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丁玲是20世纪中国知识人投身革命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而其最终被革命吞噬的历史命运无疑也更具有反思的价值和意义。考察丁玲的一生,可以发现,其自身先天的个人因素与革命所要求的纯粹性、组织性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也即在她那里始终存在着革命要求与个性表现不一致的“二重的生活”,这也是导致她历史命运的根本症结所在。在1949年前后历史转型期的背景下,丁玲集中演绎了这样一对矛盾共生体,从而也为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关键词:丁玲;转型时期;二重的生活;悲剧;个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0)04-0098-04
关于丁玲的话题,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很多,然而却不能穷尽。高华在徐庆全《革命吞噬它的儿女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她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1]的确如此,丁玲作为由五四启蒙思想出走并投身阶级革命的一个典型代表,其一生都在演绎着这样一种历史纠葛与怪圈,也践行了那句箴言:“所有的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对此,本文选取1949年前后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期,并以其特定时期的思想历程和另类文字来揭示她一生全部命运的种种吊诡。
上 从两种心境中走来
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召开之际,无论是受邀北上的国统区文艺家,还是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在积极参与新政权建设和为个人谋划将来。然而丁玲——这位1932年入党、1936年投奔延安解放区的大红大紫的主流革命作家——却格外地低调,甚至向东北局提出要安家沈阳并到鞍山体验生活和从事创作的“归隐”申请。考察历史可知,丁玲如此消沉是有历史原因的。
1.低调起步
1948年6月,丁玲突击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她1936年投奔延安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然也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到农村参加土改工作后的成果汇报,所以她的期望值很高。但当她将初稿交给时任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征求意见时,却受到冷遇。据反馈信息说,周扬认为作品中塑造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的人物形象影射和讽刺了自己1955年在揭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大会上,有人直接质问丁玲:小说中的文采是不是影射和攻击周扬?),[2]52还公开指责作品存在“同情地富”的思想倾向,以致时任华北局书记的彭真在一次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地主、富农”。[3]437丁玲为此很愤懑,于是又转呈给胡乔木、艾思奇等人审阅,最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4]得以出版。为此,丁玲一直感念不忘,1979年小说再版时仍提及说:“借这次重印的机会,我要感谢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3]99丁玲的确应该感谢胡乔木,因为小说若不能及时出版,斯大林文艺二等奖也就错过了。这样的经历令敏感的丁玲着实领略到制度的严酷,所以在东北遇到胡风时她抱怨说解放区工农干部把作品当真人真事,并告诫他创作时要“掌握政策,同时要走在政策前面,‘有远见’”。[5]16)
让丁玲低调的另一原因,是在出国中真切地体验到所谓“边缘人”的感觉。丁玲第一次出国,又背负着“国家的重托”,自然满怀兴奋和好奇。不过,期望大失望也就愈大。因为一个缺乏外事经验且全由女人组成的所谓妇女代表团,其中的不愉快自然不会少。加之旅途劳顿、饮食不习惯、语言不通、临时准备材料、无聊的应酬等,一切都让她心烦气躁。她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吃饭时朝鲜代表鱼贯入,她们很活泼很有生气的走来和我们握手,她们是一群快乐的代表,而我们则痴坐如佛,不知像一群什么……我们不像一个代表团,像被管着的一群童养媳,这种作风如何是好。[3]360
与会过程中,丁玲还无奈地充当了一次“旗手”。她后来这样自嘲道:“我演了一出戏,扮演了一个十十足足的打旗子的角色。很好,我应该感到光荣。假使不是‘妇女’抬举我,我能见这种世面么?我能演这出戏吗?幸好大姐(指李德全——本文注)是要我拿旗,没有要我拿被面;而且幸好她没有把她所喜欢的那些绣花拖鞋拿出来。”[3]364可见,一向自视甚高的丁玲,自尊心的确受到极大伤害。为此她在日记中一口一个“我”地宣泄道:“现在我明白了,我在党内是毫不足道的,我应该满足,我当了一名代表,我站在后边,充数,打旗的任务是了不起的。”[3]364丁玲不是那种被轻视后仍满脸堆笑、上下活动之人,个性决定她在欲求不得之时,便会急流勇退。因此,1949年1月上旬回到沈阳后,她就准备长期留在东北生活和写作,甚至自作主张“逃”起会来。她在日记中记述说:
我没有去北平开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个人的利害上讲来,也许是错了。但我实在觉得老是开会开会做什么呢?已经有那么多人了,我就不必去,我愿意老是往下沉,往下沉……让人家骂我去吧。[3]367-368
当然,作为党员,丁玲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不久后,她又受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从漫不经心的与会日记中可以感觉到,她已经没有了上次出国的兴致和心情。
2.“高调开进”
正当丁玲“意志消沉”之时,周扬特派甘露专程接她参加文代会的筹备会。[2]55进京后的丁玲虽仍以低调的态度审慎从事,但延安作家的身份还是让她产生主人翁和救世主的优越感。因为,面对胜利,丁玲的感情是丰富而复杂的。从1930年开始加入“左联”到失去自己的至亲,从被软禁南京到投奔延安,从“昨日文小姐”到“今日武将军”,这一切皆非常人所能感受。因此,当身在异域的她得知南京被解放时,其心情之亢奋度瞬间便达到极点:
你们知道我们长期斗争的苦痛么?我们多少人牺牲了,母亲把儿子送上战场,女人都做了寡妇,一个村一个村的青壮年没有了,生产全靠妇女,我们谁也没有家,好多参观的人常常奇怪我们没有家庭,夫妇不住在一道,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女人没有美感了,没有生活的优雅的趣味。[3]377-378
这段满含激情的文字充满了自叙的性质。如果对丁玲的革命历程进行一种性别审视,可以发现,她是以女人最可贵的青春和容颜作赌注的,其革命代价自然也就多了一份内容:当革命最后惨胜之时,她已由风韵楚楚、才情横溢的青春少妇沦落为满脸土色、皮糙肉厚的半老太太。这对一个曾经时尚、备受男人关注的女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残酷的结局。因此,在对胜利的享受和体验上,丁玲与事业正当年的周扬等男人相比反差是巨大的。正因为这样,她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一种为大众、为集体而牺牲的意义和价值,而她也在这种崇高和悲壮感中获得一种超越个人情感的精神补偿。所以,当面对那些被解放者时,尤其是那些曾经批评自己参加革命的自由派文人,那种鄙夷感就会愈发强烈。原文学研究所学员朱靖华回忆说:“有时她对别人有一种不自觉地轻视。在一般作家和知识分子面前,她也有一种从解放区来的高人一等的潜在心理。”[6]172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也说:“她不大瞧得起和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没有她这种经历。”[6]54就连同有延安经历的韦君宜也感受到丁玲“有一点傲气”。[7]37当然,体味更深切的是当年“讥笑”胡也频和她不懂革命的昔日好友沈从文。而感情外倾型的丁玲似乎也不着意避讳这些,因为她觉得自己有资格享有这一切。
创作上的成就也让丁玲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界。从“五四”新文学这一方面说,丁玲有《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叶圣陶、茅盾、鲁迅等小说大家都赞赏有加;从转向“左翼”文学这一方面说,丁玲有《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水》和《田家冲》;《讲话》出台后,丁玲创作出《田保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以致毛泽东曾当面将她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列一等”,江青还说有一时期她的影响已经超过茅盾和郭沫若。为此,丁玲难掩兴奋的心情而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是多么的高兴而满足啊!……我把他对我的鼓励都记在日记上,我不会自满,但我会因为这些鼓励而更努力。”[3]339从丁玲的举动可以看出,这样高的评价不但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也使她革命者的最高理想得到认同。因此,无论在自由主义作家面前,还是在革命作家面前,丁玲的潜意识里便不自觉地生成一种领军人物的气度和“明星意识” [8]228。另一方面,因为丁玲知识修养的相对匮乏,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就更显张扬。贾植芳晚年时就说:“丁玲爱出风头,一个中学生出身,文化素质低。”[8]260她对赵树理的轻蔑也为很多人所熟知。
下 两种角色的倾情演绎
因为过往革命历史的不菲功绩,丁玲先后被任命为全国文联常委、文协副主席、文联机关报《文艺报》的首任主编,行政级别定为7级(副部级),并在1950年春升任作协党组书记和常务副主席,后来还兼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尽管在新体制的权力核心中,这些职务相比来说并不代表切实的地位和身份,但对于搞宣传弄文艺的边缘文化人来说,其光环已经足够耀眼了。
1.尽职尽责的“小号兵”
作为主流文艺的领导,丁玲自觉履行起《讲话》代言人和执行者的职责,也即她所说的“我愿在党的指引下,继续做好一名小号兵。”[3]99第一届文代会上,她在题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发言中倡议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要实现这个方向,必须由解放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下决心去执行……文艺工作者还必须将已经丢弃过的或准备丢弃、必须丢弃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属于个人主义的肮脏东西,丢的更干净更彻底。”[3]108接着,她针对《讲话》中提出的“普及”问题强调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如果不向工农兵学习,如果不去求得我们生活上最缺乏的工农兵生活与感情,不从那里找文学艺术的源泉,不从那里吸收群众的养料把自己哺养起来,充实起来,丰富起来,我们是无法谈普及,也无法谈提高的。”[3]179-180针对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出现的“不老实”问题,她在《谈“老老实实”》一文中指出:“从旧社会中来的人,受过旧社会影响的人,要做到完全老老实实是不容易的。最巧妙的还有装得老老实实,实际是很不老实的人,因为他的本领高一些,一时不易被人看出,他就更会利用他的不老实。”[3]189丁玲的阐释完全符合当时主流意识的要求,其权威性自不必说。据邵燕祥回忆,这篇文章曾作为文件下发各单位。[9]48在《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她撰文指出:通过《武训传》、文艺界整风和三反运动来看,目前“文艺工作者们并没有把这个文件学好,或者是已经把他们所学到过的忘记了”。她强调说:“我们在肃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一点上,还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绝不应该袒护这种错误倾向,或寄予同情。”[3]302此外,丁玲还以文艺导师和文坛权威的身份先后撰写了《谈文学修养》、《青年恋爱问题》、《创作与生活》、《谈谈文艺创作问题》、《谈新事物》、《谈与创作有关诸问题》、《到群众中去落户》、《作家需要培养对群众的感情》、《怎样阅读和怎样写作》、《创作要有雄厚的生活资本》、《生活思想与人物》、《作家必须是思想家》、《谈谈写人物》等诸多指导性的文章。
在宣传和贯彻《讲话》的同时,丁玲也加强了对文坛的整肃工作。在对“旧文艺”的清剿中,她批评冰心的作品“在思想和情感上使我们与家庭建立许多琐细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去掉这些东西。”[3]120之后又说:“冰心的文章的确是流丽的,而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她实在拥有过一些绅士式的读者,和不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少男少女。”[3]161针对巴金,她批评说:“巴金的作品,叫我们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过去的作品去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3]120此外,她还对沈从文、张恨水、冯玉奇、“礼拜六派”、“鸳蝴派”以及所谓反映“低级趣味”的国产电影等作了清算,说:“所有这些作品给予我们的影响,我们应该好好地整理它,把应该去的去掉它!”[3]122同时,她也适时展开了对“新文坛”的整肃。她批评《界限》、《戒烟的故事》等“是穿着工农兵的衣服,实质上是极坏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混进人民文艺里来”[3]233;她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所塑造的男主人公“李克”是“装出一个高明的样子,嬉皮笑脸来玩弄他的老婆——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3]259;她批评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虽写的是小资产阶级,但就以小资产阶级的面目出现”;她批评朱定的《关连长》是“专门去找坏的东西,夸大,甚至造谣”,“故意出解放军的洋相”;她评价孙犁的《风云初记》,说作品中人物不能使人爱他,学他,没有力量;[6]216她以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和北京市文艺界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批评了《人民文学》“登载了一些不好的作品”,《人民戏剧》有严重的“小集团倾向”;她还批评《说说唱唱》、《光明日报》的《文学评论》、《新民报》的《文艺批评》等编辑态度“不严肃”,“思想混乱”。[3]272-276
当然,丁玲个人对新文坛的整肃工作,更多的是借助《文艺报》这个主掌文坛生杀大权的阵地。据本文统计,仅1950、1951年,《文艺报》就先后批判了鲁勒的话剧《红旗歌》、王子辉的剧本《关羽之死》、路翎的小说《女工赵梅英》、孟淑池的小说《金锁》、王震之的电影《内蒙春光》、朱定的诗《我的儿子》和小说《关连长》、卢耀武的小说《界限》、王林的小说《腹地》、胡丹沸的话剧《不拿枪的敌人》、沙鸥的小说《驴大夫》、王亚平的诗《愤怒的火箭》、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卞之琳的长诗《天安门四重奏》、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在海河边上》以及《锻炼》、话剧《爱国者》、隋问樵的小说《赵同志》、李微含和辛大明的歌剧《石榴裙》、张志民的小说《考验》等诸多作品。不过,最让丁玲得意的是1951年4、5月间,《文艺报》率先发表了一组关于《武训传》的批判文章,因此受到毛泽东、胡乔木以及周扬的肯定和赞扬,她与《文艺报》“一贯正确”的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
2.“个人主义”的不自觉呈现
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里,丁玲是以文化官员和《讲话》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公众视野里,但在私下领域,丁玲还有着完全不同于公众形象的另一面。如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一次“三八节”座谈会上,丁玲大讲特讲自己对恋爱、结婚、生育的看法。学员徐光耀回忆说:当时“大家被她说得脸红了,但又很兴奋,很感激”。[6]161在消解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政治环境中,丁玲能够公开说出令人“脸红”的话,其行为本身就已经触犯了戒条。不过,此刻正春风得意的丁玲似乎不会想到这些。在给“文讲所”授课中,她曾天南海北、毫无顾忌地讲述了“左联”时期的“奇闻轶事”,说:自己先是倾向共产党,后倾向无政府党;创造社当时表现得很“左”;“左联”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田汉在“五一”游行时坐黄包车在马路上逛了两趟;批评何其芳关于崔莺莺表现了地主阶级庸俗的男女关系的说法;自己是和潘汉年聊天、喝咖啡时加入“左联”;自己当时看不起鲁迅;鲁迅和茅盾在“左联”一次改选会议中落选了;鲁迅与“左联”、郭沫若之间的矛盾,等等。[10]42-47这样口无遮拦的“跑野马”,与平时端坐主席台发言的丁玲书记或处长的身份显然是不相称的。而且,那种“环顾左右而言他”和“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放言行为显然也不利于团结。而在私生活领域,她的“小资情调”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从她写给陈明信中使用的“亲爱的”、“亲你”、“我紧紧的抱你”等热辣的语言便可以感受得到。由此可以看出,有着二十年党龄的丁玲并没有与工农大众很好结合。套用阶级话语说便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不能以高度的党性和阶级性约束个人的人性,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却起相反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种背叛。
丁玲言行不一的另一表现是在文学创作的指导上。1951年,她在给文学研究所学员的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那些以为“只有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才有新文学”的人,“真是孤陋寡闻到极点”。[3]228在应《中国青年报》之约所作的《怎样对待“五四”时代作品》一文中,她严厉指斥了“否定‘五四’文学的影响的看法,是一种缺乏常识的偏见”,并告诫学员说:“我们年轻人,怎么能因为初初懂得‘为人民服务’,怎么能因为曾经在农村或工厂蹓跶了一回,而对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和这历史所产生的文学轻轻地一笔抹煞呢?”[3]240-241在1954年那次题为“读书问题及其他”的授课中,她坦言指出:“有的人看《静静的顿河》,说作品的思想不好,有问题,有的人认为不应该以富农格里高里为主角;又有人说,这就是作者肖洛霍夫本人的思想,但我看时就没有想到这些,我想作者就是要写富农,他写时也不见得要把格里高里写成这样的结局。”显然,这样的阐释可以看作是她对《讲话》精神领悟的一个盲点,因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所着力塑造的顾涌就是一个富裕中农的形象,而她所中意的黑妮也是一个阶级暧昧的人物形象。她接着说:“我觉得读书应卷入书中,跟它滚,和书中人物同喜怒哀乐,为主人公而笑,而哭……只是找主题是什么,积极性够不够,人物安排的好不好,这样是否不好?”在涉及熟悉生活的问题时,她又即兴地说:“我现在可以摸清几个作协的人,但现在不写,将来也许写一个新的《儒林外史》。”甚至还批评一些文化界官员看戏“主要的是看漂亮的演员演戏”等。[10]42-53显然,丁玲这种忘情的讲述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讲话》精神。徐光耀为此评说:“那时丁玲已经不在所里了,所以她大胆些。从那篇讲话看,那是她想了很久,也许憋了很长时间的话。”[6]162原学员邓友梅也说:“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的话说有点新潮、前卫!……但她的话传到别人耳中也引起另一种反映。”[6]46即使在“丁、陈反党小集团”事件出现后,她还在四川大学慷慨激昂地演讲说:“一个人不能光从报纸上、书本上、别人的报告里去找思想,自己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作家首先必须是思想家。不能光是接受别人的思想,否则,作品的思想就不会超过社论的水平。”[3]443丁玲这种率性行为与她的身份和地位显然不相称,而所造成的影响当然就不可估量了。
事实上,丁玲的举动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与延安解放区培养起来的作家不同,丁玲毕竟是汲取着“五四”新文化的养分成长起来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虽没有参加到‘五四’,没赶得上,但‘五四’运动却影响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极后边,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3]265因此,她的思想底色中必然牢牢打上“五四”的印记。而且,她的个性气质、性别意识以及作家的感性心理都决定了她业已形成的个人自由倾向不可能彻底淹没于阶级和集体中,即使是历经延安整风和审干那样残酷的精神洗礼,她的莎菲女士的思想印记也没有在与工农大众结合中黯淡和消逝,不过是由公共领域走向私人领域罢了。如她在1947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里很热闹,全部的人马都到了这里。我一整天夹杂在这里面,并不感觉舒服。我的不群众化,我的不随俗,是始终没有改变,我喜欢的人与人的关系现在才觉得很不现实。为什么我总不能在别人发生趣味的东西上发生兴趣,总觉得大家都在学浅薄的低级的趣味。[3]336
显然,在丁玲苦恼于不能从众的思想背后,是她清醒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在“作祟”。因此,当周立波在东北言及:“为什么是一个人奋斗呀,现在革命的队伍这样大”的问题时,丁玲马上回复说:“队伍大,但各人必须走各人的路。”[3]368
事实证明,1949年前后的丁玲的确同时存在“两个丁玲”:一个是公共领域的丁玲,即公开宣传毛主席和《讲话》、号召作家与工农兵结合的文艺领导者丁玲,也即一个经过思想改造的政治丁玲;另一个是私人领域的丁玲,即现实生活中大讲特讲妇女解放、个性解放和卿卿我我的丁玲,也即一个真实的活的情爱的个性丁玲。对于此,丁玲却始终不自知,尽管她在1942年4月针对瞿秋白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3]135
可以说,丁玲对瞿秋白的描述是准确而到位的,而她虽然早有这样的认识,但自己却又毫不犹豫地重蹈覆辙。对于“二重生活”,吴宓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而宓将受车裂之刑矣。”[11]47吴宓未遭此命运,而丁玲却不幸被言中。
参考文献:
[1]徐庆全.革命吞噬它的儿女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2]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3]丁玲.丁玲全集:第7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4]甘露.毛主席和丁玲的二三事[M].新文学史料,1986(4).
[5]胡风.胡风全集•日记:第10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6]刑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附录[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7] 韦君宜.思痛录•路莎的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8] 李辉.李辉文集•往事苍老[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9]李辉,应红.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10]丁玲.怎样迎接新的学习[M]//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1]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莲 郊
Ding Ling in a Transition Period: The Analysis of “Dual Life”and Her Tragic Fate
SHANG Chang-bao
(Literary School,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Abstract:Ding Ling is a best representative of those intellectuals who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revolution, and its devourment by revolution certainly has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reconsider. To investigate Ding Ling’s whole lif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an inherent tension and confli her congenital personal factors and pureness and sense of organization which are required by revolution, that is, there is always a “dual life” which shows differently comparing the revolution requirements and her specific character, this is also the sticking point which leads her historical fate. In such transition period (around 1949), Ding Ling performed such a contradiction combination, which carried a foreshadowing of what was to follow later on in her tragic life.
Keywords:Ding Ling; transition period; dual life;tragic; individu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