分类，在《小说开辟》一节中将古代小说分为九类，基本上勾勒了古小说的轮廓，所列作品也都具有小说性的特点。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认为《世说新语》的成功主要在于人物刻画，认为小说以情动人，读者能够随着小说的描写或悲喜，或欢愉，这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小说的审美功能。而《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的作者赵令畤站在小说改编者的角度，称道传奇《会真记》“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他不仅较早地注意到了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问题，对小说价值亦不乏见地。所谓“大抵鄙靡之词，止歌其事之可歌，不必如是之备”，在唐代韩愈“为戏”的基础上，再次否定了文学作品必须“载道”的僵化要求，认为小说一类可以“止歌其事之可歌”。意思是小说的价值不限于教化，愉悦读者何尝不可？
（四）明清
明清视小说为一种独立性的文学样式，从而努力探讨其性质和特点，确认其地位和价值，完成小说观念的还是明代人。从胡应麟的《九流绪论》（上、下）和《庄岳委谈》，到熊大木的《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绿天馆主人的《古今小说序》，等等，白话长篇章回小说也被归于小说的范畴。
而小说在文体上的真正独立、小说理论的系统丰富、小说地位的真正确立是在清代。罗浮居士在《蜃楼志序》中说：“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罗浮居士用“顾名思义”的方式对小说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从内容和形式上划清了小说和经史、诗文、辞赋的界限，确定了小说的特定范畴。他还从小说的摹写对象和话语方式（同样是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勾画了“正宗”小说的模式，对中国现实主义小说一脉作了理论上的梳理和总结。应当说，罗浮居士的小说观念已臻于系统和完备。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文化观念、哲学意识乃至政治体制有着必然的关系。传统小说观念在“不变”中有“变”中不断演进，形成互相交错和促进的文学发展链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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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开焱.中国古代小说概念流变与定位再思考[J].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7,(3).
收稿日期：2012-01-12
作者简介：李婕（1984-），女，山东临沂人，2009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文艺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