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秋，我第一次去木里大寺。尽管一早从县城出发——山中的路总是萦绕着高山缓慢盘旋——抵达桃巴乡的时候已近傍晚时分。斜射的阳光照耀着苍黛的群山，蜿蜒的山脉把人的视线延伸到辽远的地方。极目远眺，手中的相机已无法把远山拍得清晰。随我从大寺里出来的年轻喇嘛眯缝着双眼，静静地站在那里，不言不语。稍后，他的师傅也出来与他并肩站在一起。两个身着绛红藏袍的喇嘛，被夕阳的余晖勾勒出高大的剪影，给人一种比万年还要久远的印象。
类似的意象在凉山很容易遇见：飘雪的雾霭中，灿烂的阳光下，披裹“擦尔瓦”的彝人，成群的牛羊或翻山越岭或返回家园，起伏的山峦一直是人的背景……这样的场景，就像记忆中曾经一遍遍观看的某部电影一样。
凉山不只是一座山
凉山不是一座山，是一列一列的山，也是四川省一个彝族自治州的名称。凉山在四川地图的西南部，与云南一江之隔。它的面积有6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比利时，更比一个丹麦，或者瑞士、荷兰都还要大。
作为一个漫游者，我生长在凉山，在群山之间的各个角落进进出出，并对由无数高山构成的大地，以及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流域有着不可名狀的归属感。当江河之水连同江河切割的山川，从中国的第三级阶梯向第二级跌落时，形成了无比壮阔的景观。地形图上东面的浅绿与西面的褐黄对应着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几乎就是中国地形的缩影，四川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也在这里得到集中呈现。
人文地理从来都与自然地理紧密相关，复杂多变的地理常常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所构成的多姿多态的文化。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彝族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与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某些古代民族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谋远，以其著作《彝族史要》曾引起民族史学界高度关注。他认为：“彝族来源于国内土生土长的远古氏族、部落，既可找出向当代彝族转化的直接族源，也可追溯出最早的远祖先世在炎黄时代就存在了。彝族先民与分布于中国四川旄牛徼外以黄帝为始祖的蜀山氏后裔早期蜀人、以古东夷颛顼族为祖先的昆夷以及与炎帝为始祖的楚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彝族起源的远古氏族、部落，与当代彝族和其他一些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很复杂。”
除了彝族，凉山州世居民族还有汉族、藏族、回族、傈僳族、布依族等十余个。生活的五彩斑斓，是这块大地厚重的底色。就如高山之巅、蓝天之上的云朵，大地上的人们跟着山转，沿着水走，有时在山上，有时在水边，一直走到一切都遥远得变成了神话。
于我而言，民间流行的野性的山歌，或者诠释山川风物的传说神话，仿佛因为离天太近而趋向神秘的灵性，甚至一座高山、一块石头、一只飞鸟、一片树林、一阵风儿，都可以变成奇妙的精灵。
那些在崎岖的道路上步行的、赶马的、乘车的人，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只是在用脚、更用心在凉山这片山的波涛中生存。山里的人，明白“山那边还是山”的道理。当然，大山里无数的道路会留下他们的脚印，日久天长，便慢慢积淀成为了民族内涵的一部分。
在“集体猎奇”中定格
成为记者以后，把最近二三十年刊出的凉山影像（包括必要的文字）作品有意地进行整体考量时，我这个“身在此山”的凉山人突然产生了一种疑惑——这是彝族人聚居并赖以生存的凉山吗？
近些年，凉山几乎成为摄影者拍摄理想作品的天堂。但在人们热衷于讨论所谓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我们期待的跨越地区、跨越民族、充满人文关怀的优秀作品却并不多见，而极端的例子则比比皆是，有些人甚至编造了诸如“教师扑俯为桥，让学生踏身渡河”的虚假影像。大量有关凉山彝族肮脏、恍惚、诡异的影像，充斥着太多的猎奇打量，与一些呈现“蓝天之高远、阳光之灿烂、服饰之艳丽、山川之险峻”的凉山美景图片对比，仿佛来自两个迥异的世界——到底哪个凉山是更真实的呢？
如此分野的观看显现的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摄影家如何站在跨文化的视角，超越自身所在族群单一局部的生命经验，对人类一种普遍化的存在现实，作出一种更为复杂的观察的问题，而这样的观察视域，有可能为我们打开更多的思考向度。
“一张照片首先不仅是一个影像，不仅是对现实的一次解释，而且是一条痕迹，直接从现实拓印下来，像一道脚印或一张死人的面膜。”美国人苏珊·桑塔格是一位享誉全球的公共知识分子，她在经典著作《论摄影》中出人意料地把摄影当作现代文化现象作出了抽丝剥茧般的论述。在书中，我再次读到了桑塔格那颗“公众的良心”，她对摄影既喜爱又痛恨，既褒奖又贬斥。桑塔格从三个方面来认识摄影的价值：作为记忆的一部分，替代性地拥有了一个珍爱的人或物；作为信息的获取手段，将现实世界的碎片充填到一份漫无止境的档案材料当中去；通过照片还与事件形成了一种消费关系。她深刻地揭示出：“在现代社会，相机制造的影像是我们接触我们没有直接经验的现实的主要手段。我们被预期要接受和记住我们对之没有直接经验事物的数目无限的影像。相机为我们定义我们认作‘真实’的东西——而且它继续把真实的边界向前推进。摄影师如果暴露他们自己的隐蔽的真相，或暴露观者居住地临近或远方的社会中未被充分报道的社会冲突，则他就会特别受赞赏。”因而，她得出这样的结论：“摄影首先是一种观看方式。它不是观看本身。”摄影“它必然是‘现代’的观看方式——以先入之见偏袒各种发现和创新计划”。
西学东渐。当摄影开始真正经中国人的手传播时，不仅存在一个新视觉经验建立的问题，而且还存在一个本土视觉经验逐渐被转向的问题。而在这个转向与建立的过程中，东西融合是一个主要趋势。以此为背景，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纪实摄影大师庄学本的照片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摄影观看方式，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本土视觉现代性图像文本。
我至今还记得2002年的春天，第一次看到庄学本有关凉山摄影作品时，心中的无尽感慨。《凉山昭觉城》《彝族大堡子》《彝族婚姻》《彝族丧事》《奴隶主妇女出门》……我被拍摄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图像，更被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芒的摄影大师深深震撼。
与庄学本的“真诚面对”有所差异的是，中国开埠以来，西方学者、探险家镜头里的中国影像，如已逝的学者萧亮中所言，“因为记录过程是一种单维指向而非双向互动的拍摄行为，但这却是民族志摄影中一个极其常见的通病”。事实上，无论方苏雅镜头下的凉山彝人，还是约瑟夫·洛克拍摄的木里藏人和泸沽湖摩梭人，都不乏眼神呆滞、动作僵硬者，摆布和安排的痕迹显而易见。
“画面上的人物通常是定格和静止的，被记录的瞬间能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当地人真实的生活是值得质疑和研究的。”我们看到，包括早期大多数中国纪实摄影家的影像采集，无不有意地对底层民众生活中极端贫弱苦难的一面进行强化、放大，這让那些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在影像当中变成一种“非我族类”，他们的生存现实成为一种非常态化的奇观，这也让我们对这类影像的观看变成了一种合谋的集体猎奇和窥视。
就地缘而言，凉山因为地处西南一隅，山高水长，离大大小小的都市实在太远。更何况，在凉山以彝族为主体的包括其他各少数民族，历史时空中“一步千年”的生活形态，仍遗留有非常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承。不难理解，这样的现实很自然地给摄影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和“创作空间”。
还摄影良知与尊严
如果了解摄影作品及影像文化在西方社会中持续、广泛而深层的影响，我们就会懂得摄影的重要性，更何况如今我们生活在影像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摄影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致使人类的观看、思考、解读与言说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变化在今日的重要性，有甚于传统绘画、文学、戏剧曾经有过的重要性。
摄影无所不在。摄影影响我们的方式是它从深处改变我们，以至我们觉察不到这种改变。连摄影亦难自我确认：它始终无法定位的性质、持续更新的科技，及其不断扩增的应用范围，使摄影的触及点与涵盖面远远超越传统艺术门类曾经能够涉及或无法涉及的领域，并越出摄影自身，而成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新闻学、心理学、图像学、现象学等学科中不可或缺的课题。
在这样的意义上，有关一个地域的影像，组构为立体的图景呈现。影像凉山在“摄影文化”的层面，理应获得更多“持续的注视”，而不只是惊鸿一瞥。
在这样的意义上，摄影家黎朗的彝人系列，尤其值得称道。他自1993年开始持续深入凉山彝族人生活的世界，以纪实和抒情并用的手法拍摄当地彝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及其生存环境，其作品不仅反映了彝人平凡而有尊严的一面，更体现了摄影家对于人性的强烈关注和深沉情感。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作品涉及爱、同情、悲悯、感动……该摄影系列1998年才能够荣获美国琼斯母亲国际报道摄影最高奖。
从拍摄主题以及手法来看，黎朗摄影所传达出来的精神气质往往会令研究者的思考超越所谓纪实摄影的边界，进入艺术的，抑或是社会的、观念的摄影层面。在《彝人的土地》系列里，作者从抒情诗人般的角度出发来表现他们，贫穷艰苦的彝人生活在照片中呈现出一种朴素悠然的画面，彝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便是那些触目所及的贫瘠，也与自然显得天然不可分。
如果不是纯粹地为了好玩，摄影就可以上升为一种文化活动甚至重要的人类活动。作为有良知、有眼界、冷静而理性的摄影家，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能够直面生活的现实，还应以画面体现一种关怀、善良与爱惜的情感和精神取向，从而赋予照片更深刻的内涵和更深远的意义。
（作者系《凉山日报》副总编辑、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