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延安时期，面对时局动荡与思想界的多元碰撞，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对各类知识分子进行了“有机化”改造。最终形成了以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文化领导权和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复杂思想界与多元文化，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对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改造经验，重塑当代无产阶级的“新兴知识分子界阶层”，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 延安时期； 有机知识分子； 当代
中图分类号： C3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13
21世纪是中国文化迅速变革的新时期，在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势来袭、国内外多元文化思想激烈碰撞的现状下，中国文化发展面临选择，中共文化领导权面临挑战。如何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中保持自我，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地位，是笔者探究的目的。纵观历史，在变革中把握知识分子群体，对其进行必要改造，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由之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争取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有机化”改造方面取得了许多经验，这就对研究当今社会知识分子如何维护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地位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的背景
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东西方遭遇不同命运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注意力从传统暴力革命转向了文化革命，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葛兰西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同时也探讨了其与政党、文化领导权的关系等问题。这对无产阶级运动同样遭受挫折的中国，尤其是对白色恐怖包围下的红色政权的存亡，给予了新的发展方向。
（一）延安时期“有机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有机化”
“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在1935-1948这一时间段内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笔者以“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为蓝本，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指的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革命实践、群众路线等途径将各阶级或阶层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过程。“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指的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还包括拥有共产主义理想以及认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所用的各阶级、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新型知识分子最初的基层组织是同最初的经济基层组织一起诞生的”，[1] 即延安时期的“有机知识分子”必然产生于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是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其行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有机知识分子”相对于“以知识为职业”的传统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公共性和批判性，公共性指的是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和对现实社会事务的介入，批判性则指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揭露，对民主、自由、正义、科学等理念的维护；最后，知识分子想要保持“有机性”就必须保持自身及所属阶级与群众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关系。
（二）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的必要性
1.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还未形成。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或阶层，而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即每个阶级都应有他自己的知识分子群体。而延安时期的中国，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头大、中间小”社会结构的影响，决定了此时知识分子构成的主体还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未成熟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及本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基础。延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提出有关无产阶级自己知识分子的造成：“不能离开对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利用。” 再加上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复杂构成，有来自国统区、沦陷区、海外的知识分子，也有随中国共产党革命和长征而来的革命知识分子。考虑到这些知识分子有的缺乏革命实践，具有动摇性和软弱性，有的缺乏民主意识和理论武装，当面对他们不同的阶级出身、革命动机和革命信仰时，想要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他们进行“有机化”改造就显得尤为必要。
2. 知识分子群体“有机化”程度低。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以及富裕地主家庭，生活环境要好于工人农民，更容易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民主、自由等先进思想。同时，生活环境不同造成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实践的现实。所以当他们进入延安，投身革命，这些问题的暴露影响了知识分子“有机化”的进程。例如在思想上，“超现实主义”使其对革命抱有理想色彩，对革命有不实际的估计和看法；在革命斗争中又与实际和群众脱离，“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普遍存在；在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上，不能与工农群众和谐融合，甚至许多知识分子与“老干部”们频频发生矛盾，相互之间不能理解与体谅。严重影响了延安文化界的统一与团结，例如1940年，朱德在鲁艺创立两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虽然打得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好多战士牺牲于战场，还不知道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是你们文艺的罪过。” [2] 这说明知识分子未能与站在群众的立场考虑问题，也未能站在为群众服务的立场创作，未到达为无产阶级文化服务的标准，“有机化”的程度低。
二、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的实践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认同还是作品认同上都未达到革命的标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扩大抗日文化建设的人才资源和统一战线的队伍，在纠正了以往对知识分子态度的基础上，一方面发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文章团结知识分子，另一方面通过各项措施对知识分子进行“有机化”改造实践，以达到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统一文化力量的作用。
（一）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的两个维度
1. 把资产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改造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提出了吸收、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要性，指出知识分子“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即便是已经入党的知识分子，也“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3]833 因此，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产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进行改造，让他们与群众一起劳动，改变其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进行改造，让知识分子摒弃资本主义世界中以“资本”、“剥削”为主的价值观，建立起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并不断培养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与文化的认同感。通过上述两点，把知识分子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就使知识分子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有机知识分子”。
2. 把传统知识分子改造为有机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具有“群众—实践性”，早在1939年，毛泽东发表的《五四运动》纪念文章里就提到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和工农群众结合，就会一事无成。因此，对知识分子“群众—实践性”的改造，是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从两方面对其进行改造：一是对知识分子实行劳动实践性的改造，通过劳动不仅可以转变知识分子物质资料的获得方式，有利于身份改造，而且将他们与劳动者天然联系在一起，也有利于对知识分子进行作品实践性的改造，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二是知识分子创作环境从窗内转向窗外，从不切实际的“理想”转向革命的实践的这个过程，不仅达到了文艺作品为群众服务的目的，而且让知识分子在与群众结合中改造自身，这个“双向改造”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有机化”的过程。
（二）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的措施
1. 办学兴报宣传马列主义。自1937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入驻延安始，文化宣传工作就陆续展开，除了先后组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17所学校外，还组织知识分子组建各类社团、学会，如自然科学研究会、中国农业学会、土木工程学会、生物、医药学会、地质矿冶学会等；文化艺术方面，中国文艺协会、鲁迅艺术学院、剧团、诗社、报刊等，为抗日敌后战场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抗大，毛泽东为其拟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并开设课程“联共党史”、“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使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认同。除此之外，我党还创办了许多中央级刊物，如《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等，还有以丁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创办的“中国文艺协会”出版的《红色中华》，旨在“培养无产阶级作家，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在宣传马列主义，扩大思想界的统一战线前提下，大力宣传新民主主义文化。使知识分子普遍“西化”的思想，逐渐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这些工作一方面塑造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让他们普遍接受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拓宽了大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执政政策的途径，有利于取得不同出身知识分子的认同和团结。
2. 上山下乡践行群众路线。毛泽东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4]559 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3]816 到火热的实践中把工农群众 “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和他们变成一体”、[4]565-566 “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3]851 使自己“变为实际工作者”，[3]816 才能克服自身的弱点，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一要自觉参与工农运动，改造身份；二要通过投身实践完成作品与思想上的转变；三要主动帮助工农群众完成改造。抗日初期，国民政府对红色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全民开展垦荒运动，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以艾青、萧三为首等80余人组成秧歌队赴南泥湾劳军，一大批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一同劳作，同吃同住，在纪录片《南泥湾》中就有很好的体现。随着与群众联系的加深，知识分子思想上与作品上也有了变化，例如，丁玲等同志刚到延安时为群众演出在国统区反响热烈的话剧《日出》，没想反应一般，毛泽东就建议知识分子们要到老乡的窑洞里去，让他们了解老乡的日常与需要。后来，大量知识分子走进群众生活，运用群众语言表演出广为群众喜爱的《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剧目，逐渐成长为“为群众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除了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的改造，我党还要求要对工农干部进行知识分子化改造，大批知识分子深入乡间，有的通过土地革命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变身红军流动宣传员，对农民进行长期的教育宣传工作；有的通过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识字组对群众进行“扫盲运动”；有的担任中小学教员，并协助政府建立正规的中小学校从事农民、农村教育。以上实践均深受《讲话》和整风的影响，大批知识分子意识到自身的弱点，启迪了他们文艺创作应该有的方向，开始了自我改造与改造他人的道路。
3. 座谈整风涤清思想糟粕。1942年，国内外环境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革命环境，需要为民主建国做充分的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的准备。在延安，围绕着文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作品内容该“赞扬”还是“暴露”等诸多问题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座谈会，数百人参与，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座谈会后，毛泽东总结发言，将延安的知识分子统称为“文艺工作者”，这一称呼意味着文化人和党员身份的融合，即不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而是“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概念。文艺座谈会后，为了“整肃作风，清洁精神，统一思想”，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各方面展开。这次的整风运动，针对当时在知识分子中盛行的个人主义，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和“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还包括已经担任党机关领导的知识分子们“反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当时整风运动的主要形式。相对于通过学校教育和政治灌输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让知识分子们通过自我剖析，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与问题，主动自愿地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更具有成效。当时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的佟冬，回忆当时的情景：“大家严肃认真地解剖自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犯有错误的同志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 [5] 何其芳1943年4月3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整风以后，“才知道自己原来像那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一半是无产阶级，还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这项以政治服务为目的的文化运动，推动了许多知识分子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使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有机，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型知识分子，标志着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
4. 树立精神领袖，团结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不仅要在政治领域为他们寻求合适的改造方向，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更需要在文艺界为他们树立一个精神领袖，在思想和作品上对他们进行引导。鲁迅——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手，他一方面在作品中，对黑暗现实社会进行深刻揭露与批判，其对对人性的探索、对真理无限的追求在文坛上获得了各界知识分子的推崇与敬仰。同时，鲁迅先生本人对人民大众的同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希冀、信任与支持，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于1937年鲁迅逝世周年会上发表的《论鲁迅》一文就对鲁迅的文学史、文化史和革命史地位予以评价，并诠释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认为其拥有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立场的“政治远见”，有痛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彻底的革命“牺牲精神”。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做了“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3]877 等评价，使鲁迅成为了延安知识分子与新文化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形象的认同与阐释，一方面为不同生活背景和理想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表率，为他们指引了方向，另一方面，也作为标杆与明镜，让敬仰他的人不断反省改造自己。
通过思想上的改造和群众性实践活动的开展，把知识分子从传统改为有机。在思想上获得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同，在组织上组成一个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集团，让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服务。
三、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经过共产党以及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一部分成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有机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虽然政治立场没有改变，却也逐渐从排斥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身份与作品的改造难免出现一些问题。
（一）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后的三大转化
1. 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社团、文化机构、宣讲活动等方式，重塑了延安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角色，一方面，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例如，陕北公学从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间共培养学员6000余人，其中约有3000人被发展入党；抗大在接收首批学员时，仅有党员530人，占总学员人数11%，但到毕业时就达到了71%。另一方面，共产党构建起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共识，使得延安知识分子抛弃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文人相轻”、“门户之见”的陋习，投身工农群众，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统一领导的整体，形成了一支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革命队伍。
2. 从传统知识分子到有机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类型的转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社会和群众实践，二是出产为群众服务的作品。例如，郝治平、陈慕华、丁雪松等人在回忆延安生活时，称与工农兄弟姐妹同吃住、共劳作。“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说明了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群众生活，放下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偏见。在作品上，延安的知识分子们，写作内容与对象开始走向实践，面向民众。以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马加的《间隔》，刘白羽的《陆康的歌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为代表，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了延安农民的封建、愚昧、麻木，而且抨击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弊端与落后。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文化基础。
3. 从排斥到逐渐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转化。这里指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有坚持中间道路的，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谭平山、章伯钧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筹划建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主张“平民政治”。这与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主张有一定出入，但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否定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在全民族抗日情绪的不断高涨以及共产党的感召下，由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联合组成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支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坚决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遗留的问题
1. 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同的不确定性。虽然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可以团结的力量给予了文件性的描述，但是在不同时期，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属性的复杂性和善变性，我党及党内不同人士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具有不确定性。如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凯丰起草的《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过分强调 “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碍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不可能彻底克服。”提出要同散布思想毒素、进行破坏活动的“保持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分子”、“敌人，反动派所派遣的奸细破坏分子”进行斗争。很显然，上述观点将毛泽东的《讲话》有关“文艺者为群众”的改造主题偏离。
2. 对知识分子文学作品的改造过于政治化。在“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框架下，不少文艺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多多少少变成了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尤其是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和其作品的“批评、教育、改造”中，也有不少偏激做法，文艺作品在普遍意义上简化为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的文本诠释，人性的底蕴彻底被革命叙事所淹没。例如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前》，丁玲等文人的杂文还在激烈地批判延安地区的问题以及暴露“黑暗”。她的《“三八节”有感》在延安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之后丁玲被在整顿三风中强烈打击。致使她写出了两篇表达政治立场的文章，一是《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二是《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随后她放下批评与暴露“黑暗”的杂文，改写出了《十八个》、《田保霖》、《袁广发》、《民间艺人李卜》等作品，这些作品多是以革命的立场来歌颂农民英雄反映工农生活，已经看不到丁玲个人情感的表露了。在《田保霖》得到毛泽东认可，被称为作家到群众中创造的好文章时，丁玲自己却说“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6] 这反映出了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出现的问题体现在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下降上，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政治色彩。从文学史角度来说，这些作品都没有很高的价值。
四、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的当代启示
当代全球文化竞争成为主流，文化领导权的掌握是确保国家文化竞争力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倾斜，重新吸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确立以及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的经验，巩固文化领导权地位，成为抵御西方多元文化侵蚀的必要方式。
（一）新时期加强知识分子“有机化”建设的重要性
1. 知识分子属性多元化与阶层固化。新时期知识分子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与角色回归的阶段，20 世纪90年代以来则是转型期的角色转换和角色意识的阶段。” [7] 这些转变离不开国家的政策，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90年代“知识分子使命论”、“科教兴国战略”，到新世纪“建立创新型国家”、“科学人才观”。可以看出知识分子越来越受重视，社会地位也明显提高。随着经济转型，市场多元，知识分子群出现了“分流”状况，学界对其分类也从传统走向多元，不仅有传统的政党行政类知识分子、教育型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型知识分子，还有适应市场经济而出现的自由职业型知识分子、公共型知识分子等。知识分子无法再用阶级观念界定，取而代之是知识分子阶层，然而这个阶层随着各自代表利益主体和立场不同，也逐渐走向多元化。一方面知识分子走向多元化，另一方面领导着中国文化的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群体明显走向了固化。作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先锋，文化创新的领导地位应该是不可动摇的，却在近年来收到了社会内外各界人士的诟病。第一，党的知识分子干部队伍，裙带关系严重，阶层固化，基层知识分子很难升迁，阶层之间流通渠道不畅；第二，是知识分子阶层形成渐渐与群众脱离，本应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演变成“干部不出去，群众进不来”的局面。一旦失去了文化的“先进性”与“群众性”，无产阶级文化的领导权地位就会受到动摇。这就迫切需要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改造，改变这种“不畅”与“固化”的现象，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从传统走向有机的改造经验恰恰可以为当今社会知识分子的改造提供借鉴。
2. “有机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机化”改造，在革命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群体，利用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达到意识形态上空前团结，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与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有机知识分子”作为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桥梁”有重要作用：首先，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话语先锋，他们的言论一方面代表了这个社会最先进的文化思想，一方面代表了群众呼声，是一个国家新文化的方向；其次，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力对一个社会乃至国家影响巨大。在关键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甚至会影响国家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命运。”[8]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社会各领域中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作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人民思想的改造者，首先要做到自身的“有机化”，才能承担起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重任，参与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因此，一方面利用、引导知识分子，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与使命，让他们继续为无产阶级服务，创造出更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另一方面引导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有机化，呼喊出人民群众的心声，满足他们的需要，是巩固文化领导权的基石。
（二）加强知识分子“有机化”建设的启示
1. 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也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在群众认同、接受、参与的基础上，自下而上自觉形成的“同意”的力量。它不仅代表一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更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最优秀的文化和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与话语权。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是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胜的关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领导权。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与大众媒体的发展，不仅造就了一批价值多元、个体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而且催生出一批以智力资源获取社会财富的新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这个群体的不断扩大，一方面为新时期的社会变革储备了足够多的智力资本，另一方面，个体价值观的取向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地位。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引导知识分子“有机化”，利用他们的智力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建设。
2. 培养中国共产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延安时期经验告诉我们，“有机知识分子”是新阶级在经济生产过程中，不断发展自身，同时通过实践改造而造就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除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更具批判性与公共性，与群众更是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存在是政党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是认可马克思主义，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其思想必定是最先进且符合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文化建设方向，其行为能相应地执行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职能。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会引起许多传统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解体，并动摇人们对传统权威的忠诚。”[9] 无论是延安时期的中国，还是经济改革深水期的中国，当面临“文化领导权”权威的挑战时，中国共产党一是要利用执政党优势，增强自身文化吸引力，接纳吸收更多知识分子；二是要积极改造这些知识分子，使他们“有机化”，其中也包括将传统知识分子整合到本阶级中以消除敌对，并使之为自己服务。
3. 建立“新知识界阶层”。和平年代国家政治职能退居幕后，发挥作用的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最关键的构成就是“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新阶层是在培养、改造中国共产党“有机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团结吸收利用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包容接纳不同立场不同政治观点，但是承认并认可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愿意站在人民立场上进行创作研究的知识分子们的新集体。这群知识分子以拥有先进知识、实践与批判精神的“有机知识分子”群体为代表，以一群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实践精神、人文精神的新型公民为基础，将会形成现代社会中的“中产阶层”。而这个阶层的不断扩大，不仅能巩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更是帮助中国更好地建立起“市民社会”，通过这个社会制订出一套新的行为准则、道德观念，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以统一强大的意识形态凝结国家权力，引导公民的思想和行为，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领导权的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有机知识分子”群体的建设。把握好“政党—知识分子—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新时期建立“新的知识界阶层”，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关键。这不仅要求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塑造出一批“有机知识分子”的精英，影响感召民众，壮大市民阶层，更需要对现有知识分子进行“有机化”改造，在综合考虑知识分子现状，塑造知识分子良好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使之与群众紧密联系，培养出新时期代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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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