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不要放假”上的举棋不定，最能反映出校长们对于面前这份关于规范和“减负”的文件的犹豫和疑惑。他们吃不透今天的这个“规范令”，究竟是否会像以前一样走过场。是否也只是吹过的一阵风?
“放”与“不放”其实是一场博弈。是政府政策与基层学校的对策之间的博弈。按理说学校是依政策办事的，政府应为学校服务，政府与学校的目标与利益应该高度一致，但现在为什么在某些地方两者处在了对立面呢?
省级政府部门在积极推行“规范办学”及“素质教育”，但对学校有直接管理权的地方政府却有另一种标准，即把“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成绩及考核学校业绩的重要标准，要是哪个学校高考或中考成绩出众，地方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就会发“嘉奖令”。政府官员的寻访路线也很耐人寻味，一般是一把手官员到考试业绩最好的学校，二把手官员到二流学校，三把手官员到最薄弱的学校。政府官员的寻访路径就向社会告示了政府在关注什么，及政府评价学校的标准是什么。
这样，学校就会把学生的成绩和学校升学率作为自己最大、最主要的价值追求。而以目前的考试形式，采用大量记忆练习、延长教学时间有很大优势，如果自己学校放了假而其他学校没有放，这样不在同一规则下竞争，吃亏的是那些老老实实执行政策的学校。当规范执行政策的学校所获得的利益及声誉不及违规办学的学校来的多或高时，其政策就难于推行。
同时，一个政策或制度是否能顺利推行，还要受几个因素影响。
一是主管部门的认识及执行能力。如省教育厅积极推行，但到市区主管部门认识发生了偏差，对违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那么这样的政策将基本属“走过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力。
二是群众基础。群体性意见将会左右政策的走向，很多事实已证明了这点，如江苏高考模式的不断调整。去年暑假我们没有给学生集体补课，结果家长对学校的意见很大，说这是我们对孩子的不负责任，有的家长甚至打电话向教育局投诉。这给我们学校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规范令”实施后，学校在给孩子减负，但家长却利用假期给孩子上各种补习班，不断在给孩子“增负”。现在学校真的双休日不补课了，社会各类补习班必会“成灾”，这个问题不预先解决好，不但学生的学业负担没有减轻，孩子的补课费又成了家长新的负担。一段时间后，群众会质疑政府原有的政策。民意是制度执行的社会基础。所以，制度的推行需要群众的支持。要得到群众的支持，就需要重视“规范令”后衍生的一些问题。
三是配套措施。高速汽车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磁悬浮列车是行驶在磁悬浮轨道上的。制度的实施也应有相关配套的制度实施环境。这样的制度实施环境，包括高考制度的改革，录取制度的改革，也包括政府对学校及校长的评价体系和标准等。《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加快建立全省统一的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网络管理平台。加快高考招生社会化改革步伐，尽快推行网上报名，高考成绩幽招生考试机构直接发放给考生本人。这些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校的升学压力。
这样的配套措施，还包括为制度实施制定的细则，具体可操作的标准，及制度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对策等。如对寄宿制学校来讲，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寄宿学生管理的问题。人数众多的寄宿生必然需要统一管理，但如果统一到教室，则有可能被视为“组织学生集体补课”。学校就处在“放”也不好；“不放”也不好的尴尬境地。因而，政府对类似问题还需要再进行明确。
“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全面推行素质教育”，需要下“专项整治”、“行政问责”、“强化监督”、“社会曝光”等暴风骤雨式的“猛药”，更需要具有长效意义的配套制度的改革及良好的理性的群众基础。只有这样，“要不要放假”才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