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现实，如何认识与把握现实对象，不仅意味着提问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问题思考路径的改变。文章从“人民”“中国”“伟大”三个核心范畴来考察习近平文艺论述的时代创新，并试图通过读懂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论述，考察当代文艺“问题性”的变化。
关键词： 习近平文艺论述;问题性;人民文艺;崇高现实主义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需要面对的情况，需要处理的问题，问题作为时代的口号、时代的声音，变化的不仅仅是问题本身，就连提问的方式与思路、问题背后的目标与价值诉求，以及可能引发的求索与答案，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使是类似的提问，但是对话的对象变了，处置的语境变了，问题内部的结构关系变了，什么被突出了，什么被隐匿了，说了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问题的话语表述背后都有巨大的内涵变化，换句话说，就是人们认识和把握现实对象的特殊方式变了，理论问题的生产方式变了。借用阿尔都塞改造自雅克·马丁的“问题式”（Problematic）概念来说：“如果用问题式的概念去思考某个特定思想整体，我们就能够说出联结思想各成分的典型的系统结构，并进一步发现该思想整体具有的特定内容，我们就能够通过这特定内容去领会该思想各‘成分’的含义，并把该思想同当时历史环境留给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1}因此，考察一个时代的理论问题性，往往能够见出其中的变化与创新。
就文艺而言，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随着时代社会生活、风尚习俗的交替转变，文艺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美学趣味与风格气度都会发展变化，不但文艺创作生产方面有不同，文艺的传播和接受机制也都在发生某些变化，尤其是在科技日新月异，新媒体无所不在的现代消费社会，当代文艺问题性必然会发生激变。因此，我们需要以时代问题为导向，抓住这种新变，创新关于问题的理论生产方式，促进文艺思想的创新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言：“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习近平文艺论述的问题性较之以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有了非常鲜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以“人民”范畴为核心，发展“新人民文艺”：由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和抽象人的表述转向个人、人民、全人类三重维度的辩证言说
文艺服务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和价值指向，甚至可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区别于其他各种文艺理论学说的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征。
恩格斯曾提出，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令人震撼的努力，“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2}。列宁则最早明确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他说：“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3}他还提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而言，写作事业“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4}
列宁的这一伟大思想在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不断被发扬光大。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对“文艺为什么人”这一首要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做出回答：“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5}从此，确立了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当代的主流文艺可以说就是“人民文艺”。新时期伊始，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6}他还进一步申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之路。”{7}
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8}“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9}应该说，这是新时代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对“人民文艺”的再一次突出与反复强调，无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统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旗帜鲜明的重申。
在革命文艺、革命文化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时代，这样的理论表述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行进中，在全球消费主义文化的风潮中，在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日益式微，对“人民文艺”的特别突显，却是令人瞩目的，我想这既是对革命文艺传统的继承，更是对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发展对人民的疏离与偏离的校正。曾经文艺有些迷失方向，文化产业逐渐取代文化事业，文艺作品的精神价值让位于交换价值，文艺从反抗政治干预转向对市场和资本的投怀送抱，甘愿当金钱的奴隶也不当政治的座上宾;或者认为文艺只是个人的游戏，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在形式探险的路上狂奔，似乎越是远离大众的、越让人看不懂的，越是好文艺;越自我、越私人的，越是好文藝……这样的现实挑战是再论“人民文艺”问题的根本价值，这是必须看到的。
更有意思的是，习近平时代的“人民文艺”在内涵上也有了巨大的丰富和理论开掘，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人民文艺”。习近平之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文艺”，其实关于人民的内在成分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一直是语焉不详的，大多从阶级成分或政治立场的意义上有一些描述，譬如 “无产阶级”“工农”“工农兵”“劳动者”“劳苦大众”“群众”“建设者”“爱国者”，等等，主要是在政治或者说革命动员的意义上所做的理论说明。这样的说明可以有效整合不同人群，建构起特定群体共同意识、共同文化，甚至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的特殊意义。但是，一旦关涉到文艺、审美的层面，必然就会引发相关的问题：“人民文艺”的人民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因为文艺是高度个人化的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人民与全人类是什么关系，因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具有超历史超地域超民族的价值普遍性，能给人以普遍的永久魅力，真正是“不废江河万古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希腊神话和史诗等艺术，“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0}。这些问题在新时代已然成为讨论“人民文艺”不可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