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乡发展不协调，是新中国城乡二元制度、工业体系沿海布局以及东中西部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乡要协调发展，首先要发展产业，实现充分就业。目前中国实施的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以及户籍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等政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为实现农业人口的城镇化、市民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一带一路”倡仪的推进，带动了西北部地区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协调发展；城乡二元制度；城镇化；现代农业；振兴乡村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9 — 0107 — 03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然而，非均衡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由于自然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人口分布的非均衡性，再加上发展的历史机遇也是非均衡的，由此形成了城乡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我国东部是发达地区，中部是发展中地区，西部是欠发达地区。从整体上看，城市发达，乡村落后，这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链随着产业链、价值链流向发达的城市地区，这加剧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我们要通过补短板，使整个中国的发展协调起来。协调就是通过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包括市场的力量与非市场的力量、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结合，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一、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表现
首先，农村劳动力比重与农业GDP的比重的不协调，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大。中国经济，农业在GDP当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二、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大，但农业人口减少数量过缓。以2016年为例，我国城镇人口占57%，乡村人口占43%，农业占GDP的比重只有5%。中国农村人均耕地7亩，美国农场人均耕地2700亩，相差近40倍。所以，中国农业的蛋糕相对越来越小，而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不那么快，这样城乡收入差距就拉大了。
其次，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协调。按照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来看，当工业产值占到GDP40%-50%的阶段，人口的城镇化率应该达到60%-70%。我国的工业化快于城市化，而目前正在进入人工智能化阶段，可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将大量的人口留在了农村，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1%，这就出现了第二个不协调。
第三，城乡不协调，其实也是区域不协调。按照我国现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划分，2016年整个国家的城镇化率是57%，东部地区城镇化早已经超过65%，比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0年达到6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高。中部地区的城镇化率52%，西部地区只有39%，东部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东部城镇化率高，人口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带的超大型城市和大型城市，比如北上广深、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而中小城镇人口密度比较小。
第四，中国经济的主要重心都在東南部地区。与人口分布相对应，经济的主要产值、生产重心都在东南，96%在东南，只有4%在西北方向，地区差距大。东中西部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差值比较从城乡收入来看，东中西部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值最大的是东部和西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值在5000块钱以上。差值最小的是中部和西部，不到2000块钱。
二、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原因
导致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深层原因有两个，即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制度和东中西自然资源的禀赋差异，一个是制度的原因，另一个是自然的原因。解放前，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占GDP的比重是51%，工业21%，第三产业28%，城镇化率12%，也就是说80%的人在农村，人均GDP是39美元，这是当时的情况。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建立了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制度，主要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及其他制度，锁定了二元经济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了几辈人实业救国的梦想，实现了制造业大国的目标。2010年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中国世界贸易第一，2017年中国工业产值为美国的1.7倍。今天，我们废除了城乡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制度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旧的土地制度和相应的三农政策尚未彻底改变，阻碍城乡二元制度消除的樊篱依然存在。
三、农业科技的推广和生产力的提高将促进协调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走向现代化强国必须有强大、富裕、美丽的乡村。在新时代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要靠现代农业这个成长点发展，这就给乡村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当前的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补农业的“短板”，补农村的“洼地”，是推动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增长的动力。
（一）影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外部因素
首先，世界贸易低迷，外需下滑。在全球一体化条件下，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经济衰退，外部需求下滑，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8%到2007年达到14%的高峰。2007年之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近年来，一直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呈L型走势。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外向型经济，要通过贸易把产品卖出去。外需下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2015年中国出口贸易的两个大户：美国占18%，欧盟占16%，两家加起来将近34%。2017年以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明显下滑，对欧盟的出口也处于下行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缩小中美贸易的逆差，实际上是要压缩中国制造业向美国的出口。2018年，美国在加征500亿美元关税基础上，又增加2000亿关税，中美贸易战呈现白热化。我们每出口100万美元的货物，对就业拉动59人次，以此推算，中国2015年对美出口4101亿美元，拉动了2500万个就业岗位。
其次，全球贸易竞争激烈，对中国经济形成双向挤压。特朗普对奥巴马的所谓政治遗产都是不屑一顾的，但有一点特朗普没变，就是制造业本土化。特朗普实施减税政策，吸引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本土，还通过“互联网+”把互联网产业深入到制造业当中。同时德国大力实施“工业4.0”，实现工业过程的智能化。我国政府也出台政策，扶植中国的人工智能。5G、人工智能航天产业竞争白热化。目前，中国高端产业受到挤压，低端产业正在离开，劳动密集型产业被东南亚国家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容纳大量的农民工就业，支撑农民收入增长。低端产业的撤离，是对中国产业和就业的冲击。
其三，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在新常态下，这是需要中国政府关注一个重要影响。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我们的GDP在大清乾隆年间约占世界的32%，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当时是手工业、制造业大国，向英国等国家出口陶瓷、茶叶、生丝，英国向中国出口毛纺产品。就中英贸易来讲，中国是贸易顺差，而英国是贸易逆差。中国当年用金属货币——白银交易。从1760年到1789年这29年间，中英贸易中我们的顺差是554万两白银，英国作为贸易逆差国是不会任由事态延续的。所以英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用战争改变规则，解决贸易的逆差。
今天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国是贸易顺差，美国是贸易逆差。贸易顺差的长期存在会引起大量的地缘风险，因为它不能靠经济自身的力量解决，就会想别的办法去解决。中国的快速发展必然使守成的大国感到不如以前自在，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于是中美一边在摩擦，一边在谈判，一边在合作。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原产自中国的1102种产品总额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公然违背贸易规则，挑起贸易战，就很说明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地缘的风险会增加。中国发展的过程，已经历过多次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今后必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风险。
（二）影响经济协调发展的内部因素
从内部来说，中国处在产业结构转型阶段，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国际上，日本工业占GDP45%左右的时候，服务业开始兴起了。巴西工业占GDP45%左右时，服务业发展起来了，中国2013年第二产业占GDP的44%，第三产业占GDP的47%，服务业超过工业，出现了交叉点，亦面临中国内部发展的不确定性。
首先，需要跨过“中高收入陷阱”。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之后停滞不前，特别是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个现象：人均GDP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第二产业占比开始下降。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作为财富就业池，它的推动力开始下滑。中国也是这样，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没有达到60%，就业开始掉头了；人均GDP达到8200美元的中高收入阶段，工业就掉頭了；现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是服务业，服务业替代工业开始上去了。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是什么？工业化推动城镇化、高收入化，高收入化之后出现了老龄化。中国的城镇化是，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人均GDP尚未到达高收入水平就出现了老龄化，然而工业化开始进入服务化。
其次，未城镇化先老龄化，这可能无法支撑城镇化加速。我国城镇化还在57%左右时，人口就开始老龄化加速了。发达国家是城镇化率70%以后老龄化才开始双位数，中国到 2020年65岁的人口占比12%以上。我们是，未富先老，没到高收入阶段，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未城先老，城镇化率还没有达到70%的拐点，人口老龄化就开始了。，未富先服，人均GDP没达到1.2万美元支撑服务业的发展阶段，服务业就已经成为经济的主要动力了。世界各国服务业的比重，按2000年美元的不变价格计量，日本、英国、德国、美国都是在2000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服务业开始加速。按照同一标准，我国在人均GDP5千美元左右服务业就发展起来了，人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以服务业为主导了，这样服务业也可能因此发展后劲不足。
第三，农民工受素质制约，参与经济发展新动能就业概率较小。新动能就是新型业态，这已经成为财富的新源泉。高端制造、高端服务、新材料、工业化、工业生物产品，这些高端的产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农民工60%的人只有初中文化，大专水平的人很少。这种新型业态，使中国的城镇化率面临很大的挑战。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对就业造成极大的影响。有人预测，未来10年之内，很多产业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首当其冲的是工人、收银员、营业员、操作员、驾驶员、打字员、快递员和服务员。机器替代工人的趋势已经出现了，农民工将丧失许多工作岗位。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城乡协调发展、农民市民化形成了冲击。
目前，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需求不足，内部新技术革命挤压传统的就业空间，农民工转移就业池日趋变小，中国现时的城乡协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四、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推进城镇化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加速推进城镇化才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是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城乡协调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
（一）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年来，中国政府在区域治理上做了大量工作，推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又在西部建了经济开发区，虽然主要经济区分布的格局没有改变，不过有了可喜的现象：2007年以来，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快于东部，也快于中部，目前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区域差距在缩小，但是非均衡发展整体上没有根本改变。西部怎么才能赶上呢？目前的战略布局是：打造陆权工业化模式，推进“一带一路”产业价值链，培育新市场需求，带动西部地区发展。
（二）变革束缚城镇化的三农政策
我们的三农政策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现时的各项政策和措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机制，对于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其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的三农政策亦有诸多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制度上障碍，这个制度障碍的核心是现有的农村土地政策，这是中国三农政策的根本。然而，土地政策的变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没有战略上的远见卓识，没有一定的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不能轻举妄动的。
减少农民方能富裕农民，这已是达成社会共识的事情。规模化经营农业发展，这是摆脱中国三农问题困境的必由之路[1]。农村土地不能进入生产力要素市场进行合理流动，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束缚，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农民宅基地严禁城镇居民买卖，农民无论走多远都有一割舍不掉土地的牵挂，还纷繁复杂的农业补贴政策，无法使数亿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中国最大的担心是大量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由此将会引发社会的动荡。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不能担心问题的出现而阻碍社会的发展。
（三）建设小城镇农民变市民
解决三农问题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句看似合理的口号，但施行起来必要有先行条件，就是人口的相对积聚。没有适度的人口规模，公共服务均等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公共服务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内容，这需要大量政府财政投入。过去我们普九教育的推行，村村办小学，结果有的村办小学出现了老师比学生多的现象，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最后还是走了集中办学的道路。建设3——5万人的小城镇，这是许多国家摆脱农业落后局面所走的必经之路。
我们提出振兴乡村战略，不能把农民都留在农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要进入小城镇，而只能留下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发展现代农业，要把现代农业下移到县城、小城镇发展，现代农业包括农业生产、食品加工、商贸物流等，通过它的产城一体的发展，解决城镇、小城镇的空心化问题，为农民就地转移提供安居乐业的条件。打赢脱贫攻坚战，最终也是要将贫困农民转为市民方能取得脱贫坚战的最后胜利。
〔责任编辑：孙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