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中国的学术期刊不可谓少，但学人往往哀叹：值得一读、读得下去的甚少，绝大多数已经沦落为职称刊物。《艺术百家》吃五谷杂粮，虽然挤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之列，但也不能免俗。实事求是地看，《艺术百家》文稿职称化的倾向同样存在。上海大学和安徽天洋集团甘冒风险，愿担干系，支持本刊去职称化。其中，要特别感谢上海大学社会发展与规划研究院刘学尧教授、安徽天洋集团李刚强董事长。两位先生不但为这项工作鼓与呼，而且做了许多具体、实质性的工作。没有他们的智力和经济支持， “新向度”栏目就不能从帷幔之后走向前台。
“新向度”倡导在学理的框架下，坚守独立的艺术思想，提倡原创，不回避对艺术观念、艺术制度设计和艺术操作的批评，尤其关注艺术的当代性问题。
本刊编辑部、上海大学以及安徽天洋集团试图通过“新向度”栏目，建立《艺术百家》区别于其他刊物的眼光和品质。为了让好文章物有所值，凡登载于“新向度”栏目的文稿，一律实行千字300元稿酬。
开辟“新向度”栏目只是一种实验。去职称化，说来容易，行之实难，此中委曲，说来话长。不过，我们不会放弃努力。
摘 要：和谐概念是延续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完备体系中的核心主题价值观。这主要体现在和谐的宇宙观、发展观、社会观、政治观、处世观、养生观等六个方面。在西方，和谐的思想也源远流长，很多大思想家都把和谐作为一种文化的追求；同时，和谐更是共产主义者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在当代中国，和谐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奋斗目标高度一致，并且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认识、目标、外交、表现途径等都做了深刻阐释。其实，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是总结荟萃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成就的结果和长期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结晶，涵盖了当代先进文化的精髓,指引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谐社会是一种文化境界，需要文化的引导和支撑，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谐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建设和谐文化，要确立起全新的和谐理念，文化工作者务必要担负起庄严的使命，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实践，实现文化自身的和谐，以形成不同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文化自身的和谐发展运行机制。文化和谐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层诉求,也是社会和谐的精神基础和人类价值理念的至高境界。
关键词:和谐；文化；社会发展；概念；目标；实践；文化境界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05年度一般科研项目《科技背景下的艺术产业模式——以江苏省为例》（项目编号：2005BGA06）阶段性成果之一；以及“985工程”“科技伦理与艺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抓住历史机遇、加快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指明了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把和谐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
纵览古今，无论中外，人们一直都在追求社会的平等、安定、和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历史。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灿烂的文化, 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完备文化体系，追求和谐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主题，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及治国方略。
“和”、“谐”二字，本字应为“龢”、“龤 ”。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龢”字，而在二千多年前通行的典籍中也有“龤”字，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龢，调也。”又云：“龤，乐龢也。” 据清段玉裁考证，“‘龤’‘龢’作‘谐’‘和’者，皆古今字变。”南朝梁顾野王撰《玉篇·言部》称：“谐，和也。” 另有《广韵》对“和”的解释是:“和，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由上可以看出，“龢”、“龤”或“和”、“谐”单用时是同义词，“和谐”一词是由同义语素联合构成的合成词。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因此在先秦文献中，尚未见“和谐”一词。现在所见最早的约出现在汉代。如《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西汉毛亨传：“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和谐在这里是和睦。协调之意。
中国古代“和”、“谐”的最初意义是指乐音之“和”。“和”、“谐”两字最早出现于《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后，战国《左传·襄公》①(注：《左传·襄公十一年》（于公元前562年）记载：“晋侯以东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修，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记有：“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二字乐律调和的意义已渐显扩展的轨迹。
先秦典籍《尚书》、《周易》、《周礼》等多次出现“和”字。《尚书·尧典》中提出：“协和万邦。”《尚书·周官》有：“和上下。”《周易》指出：“保合大②(注：此处读音为tài。）和，乃利贞”。《周礼· 冬官考工记》说：“和则安。”以上诸例中，“和”有调和、和谐、和平等义，意义虽与本义有关联，却并不局限于音乐领域。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思潮不断演进，“和”字的哲理意蕴逐渐显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不少政治活动家与思想家开始对“和”字的深刻内涵进行了理论剖析。《论语》中有“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之语，是对“和”与“同”概念辨证关系的揭示。如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说明当时对“和”的认识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宋明理学也十分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认为这是全部人生和谐的现实基础，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与境界。他们以物我和谐为目标，以人我和谐为手段，以自我和谐为基础，十分重视并强调物我一体、人我一体，追求个人与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交融合一、协调发展，将先秦儒、道、释各学派的和谐理论，整合为一个体用结合、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完成了对和谐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和”文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探索。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道、墨，还是释，都认同、承传“和谐”人文精神。“和谐”的理念贯穿于天地万物的生死存亡，贯穿于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的相互关系，也贯穿于政治结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艺术审美等诸多范畴。纵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理念，主要表现在六大范畴：
一是和谐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是中国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核心。老子在《道德经》里总结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道家站在“天人哲学观”的角度，对宇宙生化模式和大自然万事万物演变规律所进行的高度概括。中国传统的阴阳说与五行说，在很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矛盾论与进化论、运动观与发展观的统一，因而从战国到秦汉的许多哲学家都试图运用它来说明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问题。例如，庄子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都是强调天、地、人、物的和谐发展，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①(注：参见《庄子·齐物论》：“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 )的高度和谐的境界。
二是和谐的发展观,重视发展的和谐。周太史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提出了“和同”之辨,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为不同东西的和合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相同东西的简单相加,事将无成。“同则不继”意思是要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事物要在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平衡、协调与发展。“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要义，是一种指导人们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矛盾的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引导社会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观，对于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仍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三是和谐的社会观，憧憬理想社会的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论及的理想社会观，孔子的理想社会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②（注：参见《论语·学而》。孔子诫冉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礼记·礼运》描绘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清平有序的理想境界。不仅古人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社会去追求, 近代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也把它视为改造社会的最终目标。如洪秀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就是和谐；康有为的《大同书》也描述了一个“无邦国, 无帝王, 人人相亲, 人人平等, 天下为公”的“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而孙中山则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他最高的政治理想，且毕生致力于此。可见，“和谐社会”一直是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追求的终极目标。
四是和谐的政治观，强调国家内外环境的和谐。古人认为如果政治清平,上合天道,下合民意,社会自然就会和谐有序。“和”是一种治国方略，《周礼》说，要“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也是一种政治理想，范仲淹向往“政通人和”、古代成语有“内和外顺”。对于外交，《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说明在处理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历来崇尚“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四海之内皆兄弟”、“内睦者家道倡, 外睦者人事济”、“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等, 其宗旨就是求得普天之下睦邻友好，和谐共处。这些思想都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一贯宗旨。
五是和谐的处世观，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如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强调人与人应宽厚协调，相互关爱的和谐处世原则。如老子教人形成和谐人格要做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此外传统文化中“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语言，都表达出人们追求和谐人际环境的要义所在。
六是和谐的养生观（或健康观，生命观），强调人自身的和谐。故宫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之命名,乃是古人对于“人与天地”、“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要义之把握。所谓“保和”就是主张人要做到形体与精神合一。心身统一观可看作是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医学的延伸。中医学里，从来都是重视人体内外环境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其阴阳平衡和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就是强调人体内外环境的整体和谐与平衡，强调人应该顺应阴阳四时的变化，按自然规律调节自己的生命活动。如嵇康在《养生论》中指出健康的人必须要“体气和平”、“形神相亲”、“表里俱济”等等，说明只有保持身心平衡，才能以恬淡、超脱的心态，正确处理物与欲的关系，保持身心健康的理想状态。
二
在西方，和谐思想也源远流长。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500年）最早发现音调和琴弦的长度间存在数的比例关系,在毕达哥拉斯看来，上帝是伟大的工程师，自然界是被数学的和谐法则所控制：“什么最聪慧？数字。什么最美？和谐。”他认为和谐是数，音乐里有数，所以音乐是和谐的，宇宙里有数，所以宇宙是和谐的。他把“和谐就是美”这一发现推广到绘画、建筑、雕刻等艺术，认为它们的和谐都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适当的比例”，进而发现了被后人称为“神赐比例”的“黄金分割率”，成为后世造型艺术的最基本原则。
被列宁誉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30─470年）在《论自然》中,他提出“美在于和谐,和谐在于对立的统一”、“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认为美的事物是对立物结合成一个整体后形成的和谐，万事万物都是在矛盾统一即不和与和谐的统一中发展、前进的，指出了和谐与不和的辩证关系。
此外，还有很多西方的大思想家，都把“和谐”作为一种理想追求。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把“和谐”理念引入政治和社会领域。柏拉图描绘的 “理想的”或是“第一等好的国家”，归结点是“公正”，公正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他阐述了“公正即和谐”的观点,提出统治者、军人和劳动者三个等级应各司其职、互不干扰、都有节制，这就是“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开宗明义表明国家必须追求“最高度的善”。我们可以把他所指的善理解为外物诸善、身体诸善和灵魂诸善三者的和谐,是人类优良生活各个方面的和谐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和谐社会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出一种理想的“优良城邦”的设想中。“优良城邦”就是“优良生活、优良政体、优良品德”三位一体的理想的和谐社会。莱布尼兹（G.W.Leibniz,公元1646-1716年）这位德国哲学家持有的是多元平行统一观，在主张身心即物质和精神在序列上二元共时对应平行的同时，主张万物协同并发和“前定和谐”。①(注：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的“前定和谐”也有译作是“预定和谐”、“先定和谐”。)他指出：构成宇宙整体的“单子”间原本是“自我封闭”和“互不相干”的，是上帝的预先安排使它们处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捷尔吉·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②(注：参见［匈牙利］捷尔吉·卢卡奇（C.eorg Lukges,1885-1971）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下卷）（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Ontology of Social Being），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也提出了社会存在具有多样性的协调统一的思想。
三
和谐也是近现代以来一代代共产主义先驱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最早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他针对16世纪初期欧洲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 提出了建立“最完美最和谐的社会制度”的“乌托邦”理想。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了《全世界的和谐》，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提出了“和谐制度”与“和谐社会”的构想。他认为，在自然体系内存在和谐的秩序，那么在社会体系内也同样应当有和谐的秩序。必须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残酷和不公，构建工业与农业、家务与教育、生产与消费的联合体，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各阶级的融合。傅立叶还设计了一个和谐制度的基层社会组织——“法朗吉”。“法朗吉”由人们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自愿组成,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家务、教育、科学、艺术这七种“劳动”在内的协作社，每个法朗吉中的劳动者都自由而和谐地共同建设新生活。
另一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也曾试图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工作与生活和谐的社会。1824年，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就是以“新和谐公社”命名的。同样，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也明确提出了“和谐社会”思想。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和福利以及全体人的和谐必须得到保证”。“人类每一代的能力的总和与它的需要的总和永远是一致的。如何使这种总的一致和每一个个人的能力与欲望的不相等互相和谐，这就必须是社会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③(注：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这些思想的同时，也构思了未来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和实现途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他们在《共产党宣言》④(注：参见［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或者“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的表述，无疑指的是高层次的和谐社会，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之源，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社会迈进的一段历史征程。
四
和谐，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奋斗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在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郑重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十六届六中全会集中研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⑤（注：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分析了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任务，赋予社会主义和谐思想以新的时代意义。
在认识上，《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回归。建国以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曾遇到了一些挫折，这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认识和研究不足有很大关系。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矛盾学说为核心的革命性的哲学，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精神。另一个是以总体性为核心的建设性的哲学，导向的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矛盾学说以及在这一学说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斗争理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总体性学说却一直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宝库之中，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经过长期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的历史性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理论的回归与创造性地发展。
在目标上，《决定》完整科学地勾画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蓝图。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身奋斗的最高纲领写进党章整整85年从未改变。当前，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指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决定》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战略，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这一命题的提出，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趋势、新特点所作的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在外交上，源于中国“协和万邦”①(注：“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经久不息、流转数千年的精神原则。《尚书·尧典》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此处原指远古尧的历史和德蹟。原意是：“他能发扬伟大的德行，使家族和睦融洽，家族和睦融洽了，就来辨明各种官吏职守，各种官吏职守辨明了，天下各诸侯国就和谐了，老百姓也会变得和谐了。”显然，“协和万邦”开始只是一种处理内部邦国关系的原则，这一原则坚持以道德为本，以亲亲的原则从近致远，逐步推开，先是和谐家族，然后和谐百官，内部治理好了，再去感化其他的邦国，从而达到邦国的和谐，然后再使民众的和谐相处。后来这一原则被单独抽出，成为解决民族关系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之一，而且是首选的战略原则。当代我们重提这一原则，使其成为中国的和平外交原则之一。胡锦涛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主张强不凌弱、富不侮贫，主张协和万邦。”这正是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参见2007年2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发表的题为《加强中非团结合作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https://ne
ws.xinhuanet.com/world/2007-02/07/content_5711506.htm）)传统和谐思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和谐思维处理国际关系的典范。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向全世界倡议：“我们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②(注：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在纽约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在讲话的最后，胡锦涛主席强调，“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https://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496858.htm））这段论述，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和而不同”的精义，反映了中国一贯以和平共处为原则发展国际友好关系，以和平崛起为路径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方针。
在途径上，《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遵循五个统筹和六个必须的原则，即按照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在解决当前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时，要遵循六个必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由此可以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总结荟萃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成就的结果，是长期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结晶，是新时期和谐思想的精华，代表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精髓,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五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我们也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文化境界，不仅需要文化的引导和支撑，也包含着文化建设的要求。因此，把握和谐文化的内涵，积极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是当今文化工作者必须肩负、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建设和谐文化，首先要确立全新的和谐理念。
例如，中国传统和谐文化最富有哲理的精髓是“和同之辩”。“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一种与改革、发展、稳定相适应的哲学观，表明不同关系不同事物应当在不同环境中以最适合的方式共同生存，协调发展，形成如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③(注：《礼记·中庸》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这所以为大也。”)的至高境界。“和实生物”意味着团结才能发展。荀子曾说“和则一，一则多力”，提出了和谐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的观念。自然“和谐”万物方可生长，环境“和谐”社会才能发展，身心“和谐”人才能健康。当前，要在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过程中，努力建设以共同理想为纽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的和谐文化。用和谐理念团结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华夏儿女，形成万众一心，共创和谐的强大力量，为中华民族之崛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但是，“和”并不是否认矛盾和差异，我们所倡导的应当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倡导的是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不断变革，社会结构全面变动，利益格局整体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认识并发展“和而不同”这一价值取向和发展哲学，才能有利于树立共同理想，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是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发展模式多元化的融突情境中进行的。2002年江泽民同志访美时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 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①(注：参见2002年10月24日江泽民同志于美国当地时间上午11时25五分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得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布什图书馆会议中心发表的演讲内容。)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收和秉承“和而不同”精神，正确地对待矛盾，对待差异，尊重个性，发扬民主，大胆地听取不同的声音，体现民主与法制的统一、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在社会管理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处理好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形成合力，实现和谐。在文化建设中，要积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让各族文化交相辉映，让各国文化相互借鉴，让各种文明竞显风采，让世界成为万紫千红的锦绣花园。
二、建设和谐文化，文化工作者要担负起庄严的使命。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上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是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都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都要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②(注：2006年11月10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是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都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都要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参见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新的时代，赋予文化工作者新的使命，作为党的文化工作者，应当以更高的热情，更新的姿态，投入到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工作中去。通过建设和谐文化，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培育必需的社会环境，用和谐文化培育人、塑造人，丰富人们的精神内容，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使和谐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精神支柱和核心价值取向，使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实践。
文化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也是必要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文化具有无穷的力量，能够引导整体社会的发展方向，推动和谐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撑。
建设和谐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提供题材高雅、形式多样、内容新鲜、生动活泼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高的要求。要坚持文化创新，敢于从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传统文化观念中解放出来，积极探索和建立符合当代先进文化要求，遵循精神产品创作生产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群众的基础文化权益，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建设和谐文化，应当实现文化自身的和谐。
一要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在重视城市文化繁荣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加强农村文化活动引导，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二要统筹文化事业与产业发展，加大政府对公益文化事业投入的同时，积极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文化产业，开创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双轮并驱的新路；三要统筹文化建设内部各种关系，如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等，以促使形成不同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文化自身的和谐发展机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③（注：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编《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WCCD)于1992年由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成立，在前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主持下，委员会集中了国际社会一批一流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其中不少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起草了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这已足见文化的发展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所引起的广泛重视和深远影响。该书由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撰写前言，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发展才是人类的全面发展、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等重要问题。其中，关于“人类全面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至今仍然是该领域的经典表述。）报告中指出：“文化赋予人类存在以意义，它本身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文化和谐是社会和谐的至高境界，让我们以超越的精神，以跨越的脚步和卓越的贡献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复兴——建设一个精神振奋、民主富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世界。（本文作者为江苏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学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楚小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