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已成功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研究重点。本文以陕西省为例，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人口红利与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城乡差异；边际报酬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17-2018（6）-0066-04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2007年以后GDP增长率呈现出下降趋势，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43852元，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13）》的标准，我国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调整二元经济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已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型，而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泰国等国家却因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基于历史经验的研究表明，要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必须要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就在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学者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中心问题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是实现落后的二元经济向发达的一元经济转换的中心问题，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占比越高，农业现代化程度越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便越明显。另外，实现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劳动力转移战略有赖于一个灵活公平的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通过统一劳动力市场，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和转移后顺利就业的三个主要障碍：妨碍流动和就业的制度安排、就业信息渠道堵塞、低质量劳动力与需求不匹配，过剩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平台便能向有需求的地方转移，从而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对于我国过去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是适龄劳动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给密切相关的，并把这种劳动力的优势称为“人口红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一个国家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迈进的时候，可以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物质投入来完成。在我国，由于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和第二、三产业高生产率并存，这导致了农村收入相比较城市而言更低，所以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转移。由于农村相对偏低生产效率，所以自然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这部分劳动力在农村属于剩余劳动力，而对于资本和技术相对充足、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城市来说，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便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分析
（一）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机制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比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国家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我国津京唐、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农村相对过剩的人口在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中，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扩大了内需市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城市部门来说，第二、三产业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存在，使得这些产业的发展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因此，劳动力相较于资本成了相对稀缺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多投入的劳动力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是正的。同时，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说，人口红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劳动力价格，降低了这些产业的发展成本，从而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价格，这些产业的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使得在出口中处于有利地位。
（二）人口红利作用的有限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我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相当数量的劳动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对于农村来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而劳动力的占比却较大，当土地等资源无法再增加时，每多投入一份劳动力，边际收益是不断下降的，在不进行劳动转移的情况下，会产生大量的资源浪费。同时，由于部分劳动力实际处于隐形失业状态，这便导致农村所实际承担的社会负担、抚养人口数量大于名义上的数量。所以农村的人口红利向城市的转移便为实现人口红利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短期来看，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问题。首先，供求市场的不匹配导致的人口红利作用发挥受限的现象长期存在。其次，劳动力预期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差距过大导致劳动力回流现象的发生。第三，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使得剩余劳动力依旧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城市剩余劳动力”，也增加了城市经济壓力。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状态，“人口红利”期只是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当这个阶段结束并到达“刘易斯拐点”时，“人口红利”的黄金期就会过去。当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成为稀缺资源而导致工资上升时，剩余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减弱。
三、实证分析
（一）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分析
为了研究城乡要素配置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首先测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本文采用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即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分析陕西省层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转化轨迹，考察期为1978-2015年。
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对比系数一般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而陕西省1978～2015年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波动范围是0.12～0.23。这足以表明，尽管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性的快速发展，但陕西省层面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从图1可见，1978～2015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6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趋于弱化，这一时期由于全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有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第二阶段是1987～2002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不断增大，这一阶段中改革的重点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农村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第三阶段是2003～2015年，二元经济结构强度逐渐弱化，这一阶段国家经济政策偏向于支持农业，推动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由于陕西省二元经济对比系数相对偏低，代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依然很大，虽然近几年该系数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数值依旧偏低。
（二）人口抚养比分析
人口红利是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提出的概念，常见的指标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老龄化率和人口抚养比，其中以人口抚养比为主，由于传统的人口抚养比假设：任何一个在同一时间抚养能力相同和一个人在任何时间点抚养能力相同，文中引入有效抚养比。其中，少儿人口数的定义为0～15岁的人数，劳动人口数的定义为16～64岁的人数，老年人口数定义为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
有效抚养比和人口抚养比相比较，以就业人口代替劳动年龄人口，相对较好地反映出抚养的真实情况。由图2可知，有效抚养和人口抚养比虽然一直处于波折状态，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国内研究对人口红利的认识存在有两种观点，一是人口红利随抚养比一直下降而存在；二是人口红利低于一定抚养比水平时而存在。有效抚养比代表了从事生产和制造状态的人口承担消费状态的人口的压力程度。以有效抚养比来看，从1990～2000年处于较为平稳状态；从2001～2010年处于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陕西省的人口红利期从2001年开始呈现，在2010年达到黄金时期，而在2011～2015年又有小幅度上升。
人口红利体现于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当人口数处于成年人口比例高时，便能够为社会经济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创造出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又可以作为新的资本再投入到生产之中，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在一定的技术水平等其他条件下，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当劳动力这种资源的投入超过一定数量后，再继续增加该项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再甚至会趋近于零。
（三）不同部门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及程度分析
模型一代表了总部门，模型二代表农业部门，模型三代表了非农部门。其中，GDP代表不同部门国内生产总值，A代表不同部门的技术水平，K代表不同部门的资本投入（固定资本投入总额），L代表不同部门的劳动力投入总额。
对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如表1：
由模型一看出，1990～2015年间陕西省的资本每变化1个百分点GDP变化0.2962个百分点，劳动力的每变化1个百分点GDP变化6.8323个百分点。由模型二看出，1990～2015年间陕西省的农业部门资本资本每变化1个百分点GDP变化0.2972个百分点，农业部门劳动力每变化1个百分点GDP变化0.9697个百分点。由模型三看出，1990～2015年间陕西省非农部门的资本每变化1个百分点GDP变化0.5628个百分点，非农部门劳动力每变化1个百分点GDP变化0.2743个百分点。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α和β的组合情况，分为3种类型：
（1）α+β>1，递增报酬型，在现有技术下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利的；
（2）α+β<1，递减报酬型，在现有技术下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不利的；
（3）α+β=1，不变报酬型，在现有技术下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无影响的。
根据模型测算结果可知，非农业部门现在处于递减报酬型，农业部门处于递增报酬型，可以得出现在农村的剩余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中，已经出现了相对过剩的情况，城市地区需要更好地发展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雇佣劳动力了。而对于农村地区来说，由于资本现在长时间的投入和人口大量向城市中转移，再多投入资金建设对于农村经济的促进已经不如追加劳动力所带来的收益大。
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相比城市的生产效率偏低，农村人口中劳动力的人口就会相对出现“剩余”现象，所以这部分人口所带来的“红利”向城市不斷地转移，城市中劳动力的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报酬已经开始小于农村地区劳动力增加带来边际报酬。对于城市地区而言，经济要继续的增长，所需要的更应该是资本的投入和技术的进步；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因为国家多年来对于农村地区的投入和资金建设以及农村人口长时间的向城市地区的转移，农村地区的发展更需要劳动力的投入。
四、政策建议
为了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使农村人口红利能够在不同区域之间得到更大的边际收益，以保证在人口红利尚未消失之前为各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效用，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仍然能够高速增长，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大教育投入
中国现阶段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是为了整体提高全民素质而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截至目前，我国已基本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少年文盲目标。我国应从以下方面提升教育投资：一是夯实基础教育，减少并最终取消各种名目的学校收费，通过减轻家庭教育负担来增加受教育人群，努力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使教育面更加广泛，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教育。二是强化素质教育，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最终培养出具有成功人格的人才。三是建设专业技术教育平台，针对我国各行各业所需要不同技能的专业人才，建立多种多样的专业技术培训方式，使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二）防止人才流失和劳动力市场平台建立
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高级人才流向外国，他们不仅带走了大量的资金，更造成大量的技术外流，这已经成为我国的一大重要损失。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应该为人才营造发展空间，建立一个稳定的劳动力供求市场，避免出现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同时出现又同时不能满足的现象。取消那些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使人才的流动不会因为客观条件无法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从而更好的发挥作用。
（三）转变经济结构
中国2014年三大产业的比重是第一产业占9.17%，第二产业占42.72%，第三产业占48.11%。可见我国GDP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总和依然高达一半以上，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却大不相同，美国三大产业比重为第一产业（1.3%），第二产业（18.4%），第三产（80.3%）。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继续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规模最大的产业部门。我国第二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其科技含量，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和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装备投资比重也将显著提高，将第二产业由高能耗高污染的态势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集约型产业。第三产业的繁荣与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能有效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可以有效扩大就业领域和就业人数，减少失业率，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四）区域间人口流动
在2005年提出三农问题后，国家全面支持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农村基础建设已经得到大幅度完善。城市地区由于处于相对的高收入状态，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经过这些年劳动力对于农村地区的稀缺性已经渐渐大于城市地区。伴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创业促就业贷款等政策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农村地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开始上升，边际劳动力对于农村经济建设的促进效果已经渐渐开始大于城市，现在农村人口红利再转移到城市中所创造的价值已经不如农村人口红利向农村地区所带来的收益更大。当这部分劳动力资源成功再向农村回流时，农村地区便能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各项资源发展经济建设，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加快，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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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succeeded in becoming a middle-income country. How to cross the “middle-income trap” has become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 Taking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regression model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in Shaanxi， and giv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middle income trap； demographic dividend； urban-rural difference； marginal remuneration
責任编辑、校对：仵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