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现代新儒学，经过薪火相传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第三代新儒家，这些人都有解放初期留学的经历，他们宣称，要迎接西方“后现代化”的挑战，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适应世界迅速变化的新形势，正确对待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的关系，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发展，使儒学真正走向世界。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近代儒学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闽台地区开始的实践型新儒学；另一条是他们继承前两代的理论型新儒学。
关键词：第三代新儒家；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实践型新儒学；理论型新儒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3-0040-08
现代新儒学产生于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一代学者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都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第二代学者唐君毅与牟宗三的思想成熟于50年代至60年代，至70年代形成了各自的思想体系。1978年唐君毅逝世后，港台学术界曾发表悼念文章近百篇，有人认为，“该是新儒家的时候了”。1982年在夏威夷举行的国际朱子讨论会、1983年在多伦多举行的国际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曾讨论唐、牟的新儒家哲学思想。
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新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时期，一批宣扬“新儒学”的中青年学者登上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舞台，他们出自于唐、牟或钱穆的门下，一些人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在港台和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有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蔡仁厚等。他们宣称要迎接西方“后现代化”的挑战，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理想，必须适应当今世界迅速变化的新形势，正确对待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的关系，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发展，一方面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求人性价值之源，一方面吸取当代西方哲学的最新成果，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使其真正地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新贡献。
一、对前两代新儒家的理论总结
第三代新儒家学者，如香港的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都曾在美国的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们与大陆学者的交往也比较频繁，成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积极推动者。这使得他们能够以比较超脱的立场和相对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前两代新儒家。
第三代新儒家学者大都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又对西方文化的优长和缺失有比较深切的体验。这些都决定了他们拥有更开放的心灵，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去思考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力求在思想上达到新的境界。例如，刘述先对传统儒学有一定程度的批判，不隐晦儒家的缺点和阴暗面，敢于承认“传统中国文化的主调的确是后顾的”，“儒家的理想人格和现代化所提倡的企业家开创性心灵有明显的冲突”[1]41，44。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儒反传统相比，他的评价比较客观，不像牟宗三等人动辄骂“庶孽无知”，“丧心病狂”。刘述先认为，“五四”只看到传统的缺陷，自有其偏颇之处，但“五四”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在“大方向并无差错”[1]74。这种客观的态度，也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第三代新儒家虽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但却不像牟宗三那样称之为“魔道”，而是主张区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历史科学理论的层面和作为政治意识的层面，认为对前者不能完全否定。这些都说明第三代新儒家的眼光和胸襟超过了他们的前辈，用这种开放的心态去研究历史和现实，就有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比前两代新儒家更大的成就。
刘述先认为，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内圣之学方面及在建立人的终极关怀方面有很大贡献，“可是没有一位新儒家提出过一套适合于现代的政治社会的构想”[2]。“当前新儒家所亟需要的是在与传统的典章制度以及渣滓解纽之后，参照西方的经验，配合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体制与其核心的仁（人）道创造的思想相配合”。而把具体制度建设的任务交给“有政治、经济、社会专长的学者”去完成[3]。这种设想表明第三代新儒家仍然是当代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者。
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步入“后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各种思潮日新月异。这也使第三代新儒家对唐、牟等人那种援佛入儒汇通西方文学的方法表示不满，大有落后于时代的感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运用了哲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等西方最流行的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进行解析和重新诠释，主张将儒家“仁心”的托付与生生不已的精神贯注在现代科学人文成果之内，赋予其全新的内容，真正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发展，创造出新时代的儒家哲学，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二、从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元论到工具理性
理智与直觉的关系曾经是两代新儒家划分哲学与科学和中西文化差别的重要依据。牟宗三在评论五四时代自由主义西化派时指出，胡适等人由情感的“科学唯一”转到理智的“科学唯一”，遂把科学的“理智分析性”与科学的“事实一层论”从科学本身提出来拓展为言论行事的普遍态度，笼罩态度，这就成为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元论（人心主体不只是理智这一面），泛科学、泛事实、泛理智的态度。这个态度，其后果之坏无以复加。最大的害处就是抹杀意义与价值，只知物、不知人。人为什么应该“孝”？这是经不起理智的疑问与分析的。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对象，这是不能平铺而为具体事实的。因此，必须懂得科学的限度与范围。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须有一个“价值世界”、“意义的世界”，这就是道德宗教的根源[4]。牟宗三还认为，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元论之所以从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原因是一些人看不起中国文化，轻视中国学术，阻碍中国文化的人性觉醒和仁义之心学问的继续发扬。这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批评，包含着要区别科学与哲学的观点，但他所谓“哲学”仍然是儒家那种人生价值的学问。作出这种回应是由于他感受到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仅局限于港台地区，其眼界还没有全面地扩展到全世界，未能观察到西方“后现代化”社会所出现的种种矛盾。正如第三代新儒家成中英所指出的那样“并没有与西方面对面亲身缠斗奋战的持久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