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兰雅（John Frye r），1839年8月6日出生于英国肯得郡海得城一个牧师之家，少年时代便向往中国。1861年自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毕业后，便接受了英国圣公会的派遣，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到该会所属的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校长。而后在中国历任北京同文馆教习、上海英华学堂校长、江南制造局译员等。1896年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聘请出任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但仍坚持为江南制造局译书，并且捐资在中国创办盲童学校。1928年，傅兰雅在送走儿子傅步兰到上海开办第二所盲女学校后不久，逝世于美国寓所。
作为新教传教士的傅兰雅来华35年，和其他传教士相比，他是传教色彩最淡的。傅兰雅执着为中国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在这方面，无论是当时的来华西方人士或是中国本土学者都难有人望其项背。在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史册上，傅兰雅以其上述特点显然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一. 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翻译西方先进科学著述
傅兰雅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和江南制造局联系在一起。1865年江南制造局成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1867年曾国藩派他的幕僚徐寿、华蘅芳等到江南制造局负责把西洋的科技与工程方面的书籍刊物译成中文。但这批中国知识分子要将英文科技图书刊物直接翻译成中文有一定困难，于是徐寿等向曾国藩建议设立翻译馆，经同意后决定在江南制造局内成立，并聘请西洋人到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傅兰雅辞去英华学堂校长职务，正式被清政府聘为全职译员。年薪白银八百两。“1867年冬，江南制造局正式开始附设翻译馆，翻译印行欧洲自然科学图书，对于传播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起了一定的作用。外籍翻译人员中，旅华时间最久、汉学造诣最深、编译图书最多的首推英籍教士傅兰雅。”{1}
1868年5月底，傅兰雅正式受聘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全职译员，1872年，并被清政府授予三品官衔。在进入翻译馆工作之后，傅兰雅便全力倾注于向中国介绍西方科技知识，这些在他写给叔父的信中有反映：“我现在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专为中国政府翻译科学技术书籍。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我立即开始学习和翻译三个专题，上午翻译关于煤和采掘煤的实用知识，下午钻研化学，到晚上则钻研声学”{2}。该段时期的翻译计划与引进科学知识和开发新式工矿企业的需要是密切配合的。据当今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看，翻译馆翻译的西书，其质量超过了随后半个世纪期间中国翻译的所有西方著作{3}。也远比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欧耶酥会士向明末清初的中国介绍的西洋技艺高明的多，在影响方面也远比十六十七世纪广泛。
该时期先后在翻译馆供职的翻译人员还有伟烈亚力、金楷理、林乐知等，但傅兰雅一直是最主要的口译者，这点由下表可以看出:
傅兰雅注重全方位的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知识而不仅仅局限于军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他与徐寿翻译的《化学鉴原》是最早的无机化学译著之一，他翻译的《法律医学》更是中国最早的法医学译著。
在翻译西方科技书的过程中，科学名词的中文译法完全是创举。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许多专业名词中，有许多是傅兰雅和其中国同事在翻译过程中反复推敲陆续确定下来的。例如他与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就基本确立了化学元素翻译时的命名原则。傅兰雅曾谈及翻译时的艰辛：“将所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己明，则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之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5}傅兰雅还借益智书会制定统一科学术语译名的计划，把江南制造局积累的几部中英及英中对照的科技词汇工具书出版，这为后来汉语技术语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由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的《佐治刍言》。《佐治刍言》的英文底本，是英国人钱伯斯兄弟（W.& R.Chambers）编辑的教育丛书的一种，名为“Political Economy”，即政治经济学，1852年出版。在中国于1885年首次出版（译者略有删改）。该书共分三卷，31章，418节。章有标题，节无标题，每自然段为一节。前13章主要论述有关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作者认为，各国政治制度皆有一定传统，当逐渐改进，不宜剧变。各国法律皆从风俗中斟酌而出，并由历代积渐而成，能保护人民。国家之责任，在维护秩序，办理外交，兴办公共事业，振兴文教。其余各事，如贸易、制造等，当由民间自理，国家不必与闻。后18章主要论述经济问题。作者认为，劳动（人工）是价值的来源，分工能提高效率，机器能增进人的福利。各国当鼓励通商，不应禁止货物进出口，也不该征以重税，如此方于国家及人民有利{6}。《佐治刍言》是戊戌变法以前介绍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最为系统的一部书，出版后多次重印，在晚清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云：“《佐治刍言》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源，论政治最通之书。”章太炎读此书时，如醉如痴，大为叹服，自称“魂精泄横，慹然似非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多次谈到自己阅读该书的感想{7}。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凡二十八年。他和他的中国同事合作翻译的书共一百五十部，合一千卷。这些科技书虽使用范围有些局限在广方言馆和制造局机器学校的学生学习方面，外界购买阅读者较少，但就其科技价值及对近代中国之影响而言在中国仍是空前的{8}。
二. 致力于科学传播与普及
傅兰雅在发现江南制造局的大批译著使用率不高之后，决定采取三项措施，即开办格致书院，建立格致书室和编辑发行《格致汇编》。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格致书院于1876年正式开放，傅兰雅为书院监督，徐寿任主管。1884年徐寿去世后，由王韬继任。格致书院还举办定期科学讲座。傅兰雅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说，希望将其建成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中心。1885年，傅兰雅出资在上海开办格致书室，这是家专营科技书刊的书店，“是多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麦加”{9}。1876年，傅兰雅自编、自译和自己出钱付印《格致汇编》。这是第一份完全以科技知识为内容的中文期刊。该刊连续办了八年，在清末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这些都是傅兰雅面向中国普通民众普及西方科技知识所做的努力，而且由于译著的广泛传播，对当时出现的一批改革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康有为、谭嗣同等。
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The School and Text Series Committee）主持为在华教会学校编写教科书，聘请傅兰雅为董事兼初级教材主编（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中国始有“教科书”之名{10}。
傅兰雅认为中国社会有“三弊”：鸦片、 缠足和时文。他痛恨抽鸦片和缠足，并认为时文是“浪费时间、思想和精力”。1895年，傅兰雅发布公告，针对他眼中的中国社会“三弊”举办一次新小说大众竞赛，抨击并提出救治办法。他开始呼吁彻底废除时文。他对新小说的呼唤比梁启超要早了七年。
三. 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
在担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期间，该校董事会一部分董事向傅兰雅施加压力，强迫他向学生灌输宗教。傅兰雅虽是宗教信徒，但他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力主以教授中国学生英语为主，不对未成年的在校中国学生进行宗教灌输。英华学堂也是第一所提倡教授中国学生英文的在华教会学校{11}。
1896年，傅兰雅应加利福尼亚大学聘请，出任该校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以便培养一批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高级人才来进一步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在1896年到1909年，他仍在繁忙的教学任务之余，为江南制造局翻译了14本书，平均一年一本。
1911年，傅兰雅以私人名义捐出六万两银子，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开办了上海盲童学校。这是我国特殊教育史上第一所由美国大学教授创办的盲校。为广泛募集办学资金，该校曾成立阵容强大的校董会，例如黄炎培、王正廷等，均为该校董事。傅兰雅还为盲童教育编译了《教育瞽人理论法》一书，由上海时中书局出版{12}。傅兰雅除捐出巨额款项帮助中国的盲童教育外，还命他儿子在美国专门学习盲童教育，然后前往中国开办盲童学校，这在黄炎培先生的自传中也有记载。
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主导的科学输入，被称为“科学启蒙第一期”，晚清洋务派官员领导下的西方科技引进运动，是第二期。正是有以傅兰雅为代表的忠于学问的第一期的人，才为后来的第二期科技引进以及后来的向西方学习的行动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洋务运动时期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傅兰雅的贡献有目共睹。和近代多数来华传教士相比，不尚传教、不直接为维护西方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利益服务，却专门致力于向中国译述和推广西方科学知识的傅兰雅也只能象凤毛麟角，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中国人真正的朋友。
注释：
{1} 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8}、{9}、{12}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10} 张大卫：《傅兰雅-传科技之火於华夏的普罗米修斯》，。
{4}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格致汇编》，上海，1880年。
{6}、{7}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译：《佐治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1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