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回顾雾社事件，并简要归纳总结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及内地对雾社事件研究的几个阶段，以三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简要分析其中存在的两个分歧。
关键词： 雾社事件 赛德克 台湾地区
2012年，一部筹备长达12年的史诗巨片走进了观众的视线，这部电影在台湾地区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它用细腻的镜头和厚重的文化感讲述了台湾赛德克族人一段深入骨髓的历史。这部电影便是魏德圣导演执导的《赛德克·巴莱》，讲述了于1930年发生的雾社事件。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台湾被割给日本，由此开始了台湾的日治时代。雾社位于台湾中部的高山上，“若以雾社为据点便可轻易联结附近之地，因雾社乃横越中央山脉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特殊，东西控濁水溪与眉溪；南北据山势咽喉，是进出此区域之门户”。[1]为了获得更有利的统治环境和山中丰富的资源，日本于1907年进行理番五年计划，经过两次理番五年计划，山中的番民已经基本无力反抗。日本逐渐在各族群中建起驻在所、教育所、疗养所等，打破了各个族群原有生活，使原住民们受支配于日本人。1930年，被称为“番地的模范”的雾社爆发了雾社事变，雾社中的六个社参加了这次的出草。“雾社分室所管辖的原住民分为四大部族：德路固群、道泽群、雾社群、万大群，前三群属于赛德克族，万大群属泰雅族。各群由若干社组成，雾社群共十一社（原本有十二社，但在起事的时已减为十一社），一起举事的有六社：Mehebu、Truwan、Gungu、Drodux、Suku和Boarung；Mehebu（马赫坡）社即是带头的一社”。[2]他们将出草的日子定在了10月27日，因为雾社公小学每年都会在这天举行联合运动会，而在这一天将会有不少日本官吏出席。凌晨，大出草已经开始，六个社分别行动，首先切断周边驻所与雾社分室的联系，掠取警队的武器，于运动会开始之时集中猎杀所有日本人。日方得知雾社大出草之后，立即派遣军队进入雾社平定叛乱，最终控制了局面并捕杀了大量的赛德克人。“据事后统计，各地日方死亡人数总共139人（男86名，女53名）。起事的雾社六社，战死、自杀、病死和烧死共644名，内男332名，女312名；六社总人口1234名，减少一半以上。”[3]第一次雾社事件看似平息后，次年4月，第二次雾社事件爆发，道泽群为了报复雾社群而出草，造成雾社群人口的再次锐减。第二次雾社事变，后来学者基本上认为是日本殖民者政治操控的结果，以实现对雾社族人的打击报复。经过雾社事变后，日本加强了对原住民的统治，原本居住在雾社的雾社群族人被迫迁徙到川中岛。
最早开始对雾社事件进行调查研究的是日本官方，之后是台湾本地人，中国内地对雾社事件的研究比较缺乏，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以“雾社”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截止到2012年3月仅有13篇相关文章发表。
林文德先生在其硕士论文《雾社事件影响赛德克三群间族群关系研究》中做过统计。雾社事件发生后，日本官方立即派出人员到雾社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并于1930年11月28日提出《雾社蕃骚扰事件调查复命书》，而后官方不同部门亦对此作出总结反思，主要调查研究结果有《雾社事件志》、《关于雾社事件的概要说明书》等，其中《雾社事件志》对后来台湾、中国内地的雾社事件研究影响颇深。[4]周婉窈教授在文章《试论战后台湾关于雾社事件的诠释》中论述了台湾对雾社事件研究的几个阶段，台湾本地人对雾社事件的研究经历了以日语写作及日方文献为主的研究阶段、战后的过渡阶段、以田野调查及中文写作为主的研究阶段。如今，随着台湾对雾社事件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赛德克族人通过文字著作从赛德克文化和精神方面对此事件进行讲述。正如旅日台湾学者戴国辉先生所呼吁的那样，希望赛德克人能够书写自己的历史。台湾对雾社事件的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多样，有史学专著、报告文学、小说甚至是漫画，并且如今致力于雾社事件研究的人员不乏非史学研究工作者，如邓相扬先生。邓相扬先生是一名医生，但其深入赛德克族访谈、调查所得的研究结果《雾重云深——雾社事件后，一个泰雅家庭的故事》、《风中绯樱——雾社事件真相及花冈初子的故事》等成为雾社事件研究的重要材料。[5]由此可见，台湾对雾社事件的研究是越来越成熟的，并且颇受重视。而中国内地尚未有针对雾社事件研究的专著，多是在台湾通史等书中对此进行寥寥数笔的描述，并且观点比较一致。
一直以来，人们除了致力于还原真实的雾社事件外，更加注重讨论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林文德先生在其硕士论文《雾社事件影响赛德克三群间族群关系研究》中统计整理了事件发生以来官方、非官方、汉人、赛德克人对雾社事件研究的成果和主要观点。在官方方面，《雾社事件志》对此事件的发生总结出了十一条原因：“1.蕃人本性。2.莫那鲁道的反抗心。3.巴绍莫那对家庭的不满。4.吉村巡查殴打事件。5.警察纪律松弛。6.蕃妇问题。7.事件前待举的工程。8.雾社小学校寄宿舍建筑工程。9.不良蕃丁。10.本岛人的策动。11.人事上行政的缺陷。”[6]可见，官方的观点将事件的发生多归于赛德克人本身。台湾汉族人早期主要持抗日民族主义观点，即将雾社事件定位为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英雄之举，雾社事件的发生是源于日本殖民者的残酷压迫，此观点亦是内地一直所持的观点，而目前一些台湾学者亦认为这种观点是“汉化”的观点，因此呼吁赛德克人对此事件进行讲述。当前无论是台湾汉人还是原住民，均认为应当从日本殖民者对赛德克人文化及固有社会秩序的影响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在雾社事件中，既有大量的赛德克人被杀，又有不少无辜的日本妇孺丧生，赛德克人的出草有正义亦有非正义的一面。从历史发展大局出发，将此事件定位为反日斗争的光荣一部分虽没有太大的诟病，却使得我们远离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忽略了赛德克人在此事件中所想要传达的精神。日本殖民者对赛德克人的压迫除了带来生存上的威胁和精神上的侮辱，他们的入侵对赛德克人的信仰又产生了什么影响，赛德克人的出草是反抗、是维护还是骄傲的宣示？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通过阅读大陆和台湾方面的资料，笔者发现两者存在两个分歧之处，一是日军在处理雾社事件时是否使用了毒气，二是花冈一郎遗书真伪问题。
《誓不臣倭》一书写道：“日军竟不顾国际法的规定，用飞机投下大量毒气弹，致使起义民众大部分伤亡，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7]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周婉窈教授认为，日本军队在讨伐蕃人时使用了国际禁用的毒瓦斯，但尚未证据证明此事真伪。另一问题是花冈一郎、花冈二郎遗书。陈碧笙先生在《台湾地方史》一书认为盖遗书是伪造的，书中写道：“日警为了掩饰其‘理番政策’的失败，竟说发现了花冈一郎向日本表示忏悔的遗书，后经证明，这遗书是伪造的，因为人们在他的尸体旁边发现了另一封内容不同的遗书。”[8]周婉窈教授则认为此遗书是谁所写仍未确定，并未肯定是日方所伪造。我认为陈碧笙先生所提到的花冈一郎的另一遗书应该是周婉窈教授在其文章《试论战后台湾关于雾社事件的诠释》所提及的一郎在自杀前所留下的遗书，遗书的内容是：“花冈，在责任上，越考虑越觉得非如此做不行。在这里的是全部的家人。”[9]从这封遗书的内容看，实质也反映了花冈一郎在为自己的行为对日本和自己族人做一番解释，不能说他对日本方面没有愧疚。因此，无法仅仅因为发现了另外一封遗书就判定之前遗书属伪造。因此，只能说这个问题是尚未有定论的。
翻阅雾社运动的有关资料，笔者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一群被称为野蛮人的赛德克人没有飞机大炮、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就毅然决然地用生命证明赛德克族的骄傲不容践踏。在原住民的语言中，“赛德克”是“真正”的意思，“巴莱”则是“人”的意思。日本殖民者侵占了雾社的领土，强迫赛德克人改变原有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雾社事件或者就是赛德克人寻找真正的自己的勇敢之举。
参考文献：
[1]林文德.雾社事件影响赛德克三群间族群关系研究[D].台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2008.
[2]周婉窈.试论战后台湾关于雾社事件的诠释[J].台湾风物，2010，9，（60）：3.
[3]同上.
[4]林文德.雾社事件影响赛德克三群间族群关系研究[D].台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2008.
[5]周婉窈.试论战后台湾关于雾社事件的诠释[J].台湾风物，2010，VOL9，（60）：3.
[6]林文德.雾社事件影响赛德克三群间族群关系研究[D].台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2008.
[7]张承钧.誓不臣倭：台湾人民抗日史[M].北京：台海出版社，2002：163.
[8]陈碧笙.台湾地方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74.
[9]戴国辉.台湾雾社蜂起事件：研究と资料[M].东京：社会思想社，1981：461.转引自周婉窈.试论战后台湾关于雾社事件的诠释[J].台湾风物，2010，VOL9，（60）：3.
