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涯孤女”萧红对于故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绪，故乡留给她的不仅有苦涩的创伤，也有记忆的芬芳。其写作背景从未离开过故乡，不过她的故乡情绪却是复调的，思乡的蛊惑使其作品始终回荡着还乡的旋律，对家的失望又让其作品深寓着不绝如缕的深深叹息。作为一位执着于现实的作家，小说《呼兰河传》的书写在温情脉脉的叙述中始终隐藏着一颗焦虑不安的痛苦灵魂，文本叙事中交织着批判与诗意的叙事张力，主题指向上则将民族国家的内容嵌入多元多质的文本深处。由于采用了复调叙事，萧红将深情的乡土眷顾与无望的精神皈依、国民性批判与启蒙主义、女性意识与国家意识融入文本之中。批判的意识与咏叹的声音同时迸发，从而使小说产生了仿佛复调音乐一样的审美效应。不同主题的融进形成了隐在的内文本间性，生成了小说文本的多声解读的批评景观。
关键词：《呼兰河传》;复调叙事;故乡情结;文本张力;主题指向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5-0128-08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并非一位亟需重评的作家，但其复杂的写作行为却是有目共睹的。在民族国家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普遍认为萧红的作品体现了明确的意识形态叙事倾向，而在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视野中，萧红则成了性别写作的典型作家。由此可见，单一的解读视角必然会遮蔽萧红小说丰富的意义空间，自然无法洞悉萧红小说深刻的文本张力，而围绕《呼兰河传》的意义争夺就是这种多重解读视角释义的结果。究其实，小说文本内部的种种差异以及读者见仁见智的众多解释主要还是源于对复调叙事的运用，萧红本人对于故乡、故人、旧俗、家国等的态度都不是绝对地肯定与否定，有时甚至相互抵牾。作者的内心冲突形成了文本的复调，往往在一个叙事中并行着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和意识，“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和的声音和意识”构成了这篇小说文本复调性的艺术“特点”[1]4。各种驳杂的文本内部对话营造出《呼兰河传》复调的文本世界，复调叙事是造成小说意义丛生的关键。
一、复调情绪：爱恨交织的故乡心结
故乡是文学书写的永恒主题，对于像萧红这样的流亡作家来说，故乡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其蛰居香港时创作的《呼兰河传》即源于“流亡者”的乡愁，不过她的故乡情绪却是复调的。她对故乡是不思量、自难忘，故乡是她生命的起点，她的成功与失败、快乐与痛苦都与生命的母体呼兰小城紧密相连，无论身在何方，那片土地始终是她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可以说，没有故乡，就没有萧红。故乡给予她生命但她却被父亲开除出族籍，带着对故乡的怨恨，萧红走上了浪迹天涯的人生孤旅，祖父的离世拗断了她与家庭的情感联系。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本不甚切”的家乡观念“就等于没有了”[2]4。被家庭和故土双重放逐的萧红对家的感觉是破碎的，“没有家”的温暖，甚至“连家乡都没有”，对于“那样的家”，萧红既“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3]。但长期颠沛流离的江湖漂泊、疾病缠身的身心痛苦、爱情与婚姻的受挫与失败又让她对温暖之家充满了贪婪的渴望，已近中年的她非常渴望在故土得到温暖和亲人的照顾，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故乡成了她梦幻的栖息地。对家的记忆除了“爱与憎恶”之外，还有“爱与温暖”[4]，流浪与安居的缠绕让她的一系列作品都回荡着怀乡的旋律，屡屡回忆起那个属于自己的美丽后花园来慰藉自己的无家之痛。离开了故乡才知道故乡的美丽和魅力，哪怕踏遍天涯海角也割舍不掉难忘的乡情，在旅居日本的时候，她甚至痴狂地把窗外的树声幻听成“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5]。对萧红而言，家乡始终是个情绪诱惑，她对家怀有某种难以释怀的情愫。无家的痛苦不断挑起她的故乡情结，当别人提起家乡时，她也会“心慌”。这种炽热的恋乡情感一旦融化了她对故乡的冰冷记忆， 就会迅速演变成一种亲切而自觉的返乡意识，重新燃起对呼兰河的理解与向往。家乡像个巨大的磁场吸附着她的情绪和眷恋，特别是当生命将到尽头时，返乡成了她最大的心愿和幸福，“回到家乡去”的想法就特别强烈。“人类对着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呀，黑人对着‘迪斯’痛苦地向往，爱尔兰的诗人夏芝一定要回到那‘蜂房一窠，菜畦九垄’的‘茵尼斯’去不可，水手约翰·曼殊斐尔（英国桂冠诗人）狂热地要回到海上。”[2]12
萧红已不属于故乡，故乡对她来说，既没有多少值得反复涵泳的生活景观，也没有太多具体实在的亲人维系，更不具有多少明确的象征意义，但一些看不见的存在却将她与故乡联系起来，无法摆脱。理性批判与情感回归的悖论让萧红的乡土叙事充满了矛盾的心理症结，一方面她的内心塞满了不堪回首的创痛，另一方面却隔断不了对故乡的柔情回忆，她的《呼兰河传》就是这种心有千千结的乡愁产物。复调的故乡情绪让她的乡村叙事充满了剪不断理还乱、细思量却又点点是离人泪的复杂情绪。当她以少女的纯净目光凝眸作为远景的呼兰河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悲剧的生活场景被推向了叙事的边缘，《生死场》中尖锐、深刻的批判立场化为温情脉脉的记忆。故乡以诱人的光芒融化了恋家者冰冷的心肠，动情地召唤着思乡的游子。眷恋的情愫让她以極大的耐心来描叙故乡的花花草草、人情世故，用甜蜜的记忆来慰藉自己在现实中所饱受的寂寞痛苦。
萧红对于故乡的复杂情感造成了小说的“复调”（巴赫金也称“多声部”），而小说《呼兰河传》至少包括两个相互缠绕的“声部”，彼此互补互动，融为一体。她用柔情画笔绘制了“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传达出思乡的渴望，又用痛心之音谱成“一串凄婉的歌谣”[6]7，倾诉无家可归的失望。在一定意义上说，《呼兰河传》具备了复调小说的基本诗学特征。身心俱疲的萧红太需要一个温馨的港湾来遮风避雨、疗治身体、抚慰心灵，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萧红念念不忘的始终是慈爱的祖父和美丽的后花园，那座生她养她的古老呼兰城似乎成了她的精神故乡。在审美情感的层层过滤下，萧红抓住了内心深处最动情最柔软的感觉碎片来稀释故乡对她的伤害，化解她对故乡的恨憎。在浓浓思乡之情的滋润下，北中国黑土地上的种种污浊不堪也被部分地淡化了，仿佛成为一片清澈明净而又怡然自足的理想乐园。“家乡多么好呀”，土地“宽阔”，粮食“充足”，黄豆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滚”;物产丰富，有“顶黄的金子”“顶亮的煤”;处处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气氛，“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2]112。在回忆之光的拂照下，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与情绪记忆不断地以零散或片段的形式萦绕在萧红的心头，这里有花飞蝶舞、云舞霞落的自然美景，还可以看到扎彩人、跳大神、放河灯等各种各样充满东北地域特色的乡村民俗表演活动，更有让人听到内心绵软、舌头生香的卖麻花、卖凉粉和卖豆腐的叫卖声。呼兰河人在这片土地上平静地生生死死，人物与环境形成一种轻松平和的适应关系，自然得像春种秋收，季节的轮换不过是脱下单衣换上棉衣，连死亡叙述也消弭了生死界限，小团圆媳妇惨死只是“变成了一只很大的白兔”[7]137。她与祖父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充满自由和快乐的后花园中，这里景色优美、生气勃勃，天空“又高又远”，太阳下的一切都是“健康”的、“漂亮”的[7]57;生命自由自在，各种动植物任性生长，倭瓜上房上架，黄瓜开花结果，玉米随意生长，各种蝴蝶、蜻蜓到处翻飞，蜂娘、蚱蜢跳来跳去;她和祖父的生活是怡然自足的，整天跟在祖父身后栽花、拔草、下种、埋种。这种舒心惬意的生活真的有点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浸润着牧歌般的和平与美好，但萧红的小说需要读者去认真理解与体会，随着阅读的深入，就会发现她对人生的哀叹、生命的感慨、家乡愚昧落后的批判。她又绝不是像沈从文那样用文字来构筑一个美丽的乡村世界，作为一个执着于现实的作家，萧红并没有沉潜于呼兰河的祥和安静，在其舒缓的叙述下始终隐藏着一颗焦灼的灵魂，清新流丽的叙述语言中深寓着不绝如缕的声声叹息，作品中时时回荡着“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的悲凉[7]34。而对于故乡，她既有情感依恋，也有理性批判，她在失意与困顿中走进故乡寻找慰藉，结果“于天上看见深渊”[8]，最后却只能在失望中悲哀地离开。二、复调叙事：诗意与批判共在的文本张力文辞优美的诗化小说《呼兰河传》非常追求诗意氛围的营造，这可能会消解故事的悲剧性，有时甚至因情感的过于浓郁造成了叙事态度的暧昧。萧红对呼兰河有点近乎“病态”的描写是“美的”，美到极致的“炫惑”，然而她绝非仅仅用舒缓美丽的文字来构建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而是在美文的外衣下暴露了乡村生活的不幸和灾难。她对呼兰河人和那片沉睡的土地“有讽刺，也有幽默”，幻象与现实混为一团，在欢快无忧的表象下潜伏着诸多的暗流。作品的色调除了新鲜与明丽之外，还有晦暗与阴冷，开始读时，这样的诗意描写可能会让人“有轻松之感”，但温情脉脉的叙述终难以遮蔽侵入骨髓的悲凉，“愈读下去”，读者的心情会因呼兰人的愚昧麻木而变得“一点点地沉重起来”[6]8。表面的温馨和内里的批判形成了小说文本的巨大张力，儿童纯真目光与启蒙者理性视角的交错叙述丰富了这部小说的意义空间，双重叙事者的穿插、对话揭示了呼兰河地区藏污纳垢的人文生态和文化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