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龙,性格刚烈,嫉恶如仇,骁勇善战,指挥若定,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同时,他又非常热爱部队文艺,非常关心文艺工作者。可以说,他是“文”“武”结合得最好的我党高级领导人之一。
亲手创建战斗剧社
贺龙是个职业军人,一生酷爱“战斗”二字。他指挥的部队创办的报刊叫《战斗报》、《战斗文艺》;组建的球队叫“战斗球队”;创办的文艺团体叫“战斗宣传队”、“战斗剧社”、“战斗文工团”、“战斗平剧社”。红军时期的战斗剧社是赫赫有名的,它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倾注了贺龙的大量心血。
战斗剧社的前身,是湘鄂西苏区的红军宣传队。1926年夏,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推荐由周逸群领导的宣传队,去贺龙领导的北伐军中开展工作。贺龙看到宣传队能激励士气、提高战斗力,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并全力支持他们的活动。贺龙称这支宣传队为 “北伐大炮队”,说他们“讲出的道理,像一颗颗大炮弹。有了这样的大炮队,何愁北洋军阀打不倒呢”。周逸群后来担任了中共湘鄂西前委书记,贺龙仍亲切地称他为“老队长”。从此,文艺情结伴随着贺龙戎马一生。
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在部队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贺龙回忆说:“宣传工作太重要了!要做好宣传工作,没有知识分子简直是不可能的。周逸群和贺锦斋这两支笔杆子,不但会写标语,写传单,而且会写诗歌、写戏剧呢!”后来因为王明路线对湘鄂西苏区的严重危害,红军中的政治机关被取消,宣传工作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对此,贺龙大为不解,非常气愤。1934年10月,湘鄂西的红二军团与湘赣的红六军团在贵州会师,部队的政治工作与宣传队活动才得以重新恢复。此时,贺龙非常高兴,说:“失散的孩子又找回来了,得好好养育他,再也不能失散了!”他亲自为宣传队命名叫“战斗宣传队”。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长征开始时,他用顺口溜的形式对宣传队作了专门动员,要求他们:走在前,做宣传,能唱歌,说快板,搞收容,筹粮款,做一名合格的战斗宣传员。一路上,宣传队宣传群众、书写标语、扩大红军、化妆演出、设鼓动棚、战场喊话等,做得十分出色。贺龙高兴地说:“娃娃们个个能战斗,干得不错,是合格的红军战士!”
红二、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后的第三天,贺龙决定扩大宣传队,从部队中选拔出几十个青年,送到李伯钊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工农剧社,请李伯钊帮助训练。在训练中,李伯钊在人力、物力上给战斗宣传队许多帮助,使这个宣传队成了“歌舞剧全面”的文艺演出团体。此时,贺龙看到四方面军有剧社,就决定把二方面军的战斗宣传队升格为战斗剧社。当时女演员奇缺,常常男扮女装演出,贺龙就让他的外甥女向仁黑加入剧社。后来,她牺牲在长征途中。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陕北会师后,贺龙又请中央红军人民剧社的危拱之给战斗剧社以帮助。按周恩来的指示,两个剧社联合演出,互相学习,共同提高。12月,战斗剧社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随周恩来、叶剑英进入延安,宣传群众,迎接党中央移驻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为一二0师,贺龙任师长。战斗剧社遂改为一二0师战斗剧社。贺龙特别重视剧社建设,首先抽调了一些有文化、有专长的干部充实剧社。同时从京津流亡学生和上海、重庆奔赴延安的青年中吸纳人才。剧社随贺龙东渡黄河后,活跃在晋西北、冀中、晋察冀、平西、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此间,根据贺龙的指示,战斗剧社派出文艺骨干,帮助旅一级部队单位组建了许多剧社。1941年秋,贺龙提出:部队文艺工作要面向连队,为士兵服务,深入群众,深入斗争第一线。战斗剧社立即组成战斗游击剧团,奔赴敌占区宣传抗日,产生了巨大影响。同年,在贺龙的关心下,又成立一二0师战斗平剧社和部队艺术学校。
1942年5月1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贺龙任司令员。他命令战斗剧社全部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适当进行一些演出。毛泽东在贺龙陪同下多次观看战斗剧社的演出,极为高兴。后来他给剧社写信称赞说:“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剧社人员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更加坚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43年春,剧社返回晋绥前线。
解放战争打响后,战斗剧社一部分骨干去东北搞电影,一部分人员协助晋绥地方政府创办西北艺术学校,同时配合形势编演戏剧。1949年7月,战斗剧社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为大会演出,受到一致好评。年底,战斗剧社随贺龙解放大西南的部队入川后,经贺龙同意,与二野文工团合编为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1953年冬,战斗文工团部分人员调入兰州军区文工团,仍叫战斗文工团,延续至今。大部分人员则分别编入总政文工团、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贺龙用30多年心血培育的战斗剧社的光荣传统,在新中国的文艺园地中延续着,发展着……
亲自海选文艺人才
贺龙重视部队文艺工作,时时注意发现人才,补充文艺队伍。1935年长征中,红二军团在贵州打了胜仗,举行祝捷大会,总指挥贺龙高兴地出席。司号员陈靖出场唱了一曲填新词的山歌:“走了一山又一山,肚皮走扁腿走酸。刀山火海难不倒,不见红军心不甘。”歌声一停,掌声雷动,陈靖急忙退场。这时,贺龙把他喊住,对宣传队长说:“把这个娃儿拉出来!留下,加入宣传队。我看他行!”果然,陈靖后来成为优秀的文艺宣传队员,还担任了二方面军剧团音乐分队的队长。
1936年7月,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联合召开庆祝大会。红四方面军的剧团在李伯钊的领导下,组织健全,人强马壮,节目丰富,演技高超。贺龙看了他们的演出,既佩服,又羡慕。他决定把二方面军的文艺宣传队改建为剧团。但宣传队员在长征中伤亡较大,只剩下七八个人了。于是贺龙亲自从部队和机关里海选文艺人员。他命令:被选中的人不能不去,单位不许不送。一天,他集合队伍,从队列第一名开始,依次开口唱几嗓子。唱什么都行,但不许不出声。一时间,广场上各种腔调迭出,人们笑得前仰后合,俨然是一场南腔北调的独唱比赛。贺龙听得很认真,遇到唱得好的,就喊“出列”。就这样,选出不少好苗子。队员一下子扩大到57人,组建了红二方面军剧团。剧团下分为三个分队:一分队为戏剧分队,二分队为音乐分队,三分队为舞蹈分队。
10月22日,红二、四方面军翻越六盘山,行进到古肖关前。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泽东,带领中央人民剧社前来作慰问演出。贺龙看了这些优秀节目,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搞一个这样的剧社!”周恩来听后说:“好嘛!叫你们宣传队跟我一起走,让危拱之社长帮助你们好好训练一下。”
贺龙高兴极了,他亲自出马,站在行进队伍的路旁,发现形象较好的,就命令出列。有个首长的警卫员也被选中,凑了40多个人,跟周恩来和危拱之去了中央所在地保安,学习培训。1937年1月,在他们学成之后,贺龙又从关中来信,叫他们一律回部队。这时,战斗剧社的演出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贺龙指示组建剧社平剧组时,也是运用海选的方法选拔演员的。
贺龙对文艺宣传队员的思想、业务、生活都十分关心。他不仅自己给队员们讲形势、谈思想,还请方面军的其他高级干部来讲课。长征途中,他心系队员的安危,曾派出部队寻找过草地时失散的队员。贺龙对剧社的业务学习也很重视。每次集中排练,他都要亲自前来观看,提出改进意见。他常对队员们说:“节目是你们的武器,演不好节目怎么战斗?”张平化、王恩茂都是当年贺龙麾下的文艺骨干。
严格把握文艺方向
贺龙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他把文艺工作看作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要求部队文艺根据战争的需要去创作和演出,内容必须健康,方向必须正确,能起到鼓舞斗志、宣传群众的作用。对于那些情调软绵绵的作品,或政治方向有错误的作品,他几次雷霆大发,严厉批评。
1942年初,延安出现了一些暴露延安、攻击党的干部和丑化工农兵的作品,产生了离心离德、涣散人心的恶劣影响。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方向有明显错误。贺龙看了,拍案怒吼:“我们的部队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你们却在延安吃饱了写鬼文章,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下去,我就要班师回朝了!”他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他的愤慨。此时,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也对这类作品提出批评。毛泽东为此于5月间,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专门解决文艺的方向问题。文艺座谈会结束后的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报告时,对于包括贺龙在内的许多同志的文艺批评意见作了充分肯定。他说:“有些同志对一些事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革命战士。虽然我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们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什么风不好,我们一嗅就嗅出来了。”
当时,丁玲发表了观点有错误的《“三八”节有感》。贺龙在一次有丁玲参加的高级干部会上,对她提出严厉批评。第二天,丁玲怀着敬意拜会贺龙,一则感谢对她的批评,二则解释一些误会,三则想再听听批评意见。贺龙十分高兴。第三天,贺龙特意回访丁玲,还在她那里吃了饭,谈得非常融洽。这充分体现了贺龙是非分明的政治品格。他认为错的,就提出批评;对于好的,则热情支持,诚心帮助作家找到正确方向。丁玲几十年后还说:我们之间的这种无私无间的同志关系,我是永远深深放在心里的。
1942年3月,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排了一组小戏,自认为是有创新的好戏,特请贺龙来观看,希望得到他的好评。可是刚演了几个小戏,只见贺龙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当场质问编导说:“你想干么哟!”原来这组《延安生活素描》,包括6个小戏,都是写延安阴暗面的,是当时“灰色”文艺思潮的产物。其中《多情的诗人》,写一个很有文采的女大学生到延安后,与一位长征老干部谈恋爱。老干部只问同意不同意结婚,别的不闻不问。新婚之夜,老干部只想睡觉;而女大学生却坐在窗前,欣赏皎洁的明月,赞叹“月光真美”。老干部则说:“美什么呀,像个烧饼;睡觉、睡觉!”贺龙对于这种嘲笑、讽刺老干部不懂感情、缺乏诗意的作品是不能容忍的。后来,这位编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时作了自我批评。
文艺人的知心朋友
贺龙没有高学历,20岁就步入行武,参加反袁斗争。此后一直在枪林弹雨中驰骋,但他由衷地喜欢文化人,关心文艺工作者,以至成了他们的真诚朋友。
1937年底,戏剧家欧阳山尊随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到山西前线慰问八路军的领导机关和部队。贺龙与演剧队畅谈对他们一些节目的意见,之后热情地说:“我们的部队非常需要文化娱乐,欢迎你们到一二0师去!”作家刘白羽则请贺龙讲讲“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贺龙满口答应,侃侃道来,热诚可鉴。他讲完之后,一跃下炕,向文艺家们挥手告别。半个多世纪后,欧阳山尊还动情地回忆说:我们和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他又是一位八路军的高级首长,但他平易近人、热情亲切的态度,使我们感到一见如故,毫不拘束。后来,贺龙终于把欧阳山尊调到一二0师战斗剧社担任社长。
1938年10月,贺龙在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常忙中抽闲与文学艺术家们交谈。在他的住处曾接受沙汀、何其芳和陈荒煤的访问,交谈极为欢畅、亲切。沙汀写出的散文《贺龙将军访问记》,记述了这次访问的美好印象。从此,他们与贺龙成了朋友。
这次访问后不久,何其芳、沙汀又跟随贺龙到晋西北岚县一二0师司令部,耳闻目睹了贺龙的将军风采,友谊进一步加深。1939年1月,贺龙又让两位作家跟他一起进入冀中,分配他们帮助编印《战斗报》和战地教材。他们经受了四五个月血与火的洗礼,目睹了军民并肩杀敌的威武场面后,带着大量创作素材,与贺龙依依惜别。
不久,延安电影团为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也来到晋西北一二0师。贺龙见他们都是靠两条腿走路,便主动为电影团配上几匹骏马,帮他们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民众剧团成立后,缺少服装道具。贺龙听说后,把战场缴获日寇的钢盔、皮靴、军刀、呢子大衣主动送去,供演出用。此后,团长柯仲平与贺龙友谊不断加深,在延安传为美谈。
贺龙是个非常爽直的人,他与文艺工作者交往,既有真诚的帮助和支持,也有严格的要求与批评。他发起火来令人生畏,但又让人感受到怒中有爱,挺舒服的。1947年,战斗剧社奉命开到山西临县参加土改。有人从延安带来消息,说党在东北要办电影训练班,以后要搞电影,愿意去的人可找贺龙。许多人都签名申请去东北,送给贺龙审批,但久未回音。大家推举严寄洲(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去兴县一二0师司令部催问。贺龙大发脾气,冲着严寄洲说:“你们的报告我看过了,乱弹琴!山西老百姓给你吃了这么多年小米、山药蛋,你们都要走,嫌这里穷,嫌这里苦是不是?你们全走了,剧社工作谁干?”严寄洲连忙说:“是,是。”不敢做任何解释。停了片刻,贺龙改用缓和的口气说:“你们想搞电影,好事嘛!可是现在都走了好吗?你明天就回去,告诉大家,我也喜欢电影,等太原一解放,咱们也成立西北电影公司啊!”严寄州畏惧的心情这时才放松下来,他笑着说:“好!好!”贺龙又把脸一板,说:“还笑,这次饶了你们。你回去对朱丹(副社长)说,好好准备新节目,迎接新胜利!”显然,贺龙是怕失掉这批宝贵人才才发火的。
1949年7月,战斗剧社奉命进京,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贺龙关怀备至,告诉剧社先“侦察”情况,了解人家演得怎么样,知己知彼。比得过就演,比不过就不演。后来,剧社满怀信心的演出了五幕歌剧《女英雄刘胡兰》和四幕话剧《九股山的英雄》,并获得巨大成功。贺龙非常高兴,设宴表彰全社同志,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这次演出,很受观众欢迎,这很好嘛!这个戏首先在政治上站住了脚,但是艺术上还很不够,还要向兄弟单位虚心学习。你们要求补充人员和物资,我同意。今天我把后勤部长请来,他是财神爷,让他拨给你们一些金条和白银,去买乐器、幕布、地毯,还可以请一些有艺术水平的专门人才。你们要求在北平招生,我已经和市长商量好了,批准你们在北平招收400名学员。”大家听了,深为感动,以久久不息的掌声表达对贺龙这位“知遇”领导的谢意。
贺龙每当与文艺工作者在一起时,心情特别轻松。他看演出常跑到后台与演员们聊几句,发现一句台词说错了,就对演员说“你们别想蒙我”;台上如有动作不合理,他常高声说“乱弹琴,要改”。他还把好烟送给演员做道具用,同时另加一根烟,说:“这支你先别吸,如果演不好,我可要收回哟!”与文艺工作者在一起,他一点司令员、首长的架子都没有,令人倍感亲切。
贺龙的以诚相见、热情帮助和坦诚批评,深深感动了文艺工作者。他们把贺龙既当成领导者,又当作长者和朋友,在文艺作品中称颂着。刘白羽、何其芳、沙汀、欧阳山尊、丁玲、范长江等,都写过有关贺龙的文章,说他最理解文艺工作者。
一次重要讲话
贺龙对文艺工作有系统、深刻的理性认识,对文艺作品有独到的见解。他与文艺工作者交往,经常直言自己对于文艺的意见。
1948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12周年,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5周年。这天,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邀集在延安的晋绥文艺工作者20余人,座谈对《群众文艺》杂志的意见;同时特邀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到会讲话。
贺龙在讲话中,首先肯定晋绥文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他说,边区剧团已达200多个,文化工作者创作了大批为群众喜爱的作品,帮助群众提高了觉悟。他深情地说:“你们生活很苦,到处奔波。有的同志为文化事业贡献了生命。你们是人民的好勤务员,你们的血汗与群众的血汗已经混合在一起了。”
贺龙也指出文化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领导对文化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没有在政治上、思想上给文化工作干部以更多的关心,提供更多便利条件,抽调更多干部做文化工作,造成现在文化队伍不大;领导上对文化工作的直接组织和督促检查不够,“这是很大的缺点”;关于戏剧方针,“主要是发展新的与改造旧的”,“我们并不排斥旧剧,我们演出它,是为了研究它、改造它,接受文化遗产。我们今后仍然是这个方针”。
贺龙还讲了新形势下文化工作的任务。他说:“现在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军打大胜仗,西北人民解放军也打得很好。枪杆子已经表现力量,枪杆子要求我们笔杆子也要表现力量,你们的担子是很重的。”“文化战线怎样组织起来,发挥力量,是现在很重大的问题。没有文化的部队是愚蠢的部队,不可能打胜仗的。”“文化工作必须为前线服务。”贺龙还预见:随着战争的胜利,新解放区的群众和知识分子、旧艺人,也需要你们帮助。全国解放后,要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们”。“为担负现在和未来的这个重担子,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贺龙希望现在就着手做以下工作:(一)培养文化干部,创办艺术学校。“准备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开到新区去。”(二)多写作品。过去我们反对关门写作,因为文化人对实际不了解。现在你们参加了土改,懂得了实际,“希望你们现在就关起窑洞门,几个月之内就写出一批小说、剧本、歌曲和诗等等能为战争、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来。(三)办更多报纸。(四)改造旧文化。对旧文化,应看作一种重要的遗产,有批判地接受它,改造它,利用它,向推陈出新方向努力。对旧剧本要组织力量审查,有毒的停演,有益的修改后多演,无害的可以公演。(五)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水平。“没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坚定的阶级立场与马列主义的方法,就不能做一个好的文化工作者。”
贺龙这篇讲话,高瞻远瞩,十分精辟,是一篇值得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